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富人購買了很多西方國家富翁品味的東西：藝術品、灣流私人飛機、DRC葡萄酒和愛瑪仕手袋。但微軟（MSFT）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認為，他們還沒有接受一個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慈善。比爾·蓋茨在接受採訪時呼籲中國的富人多做慈善，認為中國缺乏系統性慈善行為，並稱政府應考慮對慈善採取政策鼓勵，例如減免稅收。

在大多數情況下，奢侈品還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生活必需品與奢侈品的主要差異就在於，前者服務於人的生物功能，滿足人們的基本生理需求；後者購買的是一種身份與認同。具有高人一等的品質和昂貴得讓絕大多數人“只能艷羨，無法擁有”的價格，理所當然成為奢侈品體現其存在意義的首要條件。越來越多的中國富裕人群進入了西方頂級品牌的視野，這與現階段中國文化和國人的炫耀性消費心理分不開。富裕人群的膨脹，必然導致高檔消費行為在各地的迅速增多，其榜樣作用也漸趨明顯。越來越多的人出於從眾、攀比和身份的需要，逐漸從接受、購買到養成習慣，導致奢侈品消費者驟增。

消費什麼，如何消費是一門學問。如同鮑德里亞所言，消費社會也是一個學習消費的社會，是消費的社會培訓過程。馬克斯·韋伯指出，只有當人們普遍能心懷感激與敬畏地對待財富，用正當合理的手段創造財富，以有利於社會的方式使用財富時，一個社會才會具有與現代文明相稱的財富倫理水準，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良性運作才成為可能。所以，敗壞的人心不可能創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産品，也不可能建構“好的市場經濟”，相互為惡、不擇手段的傳統利害觀、財富觀隨時有可能成為財富的毀滅之源。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必須學會如何看待財富、追求財富和支配財富，共同建設健康的財富倫理和市場倫理。每一個消費者，尤其是富裕階層都應當從自己做起，承擔起消費者的社會責任，倡導責任與文明的新消費觀念，在全社會樹立起理性消費的新風尚。

與國外相比，我國慈善事業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在普及性上還有較大差距，公眾參與率較低。資料顯示，我國志願服務參與率僅為全國人口的3%。據介紹，美國的慈善捐贈10%來自企業，5%來自大型基金會，85%來自全國民眾。我國慈善落後的根本原因在於法制欠完備，慈善事業遭遇的最大尷尬是缺少制度和文化的“設計”。因我國現有慈善機構大多依附於政府機關，主要依靠政府勸募，而慈善資源的動員力量弱小，民間救助的存在和發展舉步維艱。人們所熟知的“諾斯悖論”，描述的是國家與社會經濟相互聯繫、相互矛盾的關係形態，即“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吊詭的是，在重重慈善醜聞的重創下，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慈善機構的公益性。

面對日益下滑的慈善公信力，如何挽回慈善事業的“生命力”？正如美國卡耐基基金會前主席盧塞爾説的那樣，“慈善事業要有玻璃做的口袋”。所以，鼓勵中國的富人多做慈善，一方面固然需要富人樹立良好的慈善形象，另一方面慈善機構自身也要有良好的形象，這有賴於政府的制度設計，更有賴於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筆者以為，發展慈善事業，必須從根本上改觀捐贈者、社會公眾與慈善組織之間的不完全資訊博弈態勢，增強慈善的透明度，確保慈善事業的公益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