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判斷一個歷史古跡是否具備普遍遊觀價值，除了審視它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和獨特性外，還要看三個附帶性條件：一，有沒有具備令人一振的外觀形象；二，有沒有留下精彩而又著名的詩文記述；三，能不能引起具體而又傳奇的生態聯想。
日內瓦的一個夜晚，我們在一家木屋餐廳用完晚餐，正想起身回旅館，卻發現屋外早已大雨滂沱，無法出門，只好重新坐下。
我和兩位新近趕來與我們一起考察的記者坐在外間的一角聊天，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採訪的機會，便打開袖珍錄音機開始提問。
他們問：考察至今，覺得歐洲有哪一些方面最值得中國學習我説，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脫了很多課，初一看是科學技術上的課，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上的課。這事説來話長，但這一路上給我們直觀感受最深的是兩點，一是在歐洲，傳統文化與創新精神並行不悖，共臻極致；二是在歐洲，個體自由和互相尊重並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們中國為什麼總是把這些對應性文化範疇看成你死我活的對頭，結果兩敗俱傷。這一傷，幾乎傷及了所有的文化人，使他們全都充滿了沉重的失敗感和悲劇感。
對此我們找了不少原因，然後一起感慨：要在這些方面追趕歐洲，將是長期的事情，焦急不得。
“那麼，可以被快速仿傚的有哪些事情能舉出一件嗎”他們問。
“旅遊。”我回答，“不僅自己外出旅遊，而且歡迎別人到自己的地域來旅遊。眾目睽睽的流動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學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我的這個説法使他們有點吃驚。“旅遊”他們疑惑地重復著。
於是我們就這個問題討論起來。
這些年，歐洲的一些發達國家訝異地發現，他們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穩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飛機、汽車、時裝、葡萄酒製造業、海洋航運業、礦産開採業，而是旅遊業；與此同時，一些最貧困的國家百業凋敝，也是靠旅遊業在支橕著國民經濟。貧富兩極都是如此，中間狀態的國家當然也差不多。在歐洲，儘管人口密度不高，但到處都是浩浩蕩蕩的旅遊者隊伍。連老人們對自己退休之後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項也是旅遊，而歐洲之外的老人，則把歐洲作為他們的主要目標。
原來在國內，已經覺得外國人來了不少，但那是與過去比。到國外系統地考察一圈，纔知道中國還遠遠沒有成為國際旅遊的熱門地帶。然而幾乎所有的旅遊從業人員都知道，各國遊客最嚮往、因此也最有旅遊潛力的地方就是中國。聯合國有關研究部門也已發佈了這樣的預測結論，説中國必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旅遊終點國，而中國人外出旅遊的數量也將非常可觀。
那麼，目前中國的障礙在哪呢首先是觀念障礙。雖然中國古人提出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人生原則，但那只適合太平盛世的讀書人。在中國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讀書人數量很少，願意擺脫科舉誘惑而跋涉曠野的讀書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數中國人心中真正佔據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遷”的封閉觀念。中國文化的理想一脈，是老子所説的“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這種境界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又有生動描述，傳播廣遠。作為這些觀念的實際成果，中國歷代“超穩定”的社會生活，確實不主張與外部世界熱情交往，不倡導離家鄉族宗獨自出行。這種觀念到現代有了不少突破，但旅遊這個概念仍然難於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遊山玩水”終究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消極命題。近年來由於看中旅遊對國內消費的拉動，對勞動力市場的緩釋，實行了明智的長假期制度，但這還只是一個權宜性的經濟策略，尚未衝擊整體文化心態。
