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女教師重教學輕科研被清退 “非升即走”引爭議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學校重視教學教師科研壓力較輕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名老師稱，該校相對比較重視教學，每學期結束，學生通過網站對所選課程老師進行評估，內容包括授課方法、教案編寫、上課態度等十余項，以及簡短的評語，這些內容教師也均可看到。

與清華等大學不同的是，中青政並未實行“不升即走”制度，教師學術研究壓力相對較輕，可以把更多時間放在教學上。

在職稱評定中，科研成果還是職稱評定的重頭。科研成果包括論文發表數量，專著、科研項目數量等。一般升副教授需4-6篇，升教授6-10篇，其中還必須有“核心期刊”、“權威期刊”。

相較于科研成果的剛性要求，教師對學生的投入則沒有量化的標準。教師在學校的地位取決於職稱，而職稱則取決於論文及項目的數量。

該老師説，在評職稱的高壓之下，教師對學生的投入常要“憑良心”、“憑操守”，對學生投入再多的精力，評職稱時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有的老師重視教學，寧可不去評職稱，也不願到處去發表低品質的論文，那麼他的生存狀態則要看學校提供給他的寬容度。

復旦大學

引入“代表作”制軟化“非升即走”

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侯體健介紹，復旦大學2007年開始實行“非升即走”制度，但在實行過程中發現，此制度存在將學術研究數量化等弊端。種種數據化的剛性要求，使得青年教師很可能過度追求論文發表數量而忽略對品質的嚴格要求，使得學術變成浮誇攀比的競技場。

侯體健副教授説，於是，2010年，復旦大學開始試點施行“學術代表作”制度，並於2012年起在全校推行。顧名思義，此制度的評定核心是學術成果的影響力，即品質，而不是數量。

侯體健説，此制度的關鍵是，如何對教師的學術代表作進行評估。學校教師的職稱評定需要經過三輪投票，投票參與方包括全係教授，校外專家以及校學術委員會。“學術代表作”制度的引入，在以往的“非升即走”制度中加入了柔性因素，緩和了舊制度過度重視數量的弊端，更有利於教師安心做科研，下些真工夫。同時，有很多專業，尤其是文科專業，在實行“非升即走”這樣的硬性制度時，存在很多客觀阻礙。例如，中國古代文學、古文字學等專業，幾乎沒有國際核心期刊，古文字論文在國際上進行發表審核時也很難操作。而“學術代表作”制度則可以很好地解決此矛盾。

清華大學人事制度改革

1993年

清華大學開始人事制度改革的探索，提出“非升即走”實施方案，意在通過末位淘汰制優化師資隊伍，實現人才流通。

1994年

“非升即走”方案正式實行。

其中規定：初級職務在達到任職年限後三年內升不了中級；中級職務達到任職年限五年內升不了副高級者，“非升即轉或非升即走”。

1999年

清華大學實行有限期與長期聘用相結合的聘用制度，將“非升即走”制度化。

新制度強調：對新聘人員實行連續合同聘用，規定初級職務最多兩個聘期，中級職務最多三個聘期，如不能晉陞高一級職務則不再續聘；副教授以上經過一至兩個聘期後可長期聘任。

同年

清華又取消了新聘教師的任職資格證書，代之以具備明確聘期的教師職務聘書，聘任年限與合同聘用期限同步。

（1998年至2002年，聘用合同沒有續聘〈含未滿合同〉的教師佔簽聘人數的10.8%。至此，合同制逐步佔領“鐵飯碗”意識，在清華推廣開來。）

清華大學前任校長顧秉林院士在接受《文匯報》採訪時，對當時的人事改革制度的設想進行了通俗闡釋：“經過兩個週期也就是6年，如果你還沒有升職，那就應該離開。”由於現實“執行難度太大”，迄今為止清華的改革措施依然“相對平穩”。

1940年美國高校實施“不升即離”

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非升即走”並非清華原創。

1940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和美國大學協會聯合通過了《關於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的原則聲明》，提出廣為人知的“Tenure-Track”制度（又稱“up-or-out”，“不升即離”制）。

為了獲得終身教職，美國大學專職教師往往要經歷獲取博士學位、博士後研究（2-3年）、助理教授（至少5年）、副教授（3-4年）和正教授的發展“流水線”。在助理教授試用期內，若無職位晉陞，則必須走人；若達到評定標準，則有永久或繼續任職的資格，除非某些不可抗因素干擾。

清華大學方艷華老師的轉崗引發學生熱議。非升即走，本是一個名牌大學的通例，在中國則不行了？主要還是我們的觀念與制度建設。一個老師，沒有科研，很難説可以搞好教學。我們不能因為個別人教學能力強而懷疑這一制度。網友河南工業大學教授劉廣明

職稱評定的標準、導向是有問題的。教學、科研還是應該有所區分。一些專業的學術論文，甚至包括大部分縱向課題，究竟有多大價值？過分強調這些所謂的科研成果，而忽視教學效果，是否有違“教師”這個職業的核心價值？這些是政策制定者應該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