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坦廠鎮陪讀老人:一批走了,暑假過後又來一批

發佈時間: 2018-04-18 10:42:50 |來源:中國青年報 |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 孟君君

 

最後的考場

很難説得清,這間十幾平方米的糧油店,究竟容納了多少老人的笑聲和渾濁的眼淚。

它距離被譽為“亞洲最大高考工廠”的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廠中學僅一墻之隔,陪讀老人是店裏最準時的客人。每天下午2點前後,逼仄的小店就被彎腰駝背、穿著袖套圍裙的老人塞滿。坐在麵粉堆、舊木桌以及自帶小板凳上的老人絮叨著家長裏短,有人説起孫子的趣事,有人嘟囔兒媳婦不孝順,也有人掰著手指又數了一遍孫女高考的日子。

時針指向下午4點半,老人們準時離開,有的鑽進住了28戶陪讀家長的四合院,有的消失在建滿各式“學生公寓”的街道拐角,孫輩就快放學,他們得回家準備晚飯了。

店主高緒琴也是他們中的一員。這個67歲的老人在毛坦廠已陪讀14年,14年裏,她先後陪著3個孫輩在毛坦廠中學讀完高中。今年,外孫女即將高考,高緒琴終於要回家了。

她記不清,小鎮何時多了一茬兒又一茬兒的陪讀老人。這些素不相識的老人從附近街道的角落湊過來,和她一起聽廬劇、聊天,如今,每天都有10余個老人前來。

他們叫不出對方的名字,卻熟知彼此的經歷。

用高緒琴的話説,幾乎每個老人的故事都是相似的。他們大都來自農村,許多人還不識字。為了在外務工的子女安心賺錢,老人承擔了陪讀的責任。那些被陪讀的孩子,也多是他們一手帶大的“留守兒童”。

這個龐大的群體難以統計具體的數量。他們中,有的年紀86歲。有老人一陪讀就是14年,還有老人前後陪讀20年,送走了8個孫輩。

這裡少有背井離鄉的漂泊感,“留在老家幹啥?老骨頭一把,農活也做不了了。”一位陪讀奶奶語氣很堅決,“我一點兒也不想家,我只怕給兒女添麻煩。”

“這裡用得上我”

糧油店開在小鎮的學府路上,向西不到百米,就能走到毛坦廠中學的老北門。貼著學校墻壁而建的學府路彎彎繞繞,各色商鋪和越蓋越多的“學生公寓”擠在一起,數以萬計的學生和陪讀家長在這裡居住、消費,最終變成小鎮GDP裏不斷上漲的數字。

68歲的胡宜霞便是其中之一,早上,她是糧油店的顧客,下午是聊天聽戲的主力軍。

對這個安徽農村老人來説,晚年離鄉並不是值得悲傷的事情。一年前,當她又一次坐上汽車,離開幾十公里外的老家時,她沒有哭,甚至還帶著笑。

“這裡用得上我。”她説。

事實上,漂泊的感覺胡宜霞並不陌生。為了全家老小的生活,她去過六安,也到過合肥,洗過碗、養過豬、還種過大棚蔬菜,後來,歲月一點點把她的腰壓彎,工廠不再收留這個老人,她回到了記憶裏有些模糊的家鄉。農具變得沉重硌手,她幹不了農活,成日嘆氣。

這一次,遠在江蘇打工的女兒在電話裏問她,能不能去毛坦廠照料外孫女的生活,電話這頭的胡宜霞直點頭。

她很清楚女兒的處境,“在外面打工的,幹一天活兒才能有一天的錢,不幹了回來陪讀,家裏要用錢咋辦?”

