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鴻：東嶽廟服務信眾 創建和諧道觀

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發展迅速，大量國際文化流入我國，對我們的文化發展起到了不少的作用。然而，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卻也在不知不覺間流失。以宗教為例，道教起源於我國，道教文化久遠而深邃，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民俗、歷史人物、佛教等等方面的文化，單單在誦經所需的樂器上，便以失傳了不少。

歷史文化的保護需求非常迫切。北京東嶽廟的現任住持袁志鴻道長青年入道、兩次受籙，在中國道教協會教務部門主持工作余載，他幾乎走遍了我國所有的道教宮觀，翻閱了無數的道教經典，用心研修道學，立志闡揚道教精髓。為道教文化的保護與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袁道長自入道以來，既向書本典籍學習，也向實踐學習，向各地宮觀的高功大德學習，從而奠定了他紮實的道教學術功底，成為當代道教界為數不多的學者。袁志鴻道長在報刊雜誌上先後發表文章數十篇，著有《道教神仙故事》等著作。“我的專業就是道教教務，這是一項涉及面很廣又很複雜的業務，如果不學習，真的是無法工作。”袁道長坦言，他著書的過程是對道教教義和文化精髓學習、思考、理解、認識、實踐的過程。

因為長期負責中國道教協會的教務工作，袁志鴻道長熟悉道教界的內部情況，身處道教發展的洪流之中，時時有所感觸，他的作品大多針對道教發展的具體問題，言之有物。袁志鴻道長對自己所信仰的道教的發展前景非常樂觀，但對當代道教界出現的問題又非常擔憂。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處在社會轉型期的道教界出現了“庸俗現象”，對此，袁志鴻道長疾呼：“宗教就是宗教，道教宮觀是宗教活動場所，不是企業經營單位，即使名山勝地中的道教宮觀場所也不應刻意去為旅遊經濟服務。”袁道長借用南北朝著名道教改革家寇謙之的“清整道教”一語，清晰地表述了他對中國道教現代轉型的認識和期盼。

2009年初，北京市宗教局申建軍局長來到東嶽廟看望道長們，對袁志鴻道長的學識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説，袁道長是道教界的學術帶頭人，希望他在辦廟方面成為全國的帶頭人。我們也希望，袁道長用他的學識，為道教的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

北京東嶽廟的歷史從元延佑年間開始書寫，在歷代更替交錯時期，遭受了多次劫難，到新中國成立初期亦遭受了劫難。在文革時期不少文物遭受到毀壞，令人深感惋惜。北京東嶽廟是著名的古道場，但近代以後一直被佔用。在黨和政府的關心下，經與相關部門協商，2008年1月14日，東嶽廟恢復為道教活動場所，袁志鴻道長率道士入住這座古廟。袁志鴻道長反覆強調東嶽廟必須“道是道，廟是廟”，必須堅持不懈地致力於“道團”專業能力和素質的提升，如法如儀地開展道教的科儀活動。袁志鴻道長領導的東嶽廟廟務民主管理委員會，始終注重制度建設，強調以制度管人、管事、管錢、管物。袁志鴻道長表示，強化制度管理，不僅是東嶽廟現實的需要，更是道教界建設純正道風的需要。

現代叢林應擁有高素質的教職隊伍，東嶽廟場所籌備伊始，袁志鴻道長就注重高起點選拔人才，同時，他也注重用博大深廣的道教文化吸引青年人。如今，東嶽廟道士中有4位擁有學士學位，其他的也主要是大專學歷，年輕化、知識化的道士成了東嶽廟教職隊伍的主體。同時，袁志鴻道長不忘進一步加強對年輕道士的專業培養，東嶽廟自2008年3月正式開放以來，已陸續開辦了3期科儀技能培訓班，聘請科儀專家來道觀授課，使東嶽廟科儀組在實際操作中做到技能嫺熟，內容豐富，流程規範。

