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12月20日訊 著名先秦史學者李學勤先生評價：“如果沒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由巴蜀文化求得解決。”而三星堆，則是巴蜀文化研究的核心之所在。三星堆發現的90年來，巴蜀考古成就斐然，這讓曾經撲朔迷離的古巴蜀歷史得以逐漸廓清其本來的面目。
三星堆遺址位於廣漢市南興鎮鴨子河南岸，最早發現于1929年燕家院子，並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華西協合大學古物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學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先後進行了多次調查和發掘。1986年發現了兩個祭祀坑，出土青銅人頭像、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金杖、玉璋等數百件國家一級文物，震驚世界。全國、全世界眾多專家學者關注於此，圍繞三星堆以及古蜀文明、巴蜀文明的研究持續不斷，高潮疊起。近年來，四川省委省政府更是將圍繞三星堆的保護、研究和利用工作，納入到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文物保護利用改革、古蜀文明傳承發展、世界文化遺産申報等工程的核心項目予以強力推動。國家文物局也在考古發掘、大遺址保護、博物館建設等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援。
三星堆發現以來的90年曆程，是一代代學人披荊斬棘、上下求索、砥礪前行的歷程，是撥開四川遠古重重迷霧、重建四川古代巴蜀歷史、建構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進程的歷程，更是打造巴蜀文明金色名片、見證巴蜀文明從盆地走向世界的輝煌歷程。
一、三星堆的最初發現（1929年至20世紀40年代）
1929年春，廣漢真武村月亮灣村民燕道誠與其子燕青保在自家院前開挖安裝水車的車水坑，無意中發現了一大堆形制各異的玉石器。這批玉石器包括璧、璋、琮、刀、斧、釧、珠及玉料等共400余件。之後玉石器流入坊間，“廣漢玉器”名噪一時。這次偶然發現的玉石器有一些被華西協合大學古物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前身）收藏，有許多不知所終，留下無盡遺憾。
1934年3月16日起，華西協合大學古物博物館啟動了三星堆的首次發掘，發掘點選在燕宅北邊的田埂中。葛維漢、林名均先生通過探溝法發掘，找到了燕氏發現玉石器的原坑，出土器物及殘件600余件，葛維漢據此撰成發掘簡報併發布，引起學界的極大關注和探討，這次科學發掘成為三星堆考古的亮麗序章。葛維漢在廣漢玉器坑發掘簡報中首提“廣漢文化”概念，1946 年鄭德坤在專著中作了專章論述。“廣漢文化”的提出，表明當時學界已關注到了本地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異同。1941年衛聚賢通過對巴蜀青銅器的研究，提出“巴蜀文化”命題，引起學術界熱烈論辯。發軔于上世紀初葉的巴蜀文化研究，與三星堆有密切關聯，對後來三星堆的發展具篳路藍縷之功。
二、持續推進巴蜀考古不斷取得新發現（1949年至20世紀80年代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20世紀80年代初，在黨和國家的重視之下，中國考古學得到了長足發展。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正式提出“區係類型學説”，80年代中期，又發表了具方法論意義的“古文化古城古國”説，這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重要界碑，對考古工作有重大指導意義。巴蜀考古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深化了巴蜀文化命題，拓寬了探索領域，在厘清和確立巴蜀文化的發展脈絡與文化內涵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隨著考古發掘與研究的不斷深入，“三星堆古城”“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相繼提出，為後來的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四川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多次調查與發掘。1963 年在馮漢驥先生倡導下，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組聯合組成考古隊，對月亮灣進行了正式考古發掘。馮漢驥先生指出三星堆遺址可能是古代蜀國的“中心都邑”，這一論斷，已然預見到了20多年後舉世震驚的重大發現。1980年—1985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聯合廣漢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4次考古發掘，1982年國家文物局將三星堆遺址列為重點考古發掘工地，發現了玉石器、陶片、骨器、青銅器殘片和房址、墓葬、建築基址等遺跡，為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學分期奠定了科學基礎。同時，考古工作者還對遺址範圍和分佈情況進行了全面調查，發現人工夯築的三星堆土埂和東城墻、西城墻，提出“三星堆古城”的看法。
1949年以來的30年間，四川其他地區的巴蜀考古也陸續有新的發現，主要有：四川廣元寶輪院和重慶巴縣冬筍壩船棺葬、成都羊子山土臺、四川新繁水觀音遺址和墓葬、四川彭縣竹瓦街銅器窖藏、成都百花潭中學10號墓、重慶涪陵小田溪戰國土坑墓、四川新都戰國木槨墓等。其後巴蜀文化研究的若干重大進展，都是充分運用這些考古新材料的結果。
馮漢驥、徐中舒、蒙文通、繆鉞、馮漢驥、任乃強、鄧少琴等先生關於巴蜀文化的研究及爭鳴形成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巴蜀文化研究熱潮，學術界對巴蜀文化基本內涵的認識因此得到不斷深化。諸位大家的真知卓見及眾多的學術成果，樹立了現代巴蜀文化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對後來研究事業的發展和研究隊伍的壯大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隨著對歷年三星堆田野資料整理研究的深入開展和成都十二橋遺址群的發掘研究，四川考古工作者相繼提出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初步建立起成都平原從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橋文化，再到晚期巴蜀文化的年代譜係。