“這個活兒輕鬆,就洗洗衣服做做飯”。胡宜霞在電話裏讓女兒放心,“我一個人沒有問題。”

70歲出頭的楊雲覺得,在陪讀這件事上老人沒有立場説“不”。幾年前,大孫女在毛坦廠中學就讀,孫女一再央求奶奶能去陪她,可楊雲正準備做心臟手術,自己從小帶大的孫女在電話裏撒嬌,她就在電話那頭流淚。

手術要花好幾萬元。在合肥的醫院,她不止一次想“死在這兒算了”,“辜負孫女又浪費兒子的錢”。每想一次,就哭一次。

後來手術成功,身子還沒養利索,她就到了毛坦廠鎮。孫女即將高三,緊趕慢趕,她總算趕上了。

只是,孫女沒能考上本科。老人説,這是自己這輩子“最大的過錯”。

臉上溝壑縱橫的李玉不敢犯這個錯。孫女今年高三了,她第一次離開住了70多年的家鄉,翻山越嶺來到毛坦廠鎮。皖西地區山脈綿延,中巴車拐了幾個彎她就認不得回家的路了。

李玉説自己不想家。

她不清楚家離這兒到底有多遠。這個老人只知道,“回家”意味著往返100多元的車票。她捨不得。在2元錢只能買到5個青椒的毛坦廠鎮,一切有關錢的事,“都是大事”。

儘管從未親眼見過,但她曉得兒子一天要幹十來個小時,工廠裏大白天也開著燈,車間到處都是人。兒子的活兒多,又累又苦,還不敢請假。從月初忙到月末,才能換來她和孫女賴以為生的鈔票。

“你能看到的,都是身體健康、能來陪讀的老人。”李玉的鄰居、一位陪讀媽媽説:“我也想出去打工掙錢啊。在這兒陪讀只出不進,我著急啊,但實在是沒辦法。”

她和李玉居住的四合院裏,共有28戶陪讀家長。其中,陪讀奶奶佔了近一半。四合院挨著學府路,因為地利頗受陪讀家長的歡迎。院裏吃水都靠水井,廚房和廁所各有1平方米。院子的空地,搭滿了朝著各個方向的晾衣桿。

四合院的正東方向住著陪伴了8個孫輩讀書的李認真。20年前,54歲的李認真在家鄉開始了自己的陪讀生涯,為孩子做飯洗衣一幹就是20年。李認真説,自己大字不識一個,別的事兒也做不了,就這事還能做,“我見不得孩子累。”

因為暈車,她極少回老家。她有意隱瞞了白內障和高血壓症狀的嚴重程度,害怕兒子把她“攆”回去,不再讓她陪讀。她“家”的門口壘著木屑和廢沙發的墊子,這些都是李認真閒暇時拾荒來的,為的是燒水能更快點,讓孫子少等一會兒。

東北角則是高緒琴的“家”。她已經記不得在毛坦廠的14年裏,自己搬過幾次“家”了。不過,這次搬“家”她極其滿意,四合院是平房,“不用爬樓梯了”。她的腿腳這幾年變得異常腫大,腳脖子腫得像個桃子,老人要做生意,不願意在供貨商和客人前露怯,她套了兩層秋褲,把變形的腿裹得嚴實。

14年前,她開始照顧在毛坦廠讀書的大孫子。那時,毛坦廠中學還不是今日的“高考工廠”,學校只有如今的“一半兒大”,校外農田一片兒接著一片兒,50歲出頭的高緒琴覺得自己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氣。驟然離開田地的她不願憋在幾平方米的出租屋裏,“幹不了活,掙不了錢,還要花兒女的”。

女兒替這個不識字的老人盤下了糧油店,又教她算賬、進貨,學了幾次她就親自上陣,讓女兒外出打工去了。

高緒琴説,陪讀老人來到毛坦廠鎮的原因都是一樣的。她理解那些衰老的面孔,“誰不心疼自己的兒子女兒呢?誰不心疼錢呢?”

86歲的陪讀奶奶趙真慧記得,自己是兒子陪著來的毛坦廠。房東瞅著老人直嘀咕:“你年紀這麼大,出了事咋辦啊?”

