“武大假學生”不能全怪學校

90後學生交15萬元“就讀”武漢大學4年，畢業時竟發現自己沒有學籍。近日，當事學生張鵬(化名)回憶這4年經歷，坦陳曾發現老師從不點我們6個人的名字。隨後，武漢大學黨委宣傳部正式回應稱：這是一起盜用武大名義進行的招生詐騙事件，將配合警方調查。

(5月24日《京華時報》)

筆者所工作的學校和武漢大學只有一街之隔，對“武大假學生”並非第一次耳聞。事實上，在武漢多所重點大學周邊，都存在著類似的招生詐騙事件；筆者也曾花費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帶領一位被虛假招生宣傳蒙蔽的學生及其家長走訪學校招生辦公室、宿舍管理中心，避免了一位“假學生”的出現。

作為招生詐騙的受害者，張鵬及其家庭不僅承受了巨大的物質損失，還面臨著更為深層次的社會割裂。幾年寶貴的青春時光過去了，到頭來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這樣的心理落差和相對剝奪感，讓張鵬一家承受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然而，“武大假學生”卻不能將矛頭全部指向學校，卻忽視了自己的疏忽和過錯。

作為昔日的高考失利者，張鵬原本“無緣”武大；只不過，在所謂“神通人士”的欺騙之下，缺乏規則意識和公共精神的張鵬一家成為了“花錢上名校”的受益者，家裏甚至還為此舉辦了酒席。試圖利用制度“漏洞”的機會主義一旦成功，將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的破壞。換言之，張鵬一家追求的不是真正教育公平，而是要實現不合理的利益訴求。

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和原子化、個體化的學生相比，學校通常處於一種強勢地位。在“同情弱者”的輿論壓力下，學校往往會承擔超越法律義務的無限連帶責任。在“武大假學生”事件中，武漢大學是否有工作人員存在著權力失范，還有待警方的調查；即使存在腐敗現象，招生詐騙事件並非校方所為，不能進行以偏概全地“一刀切”。

武漢大學在2000年由四所大學合併組建，校園面積大、師生人數眾多，學生宿舍也很分散，武大正規的統招研究生，也有居住在校外的。在社會流動迅速、異質性強的當下，武大在學生管理上難免會存在著“空子”，難免會存在邊緣地帶。在利益驅動下鋌而走險的人們恰恰利用了這些“漏洞”，將“武大假學生”當成一門生意。

不論是當下一些高校在學生管理中存在的短板與不足，還是公共治理上存在盲區、讓違法犯罪行為沒有得到及時、有力的規訓與懲罰，抑或機會主義盛行、讓高考失利者和坑蒙拐騙者形成了利益合謀，“武大假學生”並非個案，具有普遍的公共價值。因此，我們不能將“板子”全部打在武大身上，卻忽視不良社會心態和公共治理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