袁志鴻道長于1982年進入江蘇茅山從事道教事業，協助老道長們管理茅山的道觀。當時，袁志鴻道長憑藉自己年輕，有使不完的勁，一方面不停地和地方政府相關部門溝通協調，一方面帶領道眾搬木運石，恢復道場，修復道觀。1985年，茅山道教協會成立，袁志鴻道長被選舉為副會長兼秘書長。每當回憶起那段時光，袁志鴻道長的夫人總是感嘆袁道長當時的繁忙，“每天基本上見不到人”。正是憑著這股鍥而不捨的精神與幹勁，袁志鴻道長使茅山宮觀在僅開放一兩年的時間裏，道教徒的生活就得以自養，還能自籌資金維修宮觀殿宇。袁志鴻道長常説：“我慶倖自己接觸了道教，並將其教義精神作為自己信仰的支柱。”因此，無論袁志鴻道長管理哪座宮觀，都將道場的神聖性放在首位。

每月農曆初一、十五及重大道教節日，東嶽廟都會舉行法會，這成了東嶽廟恢復開放後的一道新的信仰文化景觀，獲得了社會的好評。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東嶽廟舉行了為期10天的“祈祝奧運吉祥、國家昌盛、社會和諧、人民幸福”的道場法會，為國家、為奧運祈福；2009年，在新中國成立60週年之際，袁志鴻道長帶領東嶽廟的道士們精心籌劃，隆重舉行了為期10天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華誕祈福迎祥大法會”，祝願國家強盛、經濟繁榮、社會和諧、世界和平。

道教是唯一起源於我國宗教，歷史悠久。北京東嶽廟始建於元延佑年間，道教作為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大宗教，各個民俗故事深入人心，甚至延伸到節日當中。自古以來，便與我國的統治者及平民階級有很深的淵源。帝王們經常到北京東嶽廟進行參拜、祭祀等等，平民亦經常去祈禱還願。

道教教義在封建社會時期便已經存在了男女平等這樣先進的思想，這是不可多得的。也因為道教先進的教義，並且善於吸收各類優秀文化，道教的發展相當迅速。到明清時期，帝王們更是冊封北京東嶽廟為官廟，進一步加深了東嶽廟與官場的聯繫。

文革期間，北京東嶽廟不少文物古跡被毀。值得慶倖的是，在黨和政府的關心下，經與相關部門協商，2008年1月14日，東嶽廟恢復為道教活動場所，袁志鴻道長率道士入住這座古廟。輕煙嫋嫋的古剎再次步入了歷史發展的河流。政府興建了民俗博物館，並且修復了大量的古跡。

現任住持袁志鴻道長追憶流年，稱自己是道教文化的受益者，更是道教的守護者。作為東嶽廟的當家人，袁志鴻道長一心想著如何管理好東嶽廟，如何為信眾服務。值得一提的是，袁志鴻道長對於政府能將東嶽廟歸還道教界始終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在北京市朝陽區民宗辦的領導下，東嶽廟廟務民主管理委員會已與朝陽區文委共同連續舉辦了兩屆東嶽廟春節文化廟會。

在對東嶽廟的管理工作上，袁志鴻道長始終堅持將廟務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僅主動規範燃香規格，而且注意燃香點的安全管理，各殿堂內、外燃香點都有專人看護。衛生方面，袁志鴻道長領導的廟務民主管理委員會採取了由點及面的方式，各個殿堂、香爐、法物流通處的工作人員都各司其職，中心區域則有專職保潔工負責，不留盲點，保證了廟區環境衛生。

袁志鴻道長還通過多種渠道，積極弘揚道教有益社會的文化精神。在今年東嶽廟廟會的“百姓講壇”上，他們為來東嶽廟的香客遊人宣講了道教養生理念。今年初，廟務民主管理委員會經過努力和協調，要求北京市民俗博物館將原懸挂在東嶽廟岱岳殿周圍的福牌清除，代之以道教有益於社會的警句、名言等內容，讓來廟群眾直觀地感受道教傳統文化精神，引導正信，提升民眾修養，發揮宗教的積極作用。

由於歷史原因，目前，北京東嶽廟與北京市民俗博物館共處一院，針對當前的特殊情況，袁志鴻道長帶領廟務民主管理委員會，遇事主動與博物館有關人員溝通協調，並經常教育教職員工要一切從大處著眼，積極致力於東嶽廟的和諧穩定。為東嶽廟能夠更好的服務信眾，袁道長帶領弟子為創建和諧道觀而不斷努力著。