“我身體好得很,沒問題!”她笑呵呵地回應。

一旁的兒子送完祖孫倆就準備回工廠了。站在狹小殘破的出租屋,這個中年男人突然難受得不行。他忍不住對著一頭白髮的母親説,太苦了,別遭這個罪,別陪讀了。

86歲的母親笑著安慰兒子:“不怕不怕,老家來陪讀的親戚朋友這麼多,都可以照應我。你放心走就是。”

高層小區和商鋪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來越少

邁進四合院邊上那個沒有門牌的糧油店前,胡宜霞過了“很痛苦”的一段日子。她太“閒”了,陪讀這個活兒,比起昔日的農活和打工實在輕鬆得過了頭。每天只需做一日三餐,再把孫女的衣服洗了便是。除此之外,她有大把空閒的時間。

擱在過去,她要一個人扛起幾十斤重的種子和化肥,從田的這頭撒到那頭,或是頂著高溫在大棚裏工作一整天。

來到毛坦廠鎮,一開始,她跑去服裝廠幫人疊衣服捆衣服,一天干十來個小時,工錢三四十元。女兒發現後不讓她再做,她只好逛街。她打算給自己買件馬甲,可繁華的毛毯廠鎮怎麼找也找不到合適的衣服。“店都是開給城裏的陪讀家長的。”她默默地説。

在陪讀14年的高緒琴眼裏,這座繁華的小鎮裏,高層小區和商鋪越建越多,可老人能去的地方越來越少。

李玉不識字,也不認路,因為害怕迷路,她不敢出門,買日用品只能靠孫女。她幾乎沒什麼娛樂活動,常常一整天窩在沒有陽光的屋子裏。“打麻將?那是人家有錢人的事。”她搖搖頭,“農民哪打得起麻將。”

到後來,她甚至“憋出病了”,吃不下、睡不著,很快掉了十幾斤肉。匆匆趕來的大女兒把她送到醫院,打了點滴,開了藥。她問了問醫藥費,心疼。

從醫院回來後,她開始和一些陪讀媽媽聚在一起做十字繡。打毛線成了她如今最大的寄託。只是,她總記不住針線的走法,每次都得靠“姑娘們”的幫助,才能編織出像樣的毛鞋。

她一點點融入了這個圈子。“姑娘們”出去買米買面她也跟著,她們愛繡100多元一件的十字繡,而李玉更愛5元錢兩團、能裝滿一大袋的毛線。

起初,高緒琴的糧油店並沒有聽戲聊天這個“固定節目”。她習慣午後待在店裏,拿出聽戲機,放上一段廬劇,輕聲跟著哼。下午生意不好,她又不識字,聽戲算得上唯一的愛好了。

這段音樂吸引來了源源不斷的陪讀老人。那時,她才注意到,毛坦廠的陪讀家長裏,有那麼多和自己一樣的銀發老人。“他們都很少出門,沒什麼朋友親戚,也沒有什麼消遣。”高緒琴説,“陪讀老人無處可去。”

後來她上街,慢慢發現,老人其實並不難找,平房裏、露天街邊小店撐起的牌桌上,都能看到陪讀老人的身影。他們的身份很容易辨識——老人身上總係著圍裙,以及蹭了油污的袖套。

陪讀老人的作息跟著學校轉。上課的時間,他們都會聚在一起聽戲聊天,到了飯點,高緒琴會溜到屋裏做飯,不著急離開的老人會自發幫她看店。

有老人在別處買了雞蛋,擔心缺斤少兩,總要提著雞蛋來店裏,借用高緒琴的秤,再稱上一稱。

如果發現被商家佔了一兩元錢便宜,七八十歲的老人會“哎”地一聲叫出來,抱怨上幾句。

沒人比高緒琴更能理解那一兩元錢的意義了。糧油店剛開時,她為了多掙點,便增加了送米的業務,只要多給2元錢的跑腿費,這個花甲女人願意把大米扛上樓房的高層。站不穩了,就死命用手卡住,不讓大米掉下。

