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升即走”折射出的教育錯位

時隔20年，清華大學“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再次進入人們視野並引發關注。今年4月，清華大學決定不再續聘外文系講師方艷華後，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畢業生、共計50多封4萬餘字的請願書，希望將這位“因全身心投入課堂教學導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師留在教學崗位。（7月29日《新京報》）

科研還是教學？這個問題本不應成為一個難以兩全的選擇，然而在當今中國大學校園，這兩個選擇卻成為一座現實選擇的天平兩端，科研任務常常成為佔據壓倒性優勢的一頭。究其原因，與近年中國大學學術評判標準剛性化、學術成果數量化、學術研究功利化有關。教師從學術水準高低的判定到牽係現實利益的職稱評定、職位升遷都與論文和項目相關，而科研項目的成果也常以學術論文的發表為展示，特別是在所謂“核心期刊”、“權威期刊”等刊物上的發表量為先。學術論文因此成為大學教師們保住教職甚至步步高升的“心頭肉”、“命根子”。與之相對，作為傳道授業解惑的育人本職，反而在毫無硬性規定、與職稱等毫無掛鉤的情況下，被置之於次要。

誠然，老師們精力有限，現行的大學人事制度也對教師教學品質並無明確的量化標準，我們不能以道德綁架來對老師的教學成果進行強制要求，也不能因噎廢食要求教師為保證教學品質減少科研任務。但大學的定位並不僅是一處科研院所，它也不僅只培養科研人才，還承擔了為社會培養形形色色高素質、高潛力人才的重任，一味強調教師的科研成果數量，並不意味著能培養出優秀符合社會各方面需要的學生。更甚者，在“以論文論英雄”的大環境下，教師們汲汲營營于論文數量，而忽視教學品質甚至論文品質的比比皆是。清華大學方艷華事件折射出的，正是中國大學現今對人才培養的價值錯位和教育責任感的缺位。

在筆者看來，剛性的學術評判標準並非不能加入柔性因素，教師的科研和教學任務也並非不能兩全，復旦大學施行的“學術代表作”制度就是一個相對緩和值得借鑒的做法。除此以外，還可根據教學的性質，將大學教師分為教研類和教學類，對教研類教師，當偏重科研水準和品質，而對基礎教學類教師，則應以科研和教學品質並重，引入學生對教師的評價機制，改變這類教師“非升即走”的生存狀態。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對教師的評價機制在很多大學早已有之，但大多流於形式，如何使之規範和科學化，如何衡定學生評價在教師教學品質中的比重，對教學品質的評定還需引入何種標準，都是需要各大學思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