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屍火化”源於指標考核之“惡”

所謂全民火葬並不是必須完成的強制性任務，火葬也不宜以指標化形式攤派到基層，作為政績考核的依據。任何社會事務的管理一旦簡化為數字治標，很容易導致問題的異化。

廣西北流籍犯罪嫌疑人鐘某富以及廣東籍犯罪嫌疑人董某慶、何某明3人因涉嫌盜竊屍體罪，近日被北流市公安局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據了解，董某慶、何某明原為民政幹部，買屍火化是為了完成“任務”。身為民政幹部，居然做出如此行徑，全然置法律與社會倫理底線于不顧，他們應當為自己的行為付出沉重代價。

在譴責董某慶、何某明之餘，更需反思的是，這些年來，“連死人也不得安生”似乎成為一句現實箴言。不少地方陸續發生強迫村民簽訂火葬責任狀，甚至將死者遺體挖走並強行火化的事件。而據何某明交代，他還專門向鎮政府領導彙報，領導居然同意了這個方案。由此可見，“買屍火化”已絕非個體行為，而是為了應對火葬任務指標、個別地方政府公然作假應付的潛規則。

出於保護耕地、節省土地資源等需要，倡導火葬當然必要而緊迫，不過這理當通過移風易俗，逐步推動。國務院頒布的《殯葬管理條例》第二條明文規定，“殯葬管理的方針是：積極地、有步驟地實行火葬，改革土葬，節約殯葬用地，革除喪葬陋俗，提倡文明節儉辦喪事。”第四條規定，“人口稠密、耕地較少、交通方便的地區，應當實行火葬；暫不具備條件實行火葬的地區，允許土葬。”

也就是説，從法理上而言，所謂全民火葬並不是必須完成的強制性任務，火葬也不宜以指標化形式攤派到基層，作為政績考核的依據。任何社會事務的管理一旦簡化為數字治標，很容易導致問題的異化。

“買屍火化”正是這樣的異化産物，除此之外，指標化的火葬政績工程，還會讓執行官員濫用權力，官員們為了完成火葬指標，往往恣意而為——勒令所有居民簽訂火葬責任書，實施對“不聽話”民眾的懲罰措施；把公務員飯碗以及家人前途當作抵押，強行捆綁在指標完成與否上。於是，火葬“土政策”把一項本是為了造福民眾的公共事業，異化成了行政權力控制下的粗暴管理。一個個活生生、有不同感情思想的人，一個關於逝者走好最後一程的生命話題，成了一個個僵硬的指標。倡導變強迫，溫情變壓制，只會引發更多的抵觸與不滿，這正是火葬在一些地區推進困難的根源所在。

因此，我們必須還原殯葬政策的利國利民本意，徹底剷除畸形的火葬政績觀和粗暴指標化管理，而是要通過普及教育，循序漸進，逐步消除誤解，達成社會各界對殯葬改革重要意義的共識。如此才能讓殯葬政策推行得更加順暢，更符合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