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量進口致大豆産業陷困局 進口商陷"違約尷尬"

近日，中國進口商大豆合同違約事件鬧得沸沸颺颺。多位專家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對外依存度過高，且中國缺乏對大豆的定價話語權，是導致近期中國大豆産業陷入尷尬的主要原因。

危機

進口商陷“違約尷尬”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4月中旬，國內多家大豆進口商出現違約的消息突然傳來：業內多家大豆進口商因無法從銀行獲得信用證，導致入境的大豆無錢支付，目前已有50萬噸大豆合同違約，涉及金額3億美元。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目前看來，大豆進口商違約潮才剛剛開始。有14條船(巴拿馬型貨輪)面臨違約，其中6到8條船沒開信用證，另有6到8條船還在海上漂著，還有二三十條船計劃違約。一艘巴拿馬貨輪通常能運5萬到6萬噸的大豆，這些船合計運貨在200萬噸。

“6月份大豆過剩將更加嚴重，前期2、3月份過量訂購的巴西大豆和美國大豆一起抵達中國港口，中國買家消化不良將更加嚴重。”一位貿易商對記者表示。

隨之而來的違約情況也將更加嚴重，對於進口貿易商來説，隨著過量的大豆進口，今年一季度，榨油損失在每噸300到400元，相比較下，如果在一船巴拿馬型貨輪裝載的貨物上違約，通常損失300萬到350萬美元的保證金，但是如果用這些高價大豆在國內榨油，經濟損失只會更大。

中國海關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3月份我國進口大豆入境平均價格為585美元/噸，較2月份價格上升6美元/噸，連續第3個月環比上升，折合入境完稅成本約4285元/噸。

“目前市場行情，我們吃進此前計劃的所有大豆，損失在2億元左右，即使這樣也必須履約。”山東晨曦集團董事長邵仲毅坦言，大豆行業圈子很小，一旦違約，就會被上游供應商列入黑名單，同時也會破壞與下游客戶的合作關係，如果要長期經營大豆，根本不敢違約。據了解，晨曦集團去年全年進口大豆748萬噸，位列全國第一，佔到中國大豆進口總量的12%。

邵仲毅説，一些剛涉足大豆圈子的貿易商，不排除會因無法承受損失，寧願違約放棄大豆業務的可能。令他擔憂的是，在此次大豆違約危機中，一些貿易商以及大豆産業鏈條上下游的新客戶受到衝擊，可能會影響市場供需關係，進而影響國際大豆價格。

在邵仲毅看來，出現大豆違約危機的根源在於中國在大豆方面缺乏定價話語權。雖然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但卻毫無討價還價的權利，美國才是全球大豆名副其實的定價中心，美國農業部定期發佈的産量報告成為全球大豆期貨價格運作的風向標。而價格的劇烈波動最終將危及我國的食品産業安全。

癥結

對外依存度過高

事實上，中國的大豆對外依存度一直很高。從去年來看，我國進口大豆佔整個市場大豆供應量的85%，在國內流通市場上，90%以上的大豆油原料均為進口大豆。

一位貿易商向記者透露，由於無法承擔強行“吃貨”帶來的損失，一些進口大豆船貨被“洗船”，也就是轉賣給其他買家，這樣企業就不用支付罰金。

黑龍江省大豆協會副秘書長王小語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洗船”現象主要是因為我國的大豆需求量和進口量並不相稱。1996年，中國進口111萬噸大豆，到2013年增長到6337萬噸，增幅超過50倍，與此同時，中國的油脂需求量卻沒有增長這麼快，存在過量進口現象。

2013年，全球大豆的消費量是2.694億噸，中國為7557萬噸，佔全球消費量的28%左右，同期中國人口占全球總人口18%左右。有關專家認為，中國對大豆的實際需求應該在5000萬噸左右，我國實際大豆進口量超出需求2000多萬噸。過量的進口也壓制了國産大豆的提升空間，還對沿海地區加工企業的獲利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和阻礙。

2004年，作為國際大豆貿易定價基準的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期貨價格劇烈波動，不少中國壓榨企業高價採購大豆。此後大豆價格驟降，部分中國企業的大豆還沒運到岸，企業就已支撐不下去，特別是民營企業無奈採取了違約行為，放棄原先在高價位簽訂的採購合同和定金，外資趁機廉價收購。

王小語認為，今年的違約風波和2004年的不同之處在於部分企業採取了“洗船”行為，這是一種國際貿易的融資手段。但是，將進口大豆這種正常的貿易行為變成融資手段是一種惡性的獲利方法，是銀行等金融機構所不希望看到的。

“企業不從加工上面想辦法解決資金問題，就已經不是實體經濟了。”王小語表示，這種轉賣行為同時增加了銀行的潛在金融風險，又缺乏有效監管，應該引起相關部門高度重視。

應對

多措並舉爭奪定價權

邵仲毅認為，擁有大豆定價權更有利於維護國內的糧食安全。包括向大豆進口商提供補貼，提高行業準入門檻、加強國內企業的聯合和建立自己的大豆期貨交易機構、抱團爭奪大豆定價權等。

邵仲毅説，此前國家在進口環節提供象徵性補貼，但他希望能夠提高補貼或減稅的力度，以提高國內大豆貿易商的競爭力。同時，他建議在上海自貿區或國內其他地區建立一個類似于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機構，以競爭大豆的定價權。此前，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國，掌握了大豆期貨的定價權，但隨著巴西、阿根廷等國大豆産量、出口量的提高，晨曦等國內進口商的大豆大多都來自巴西、阿根廷，國內已經有條件競爭大豆定價權了。

據有關專家介紹，2008年10月，因為進口大豆佔據了定價話語權，中國出臺了臨時大豆收儲價格政策，這也是我國大豆産業爭奪定價權的“第一戰”，目的是保護豆農利益，縮短自主大豆産業受國際大豆價格衝擊的時間週期和幅度。但是，臨時收儲價格客觀上也會受到國際大豆價格影響，作用會受到一定稀釋。

而且，臨時收儲政策也未能有效穩定住主産區的大豆種植面積。數據顯示，作為主産區的黑龍江大豆種植面積在過去四年裏猶如坐過山車一樣驟減，從2010年的6735萬畝縮減到了2011年的5193萬畝，再到2012年的3899萬畝，再到2013年的3105萬畝，總共縮減了一半以上。對農民而言，種植大豆利潤不高的難題仍未解決。

為了進一步爭奪話語權，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將啟動東北和內蒙古大豆目標價格補貼試點。所謂目標價格補貼，是指在市場價格過高時補貼低收入消費者，在市場價格低於目標價格時按差價補貼生産者，切實保證農民收益，提高農民的種植積極性。

王小語認為，在更多細則出臺以前，國際大豆企業可能會採取一定的對應措施，例如國際企業或許會利用政策出臺前的空檔期大量提高對華大豆的輸出量，造成國內大豆價格下跌，從而導致國內大豆種植量進一步減少。

多位專家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均表示，在這種大環境下出臺目標價格補貼制度，也不一定能夠“一招制敵”。最理想的扶持政策，應該是一套從種植到加工，再從加工到流通的全産業鏈的“組合拳”。

王小語説，如果目標價格補貼政策實施後能穩住種植面積，原料供應就會逐漸充足起來，相關部門或將針對市場採取進一步手段，以推進加工企業開工生産，如此一來面對國際企業的衝擊，或許就不會束手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