這一階段，成都平原和長江三峽一帶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的眾多考古新材料刷新了巴蜀文化的研究記錄，推動學術研究從巴蜀文化向巴蜀文明高度轉變。一批學術新成果從不同角度證明，巴蜀文明具有顯著的自身特點，對西南地區古代文化形成和發展影響深遠，而成都平原正是長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區。
三、兩個祭祀坑發現與巴蜀考古黃金時代的到來（1986年至今）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相繼發現，這是遺址考古半個多世紀以來最為重大的發現。兩坑出土各類文物上千件，其中以青銅器為大宗，尤以80余件青銅雕像為前所未見的重器。而青銅神樹、神壇以及金杖等亦屬獨一無二的稀世之珍。
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兩坑重大發現如平地驚雷，撥開了歲月迷霧，揭示出歷史真相，從此，三星堆成為一個響亮的名字。三星堆鮮明的地方文化特色，正是中華文明多樣性、豐富性的形象寫照，向學術界展示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
1988年至199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過對位於三星堆遺址東、西、南三面的土梁埂和中部月亮灣、三星堆等地點的發掘，確認了三星堆古城東、西、南三面城墻體系。
進入新世紀以來，為實施國家文物局“三星堆遺址2011～2015年度考古工作規劃”，又在遺址展開了大規模考古勘探和試掘工作，並獲重大成果：一是“北城墻”的發現，改變了北面為河水屏障的舊有認識，新發現的北城墻與以前發現的三面城墻合圍，構成了四面完整的城池。二是“宮殿區”的發現，由此確定了遺址的核心區域。與此同時，考古工作者在遺址分期、遺跡面貌、文物內涵、文化概況、文化影響等諸方面也頗有收穫。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都平原和川東峽江地區的巴蜀考古調查與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各種考古學材料成為巴蜀“信史”的華麗篇章，為尋找巴蜀文明的來龍去脈開啟了窗口，為破解三星堆文明的去向提供了證據。比較重大的考古成果包括：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城址群、桂圓橋遺址、營盤山遺址、金沙遺址、商業街船棺葬、中壩與哨棚嘴遺址、羅家壩與城壩遺址等。三星堆文化之前，新石器時代的寶墩文化得以正式確立。川西北高原與成都平原之間人群遷徙和文化交流的路徑越發清晰。金沙遺址的重大發現，表明瞭三星堆古國、三星堆文化的遷移與延續。商業街船棺葬為探討蜀王開明氏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與楚文化的關係提供了嶄新資料。峽江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初步建立，為探討川東地區的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橋文化的前身提供了重要材料。宣漢羅家壩遺址、渠縣城壩遺址的發現為拓展巴文化研究、尋找古巴國國都帶來新的曙光。
新時代的考古工作使巴蜀文明的起源及其嬗變的脈絡愈見明晰。而現代科技手段的運用和多學科綜合研究，則為探討巴蜀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社會現象，以及復原巴蜀先民的生産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更加完整系統的資訊與解釋途徑。
四、從盆地走向世界的三星堆
三星堆已然昇華為一個足堪表徵巴蜀考古和長江上游地區古代文明的文化符號。三星堆對於四川乃至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中國唯一延續了2000年的先秦古城古國遺址，是研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的重要實例。三星堆深刻影響了巴蜀考古和巴蜀文化研究，並與四川及中國考古事業的起步、發展、轉變、繁榮息息相關。
三星堆是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成果，更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發現。隨著一大批考古資料的整理與公佈，巴蜀文明與西北甘青地區、北方草原地區、長江中下游、中原腹地等區域的石峁城址、齊家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殷商文化等國內其他區域古文明關係研究正在加強。巴蜀文明與中亞、西亞、東南亞、埃及、羅馬、瑪雅等國外古文明聯繫的研究日益成為國內外學界研究的關注點。巴蜀文明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和在世界青銅文明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得以進一步佐證。
便隨著祭祀坑的發現和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三星堆在世界的影響日益擴大。上世紀80年代未以來，應各國文化機構的邀請，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頻繁走出國門。截至目前，三星堆文物先後70余次出境展覽，足跡遍佈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新加坡等眾多國家以及中國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100余座城市，觀眾逾1000萬人次。三星堆受到世界各地人們的喜愛。此外，三星堆文物仿製品還多次被國家領導人作為國禮相送。通過三星堆，世界認識了四川，世界各國的人們進一步了解了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化。三星堆成為宣傳巴蜀文化、傳播中華文明的一張金色名片。
90年辛勤耕耘，90載歲月激蕩。
昨日的三星堆開啟了四川古代巴蜀的輝煌巨幕。今時的三星堆還將延續前人踏行的深刻印記，譜寫新時代巴蜀文明新的宏偉篇章。
（尤紫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