由於觀念的障礙，隨之産生了一系列其他障礙，使中國旅遊業還處於比較幼稚的起步階段。例如，在真實的風景勝地營造虛擬的主題公園，在文化遺跡現場設置現代遊樂場所，全然本末倒置、買櫝還珠。很多人把旅遊看成一種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為，不相信自然狀態的城鎮、鄉村、海灘是上佳的遊觀對象。
這便與歐洲産生了明顯的對比。在歐洲，旅遊的概念拓得很寬，即使是那些不發達國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有接待外國旅客的能力，大量尋常道路都有完全符合國際規範的路標、加油站、咖啡館和廁所。
説到廁所大家都笑了。這確實是一個最瑣碎又最重要的標誌，很多國際旅客産生“不安全感”，不是由於土匪盜賊，而是由於廁所。我曾聽不少到過中國的歐洲旅客説，中國現在星級飯店的設備超過外國同一等級，公路交通也暢達無礙，最讓外國旅客卻步的因素，就是沿途廁所。他們不理解，在勞動力非常豐裕、管理權力比較有效的中國，為什麼一直做不好這件小事呢中國人歷來好客，即便在貧困年代也會盡力把外賓的衣食住行收拾妥帖，但他們無法想像，自己的日常生活場所也可能是人家的遊觀對象。説到底這還是出於對旅遊的誤解。當他們終於明白，一個旅遊大國的任何地方都會出現客人自由的腳步，那麼，他們的待客之道也就變成了待己之道，因為唯一的辦法是改變整體生態。
這也正是我們對中國的旅遊業抱有厚望的原因。即便僅僅為了發展旅遊，華夏大地也會被整治得更加像模像樣。
以尼斯為中心，西起戛納，東至摩納哥，是世界聞名的“藍色海岸”度假勝地。
風景好、氣候好，固然是客觀條件，但還不足以成為勝地。按照我們的習慣觀念，接下來的條件一定是歷史古跡了，如果沒有也要從傳説故事中拼湊，但無論是尼斯、戛納還是摩納哥，幾乎都沒有什麼歷史古跡。
“藍色海岸”作為度假勝地的最早起點，是一八三四年。一位叫布魯厄姆的英國勳爵途經此處去義大利，不巧因霍亂流行邊界封鎖，只能滯留于當時還只是一個漁村的戛納，滯留期間他驚喜地發現此地風景宜人，決定建造別墅。他的這個戲劇性決定引起了英國上層社會的好奇，大家隨之而來，都沒有失望。後來連維多利亞女皇也來了，那就引起轟動，這一帶一時名震歐洲，成了上層社會競相購地建築別墅的所在。於是公共設施也逐漸完善起來，在整體吸引力上形成良性迴圈。
可見，此間作為旅遊勝地，基礎是風景氣候，而關鍵則是現代高層度假生態的構建。
這種高層度假生態一旦構建，又成為自然風景之外的第二景觀。在此之前人們長期無奈于一種可惱的逆反邏輯：風景名勝中缺少生活方便，而生活方便處則缺少自然景觀。山陬海隅的高層度假生態改變了這種逆反邏輯，營造了人與自然在生活狀態上的相悅相歡。因此，這種生活狀態也就具備了觀賞價值。今天到“藍色海岸”遊觀的旅人，目光總是兼及兩邊，一邊是浩瀚無際的地中海，一邊是多彩多姿的別墅群，真可謂在領略一種“人化自然”。
站在“藍色海岸”，我們還會對歷史古跡在旅遊中的地位，産生更達觀的想法。
擺格爾在《美學》中反覆強調，並不是一切歷史事件都能成為藝術題材，連歷史學家也不會到劇場中研究歷史，更不要説一般觀眾了。同樣的道理，多數遊人也不會把旅行當作考古行為。中國文化界歷來重苦澀而輕愉悅，因此對自然景物也注重於文化學術層面，而不屑分解它們的審美享受功能，這是一種巨大的遺憾。大好河山永遠讓它們承載歷史太勞累了，應該讓它們輕鬆一點、淺顯一點。
我認為判斷一個歷史古跡是否具備普遍遊觀價值，除了審視它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和獨特性外，還要看三個附帶性條件：
一，有沒有具備令人一振的外觀形象；
二，有沒有留下精彩而又著名的詩文記述；
三，能不能引起具體而又傳奇的生態聯想。
第一條關及旅遊美學的起點和終點，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條是尋找文化扶手，投靠審美範式，也為常人所必需；
第三條最複雜，需要解釋幾句。
生態聯想實際上是一種『移情”，但必須具體，有實物參證。古戰場也能引起人們聯想，但大多很不具體，缺少實物參證，容易流入概念化的虛泛，因此，除了特例，很少有遊人光顧。但是一座古堡或一所監獄可能就不同了，有地形可以審視，有階梯可以攀爬，有老窗可以張望，有紀錄可以查閱，結果身處其間，便能産生對當年堡主生活的諸般遐想。
一般的考古發掘現場、繁雜的所謂名人故居，大多缺少外觀吸引力和特殊的生態聯想，因此除了特定的文化旅行者之外，不能對它們的普遍遊觀價值抱太大的希望。（余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