後來,她老了,外送的業務開不了了,她就在店裏擺上黃豆、紅豆、綠豆和海帶豆皮,“現在講究營養,這些東西買的人多。”坐在木凳上的高緒琴説。這家小店的收入每個月差不多能抵消掉老人和孫輩的開銷。

陪讀奶奶中,她是難得的有收入者。更多人,能仰仗的只有兒女每個月寄來的生活費,錢一個月一寄,有時幾百元,有時1000元出頭,房租只能從中掰碎了擠。四合院的房東很清楚老人的境況,她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著這些陪讀奶奶今天交三百,明天交五百的,好些天才湊夠房租。

一批老人走了,暑假過了,又會來一批

每年6月初,總有一批陪讀老人要離開,很多人走之前都會來店裏道別,也有人悄無聲地就離開了。送走了數十個陪讀老人後,今年終於輪到高緒琴離開了。她心裏記挂的是店裏剩餘的物資該如何處理,大米她幾個月前就不進貨了,只挑些賣得快的豆子和薑蒜進貨。

她很清楚,自己走了,糧油店勢必要盤出去,陪讀老人也許就會少了一個聽戲聊天的地方。

在那間十幾平方米的糧油店,一直延續著這樣的“傳統”:一批老人走了,暑假過了,又會來一批。這不是終結,而是輪迴。

有陪讀老人犯了高血壓,半天都沒熬過去就走了,家裏親人趕來,孩子沒畢業,還得繼續陪讀。也有老人臨時接了親家母的班,對方要回去照看患病的女兒,孫女只得交給外婆來照顧。

一名在毛坦廠中學就讀的高三學生説,正是這些默默流動著的老人,在深山裏的毛坦廠鎮撐起了一個個歷經變故、離別又搖搖欲墜的農村家庭。

老人們一直都是彼此間最熟悉的陌生人。高緒琴能輕易地總結出,這些同省老人和自己相似的經歷——子女趕上了農民工進城務工大潮,從不同的鄉村出發,來到大大小小的工地、工廠和企業,最後變成安徽省1415.4萬外出農民工中的一分子。

胡宜霞的女兒女婿外出務工快20年了,生下孩子後,她在老家幫著帶到了五六歲,孫女隨後被接到父母身邊,10餘年過去,祖孫又一次重聚,地點在毛坦廠中學。

陪讀前,孫女曾和外婆胡宜霞抱怨,有時食堂的餃子都沒煮熟,夜裏熄燈了想看書還得偷偷摸摸的。

“是我帶大的孩子,怎麼可能不心疼?”她毅然選擇在67歲的年紀再次出發,老伴則留在老家,一邊兒照顧田地,一邊兒看護小孫子。

李玉不喜歡把孫女比作“留守兒童”,在她眼裏,孫女啥都好,聽話、懂事、孝順,“我讓她別玩手機,她馬上會放下的”。

86歲的陪讀奶奶趙真慧從不哀嘆一家人的四散離別,這個老人説,自己只記得“孫孫特別乖”,這個小孫子愛和自己開玩笑,遇上趙真慧做了自己不愛吃的菜,孫子就跟奶奶説:“我要給爸爸告狀哦!説你不讓我吃飽。”

可轉頭,孫子又拿著零用錢給奶奶買了一副“酷酷的”紫色墨鏡。趙真慧喜愛極了,哪怕是大陰天的下午,她也要戴著墨鏡坐在小板凳上,抻長了脖子,搖著頭聽戲。

74歲的李認真不愛聽戲,習慣一個人待在屋裏盼著孫子放學。夏天,孫子回來直呼熱,她感嘆,“你再小點就好了,這樣奶奶就可以把你抱在懷裏了,給你吹風,像小時候一樣”。

不過,有關孫子的回憶也不都是美好的。10多年過去了,高緒琴想起自己的大孫子還是“心疼”,大孫子不喜歡唸書,上學時總偷偷跑出去玩。一次,大孫子放學沒回來,老人找了整整一個晚上。