北京東嶽廟位於北京市朝陽門外大街的北側，原是道教正一派在中國華北地區的第一大叢林。在元延佑年間，張道陵的三十八世孫張留孫被元成宗封為玄教大宗師後，深感當時全國各地都有祭祀東嶽大帝的東嶽廟，而大都卻沒有，於是便出資在齊化門外購置了土地準備興建。但未及開工，張即已去世。其弟子吳全節繼任為大宗師後，繼續推動了建廟事宜，最終在至治二年（1322年）正式開工建設，到第二年（1323年）落成，被朝廷賜名為“東嶽仁聖宮”。

各大宗教的歷代住持歷來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因素，住持的德行高深，往往會吸引眾多信眾前往學法。道教亦不例外，北京東嶽廟歷代住持為我們展示了首都道教的風範。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當時廟裏的華明馨住持阻止了薩震德屠殺當地的居民惡行想法，紳商百姓對華住持非常感激，聯名給他送了一塊長六尺、高二尺、黑底金字、周圍繪著龍飾的陽文大木匾。匾上刻了“大德曰生”四字。華表示不敢接受，於是就在“大德曰生”四個字的正上方添了一個“獻”字，表示是供獻給神靈的。這塊匾後來挂在育德殿的正面。

現任北京東嶽廟的住持青年入道、兩次受籙，在中國道教協會教務部門主持工作20余載；他幾乎走遍了我國所有的道教宮觀，翻閱了無數的道教經典；他既有深厚的道教教義傳承，又有實際的道教工作經驗；他是正一派道士，卻參與了改革開放後全真道所有的傳戒活動。他就是中國道教協會副秘書長、教務處主任的袁志鴻道長。

走進袁志鴻道長的辦公室，發現這裡與北京東嶽廟高大宏偉的殿堂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房間裏除擺放下一張書桌和一個書櫃之外，僅剩下供一人行走的通道，書桌上堆放的書籍幾乎把1.8米身高的道長湮沒。這裡是東嶽廟殿堂後的一排簡易平房，雖已是春和景明的4月，房屋內卻寒冷依舊。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自2008年1月以來，袁志鴻道長帶領著東嶽廟的道士們與相關單位溝通協調、建章立制、做好廟務、接待信眾，向公眾展示了東嶽廟及首都道教界的良好風貌。

袁志鴻是順德榕桂鎮退休校長，自1996年開始，連續十年不間斷扶助社崗村貧困學生60人，扶助資金共6萬多元，社崗村民、幹部一談起袁志鴻無不誇讚。

1996年飛來峽鎮社崗學校與順德榕桂小學結成手拉手學校。袁志鴻獲悉社崗學校一些學生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小小年紀就輟學，他深感惋惜和同情，於是決定每年資助4位貧困生學費，每學期每人200元。十年來，他共資助貧困學生學費3.2萬元，並且每年兩次到社崗學校和貧困生家中進行家訪，鼓勵貧困生努力學習。

袁志鴻不僅自己掏錢幫助貧困學生，而且還發動身邊的師生和親戚朋友有錢出錢、有物獻物，參與扶貧助學活動。4個親戚朋友也在他的熱心動員下，在社崗學校扶助20名貧困生，資助金額達2.8萬元。

10年來，在袁志鴻及親朋好友的資助下，社崗村的60名貧困學生已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有些學生已進入高中就讀，有些在奔康致富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歷代主持的德行甚高，感化著世人，展示著首都道教的風範。

北京東嶽廟是元、明、清歷代帝王所注重的宗教場所，多次有帝王前去拜祭，與帝王、官場結下不解之緣。從明代開始，便被敕封為官廟。正因為是官廟，東嶽廟與宮廷的關係十分密切，近代也演繹了不少傳奇故事。

