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募捐豈能設“最低消費”

正科級6000元，正股（副股）級3000元，合同工2000元……這不是發獎金，而是東莞市大朗鎮教育募捐活動的“捐款參考標準”。這個由東莞市大朗鎮教育局發起的慈善募捐，自本月8日開展以來遭到了來自鎮政府基層公務員的質疑——教育募捐竟設“最低消費”？

（據8月18日《廣州日報》）

跟所有強制捐款的事後説辭一樣：地方部門坦誠“標準”確實有，但只是“參考標準”而非“執行標準”，實際操作時“一切還是以自願為原則”。這樣的解釋，不過此地無銀罷了：既然自願，何苦列個參考標準？又是表格、又是短信，這是“自願”的架勢嗎？這個參考標準，理據何在、為誰參考？

有趣的是，大朗鎮教育局還解釋了此“參考標準”的來歷：“沒説依據什麼來定這個標準，有領導捐8000元，圖個好意頭，下面就一層層來……我們也只是倡議而已。”好在領導捐的是8000元，要是一高興捐個幾十萬，那下屬都別活了，砸鍋賣鐵也來不及。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層層定價的捐款通知，究竟是不是“領導意思”、領導有沒有權力表達這個“意思”？二是如此揣摩“領導意圖”的通知，執行走樣中的“理解錯誤”，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再説，明知走樣而不聞不問，是否有心照不宣的默契？

捐款是好，強捐則大謬。一旦預設數字化政績目標，層層加碼的愛心，就可能成為以慈善為名的巧取豪奪。此前有媒體消息説，去年北京房山區某居委會曾有一位工作人員，為完成一個名為“博愛在京城”的捐助活動下達的指標，只得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一部分進行墊付。調查發現，房山區紅十字會與街道以及社區之間，存在層層攤派募捐指標的情況，如果基層單位完不成，則需要基層幹部掏腰包自行消化。凡此種種，並不鮮見。愛心捐款是沒有“最低指導價”的，真要分類定價下去，不過是權力攤派的遊戲罷了。這種飲鴆止渴的權力思維，起碼有兩重負面效應：一是愛心變味，令慈善背上惡名；二是驕縱了“權力融資”的非理性，但凡缺錢，都能一紙公文化解難題，程式正義被虛置。

教育捐款，口頭上稱自願，實則卻像強捐。好在一切有跡可循，“最低消費”也是究責的舉報信，就等著有人去拆開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