為了子女每個月少出一點生活費,這個老人想盡了一切辦法。她的店舖原本不朝向學府路,趁著天黑,她跟人連夜把門打出來,就為了“能讓生意好一點”。

她剛來時,店舖的年租金只要一兩千元,鎮上一棟房子不過四五萬元,高緒琴那時甚至動過念頭,努把力也許能把店舖買下來。14年過去,毛坦廠的房價飆升了10倍不止,她的肩膀塌了、手變形了、腿腳腫了,兩隻手再不能伸直了,衰老的她依舊沒能趕上小鎮發展的節奏。

生活還得繼續,每天夜裏哼哼著熬過病痛,天亮了,高緒琴還是會在5點30分準時起床做飯,再準備一天的生意。

18歲的孫女説,外婆這一生“很不容易”,自己從她身上學會了一個字,“忍”。

這個女孩告訴記者,高三的學生壓力很大,很多同學有時候脾氣上來了,回家就衝著父母爺爺奶奶發火,一會兒説飯菜的味道鹹了,一會兒又説味道淡了。她坦言,自己不是一個完美的好孩子,她也常常想發脾氣、想抱怨,可每次回到家,看到外婆的樣子,就發不出脾氣,“要學會克制,學會忍耐”。

成績好,是我孫子。成績不好,也是我的孫子。

孫輩算是糧油店最熱門的話題了,但這些陪讀老人甚少討論孩子的成績。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識字,也分不清“一本”“二本”的區別,對大學的認知基本還停留在“清華北大”。

但老人有屬於自己的、關注孩子成績的辦法——去瞧學校每個月貼在墻外的成績榜。胡宜霞只認識自己和孫女的名字,每次發榜,她都會悄悄掃一眼,看看孫女是否上榜。

高緒琴不去看榜,但她會問小孫女:“你這次考得如何?”

“上榜了。”孫女淡淡地回答。

“是榜頭還是榜尾啊?”她不依不饒。

孫女噗嗤一聲笑了,“反正上榜了。”

每次講起這些故事,糧油店都會傳來一片老人的笑聲。可笑聲過後,也時不時會有人掉眼淚。有老人説,自家孫子並不尊敬自己,每天只給自己發個5元10元買菜。

因為不會使用銀行卡,陪讀老人一般都靠孫輩每個月去銀行取生活費。這個老人的孫子管錢,卻不願多給奶奶一點錢買菜,老人無奈,只能日日挑些剩下的素菜。

她心裏清楚,兒媳婦不喜歡自己,自己抱怨幾句還會被兒媳訓斥。

“我要是遇到這種事了,就跑回老家,有手有腳餓不死人。”高緒琴憤憤不平。

半響,老人嘆氣,“跑?能跑回哪兒去啊?”

胡宜霞不喜歡説這些“委屈”,她覺得,現在的一切“很幸福”,“沒什麼不滿足的”。她為孫女開過一次家長會,雖然人還沒走進學校就被保安攔下了。

這個老人不敢對孫女的學習有任何的要求,“娃娃已經很努力了,每天晚上都學到1點”。她也理解不了很多城裏父母為了學生成績對孩子又打又罵,“不滿意也要滿意,就是那個水準了,能考上的畢竟是少數。”

“考不考得上都是孩子的命,我們輸在起跑線了。”這個老人難得地哽咽了,她埋怨自己沒本事,“我一個農村婦女,什麼補品、什麼營養聽都聽不明白。”她説,自己來了毛坦廠鎮,進了超市,才第一次知道黑米、豆子的“營養價值”,才知道米粉沖水喝了有營養,才知道30元一斤比牛肉還貴的基圍蝦“給娃娃吃有好處”。

李玉的態度更坦然,“成績好,是我孫子。成績不好,也是我的孫子。不可能因為孩子成績不好,我就不陪讀了吧?”