北京東嶽廟裏有禦座房專供帝、後來廟時休憩。帝、後去東陵祭祖時，出朝陽門外，東嶽廟是第一個茶站。在封建時代，嬪妃選進宮去，同家裏親人很難見面。但嬪紀隨同帝、後去東陵祭祖，路過東嶽廟時，便可約家人會面。當皇帝、皇后駕臨東嶽廟時，廟裏的正、副住持都要穿上帶“補子”（道袍上繡飛雀以表明品級）的道袍、朝靴，手持“手香爐”跪在山門外兩旁接送。皇帝來時自帶寶座，走時帶走。宮裏太監也常來廟傳差、辦事，有差的不用招待，沒差來時，由廟裏招待。清末時有幾個太監，如安德海、李蓮英、張德福等都常到廟裏來。民國十三年(1924)溥儀離宮時，有幾個太監出宮後不願意回家，就住在東嶽廟裏。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在未進北京以前，北京齊化門(即今朝陽門)、東直門、東便門一帶的居民在“保清滅洋”的口號下，紛紛參加了義和團。就在東嶽廟的弓房裏設壇、練武，有的團勇就住在廟裏。義和團失敗以後，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它的前站就住在東嶽廟的後樓和東西跨院。前站包括德、法、日三國的軍隊，指揮是一個德國人，名叫薩震德。他們把廟裏歷代傳下來的文玩、書畫、經卷、祠堂裏的畫像以及所存的珍貴物品洗劫一空。只有成親王寫的八扇屏沒有劫走，因下面落款寫的是“皇十四子”(外國人不知皇十四子是誰)。他們把要掠走的東西都列成表，強迫當時廟裏的華明馨住持簽字，當作贈品。薩震德還對華住持説：“齊壞(化)門，沒有好人，他們殺了我們的人。”惡狠狠地表示要屠殺當地的居民進行報復。華住持對他説：“你們不要冤枉好人，你們做事要留德行。”薩震德聽了以後，沒有逞兇就走了，齊化門一帶的居民因而避免了一場大災難。

八國聯軍走了以後，齊化門、東直門、東便門、關廂的紳商百姓對華住持非常感激，就聯名給他送了一塊長六尺、高二尺、黑底金字、周圍繪著龍飾的陽文大木匾。匾上刻了“大德曰生”四字。華表示不敢接受，於是就在“大德曰生”四個字的正上方添了一個“獻”字，表示是供獻給神靈的。這塊匾後來挂在育德殿的正面。

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動蕩大轉變的時期，清末封建社會垂死的掙扎，資本主義新概念的注入，無數愛國人士希望為中華民族尋找到一條新的道路。這個大轉變的時期，各種階級力量的共存，導致了社會空前的動蕩格局。北京東嶽廟也在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中，經歷著戰火的洗滌。

民國軍閥混戰期間，不管是誰佔據了北京城，都要在東嶽廟駐兵。壬子年間(1912年)，軍閥曹錕第三鎮在東嶽廟裏駐軍，管帶叫劉文明。那年正月十二日朝陽門外兵變，搶劫了廣隆當鋪，劫後起火，火勢向東蔓延，眼看要危及東嶽廟。當時廟裏鐘、鼓兩樓裏都存放有軍隊炮彈，如果燒到這裡，方圓一里內勢必炸成火坑。劉找到廟裏住持華明馨商議，叫道士們趕快收拾財物躲到安全地帶去。華住持説：“一般道士可以出去躲一躲，主要負責人不能走，應與廟同歸於盡。”不料火燒到廟西鄰香蠟鋪處就熄滅了，大家認為“這是廟裏大帝顯聖”。那些住在東嶽廟裏的官兵看到七十二司儘是些因果報應的故事，也覺觸目驚心，所以他們在廟裏不敢胡作非為。有的一心想陞官發財，便在廟裏求神許願。

東嶽廟在明、清兩代香火極盛。東嶽廟廟大神多，“善男信女”不論是求福、求壽，還是為消災除病、報冤雪恨的；或是五行八作企求生意興隆的，都到東嶽廟來燒香求神。東嶽廟所在的朝外大街地處東通通州東八縣和天津的交通要道，是個熱鬧的城鄉集市，人們來燒香，又可趕集。這樣，東嶽廟的香火也促進了朝外大街的繁榮。當時朝外大街有些商店遠近聞名，如永星齋的糕點、泰源亨紙店、寶記茶莊、元順永油鹽糧店、聚樣益布店、梧樹樓首飾店、元發鐵器鋪、天馨樓香蠟鋪等。這些商號在當時多是隨著供應香客的需要而發展興隆起來的。

這大概也得益於不少官紳名士的拜訪，例如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大軍閥曹錕的一個劉姓的老婆，住在天津英租界，她來北京東嶽廟進香許過願，要重新油飾彩畫東嶽廟。她出錢由廟裏經修，前後兩次花了大約現洋三萬元。另外，東嶽廟獨有的六根旗桿因年久失修，是一個叫松佑亭的施主重新給旗桿披麻、挂灰；後來又由梅蘭芳把這六根旗桿從上到下全用鐵皮包上，以防腐朽。想來這也是當時的名人效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