在毛坦廠中學讀書很苦,每天孩子中午和下午回家吃飯基本都得靠“刨飯”,胡宜霞心疼孩子。她知道,這已經是孩子最好的路了。作為一所“超級中學”,毛坦廠中學以其每年超過90%的本科上線率和超過50%的一本上線率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六安周邊縣市的學子。

“讀不出來就只能做苦力。起早貪黑,進廠討生活。”胡宜霞實在不願孫輩走上自己的老路,年輕時因為沒有文憑,這個老人靠四處打工謀生,漂泊無定,需要天天看老闆的眼色討生活。

“讀書考大學是最好的出路了。”這些話她從未給孫女説過,“我壓力大,她壓力更大啊。”

高緒琴知道,那些孩子早晚會明白這些樸素的道理。就像自己那個調皮的大孫子,參軍後,孫子仿佛變了一個人,沒人知道他在部隊裏經歷了什麼,這個逐漸長大的少年,只用了一句話解釋了一切:“奶奶,你一定要讓妹妹好好讀書。”

陪讀事業,還將繼續

一年到頭,糧油店的聚會只在春節假期停下。放寒假了,老人們像歸家的候鳥,帶著孫輩在短短一兩天裏走了個乾淨。

高緒琴也在回家的路上。這幾年,生意越來越難做,毛坦廠鎮發展太快了,一座現代化新城拔地而起,進口超市、各大連鎖超市紛紛入駐,來小店買米的客人越來越少,老主顧只剩那些朝夕相處的陪讀老人。

店還要不要開下去?事關生計,高緒琴總為這事兒發愁。

不過,好不容易挨到年根前,她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比如,部隊復原歸來的大孫子變得孝順起來,時間磨合了祖孫倆曾經的傷口,這個小夥子每次回家都會給奶奶包一個500元的紅包。有一年,高緒琴著急帶著孫女回毛坦廠,大孫子聽説了,冒著雨從戰友家趕來,趁奶奶還沒走,把一個大紅包塞到了高緒琴手裏。

再比如,到了年關,她終於能離開那個被油浸黑的灶臺,和那個搭在過道、一到冬天風呼呼響的“廚房”。老家用的是大鍋,孝順的兒媳可以用一口鍋做上9個人的飯菜,熱乎乎的,也不用擔心冷掉,一家人圍在一起,熱熱鬧鬧的。

只是快樂終究短暫。回到毛坦廠鎮,高緒琴想了想,店還是要繼續開下去,這些每日作伴的陪讀老人,她捨不得。

18歲的小孫女把這些看在眼裏。她有點兒認不出外婆了。人前,外婆是會為了三毛錢和供貨商大吵大鬧的人,也是一下午能抽好幾包煙的老煙民,還是那個永遠係著圍裙背著外翻挎包的“混搭風老闆”,可如今,到了深夜,外婆腿腳疼痛壓不住了,像蝦一樣蜷縮著,“她只是個很怕疼的老人”。

高緒琴沒有辦法離開。這個做了14年生意的老人給自己算了一筆賬,如果現在就去醫院做手術,家裏得再派人來看店,得有人照顧孫女,還得有人在醫院陪床。她不想拖後腿。

儘管,她能為孫女做的事,已經越來越少了。變形的手連洗衣服的力氣也快沒了,做飯時削萵苣皮也會抖得厲害。

“就等孫女高考了。”她説,“高考一結束,我馬上就去做手術。”

再過一個半月,高緒琴就要離開生活了14年的毛坦廠鎮,回到老家。

但這個老人很清楚,這一切還不是結束,等到暑假做完手術,她就該奔赴下一程了,最小的孫子過完假期,就要上高中了。她的陪讀事業,還將繼續。記者李雅娟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楊雲、李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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