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傑:月湖開中國風氣之先 天一閣為藏書文化代表

【點睛】天一閣體現了士大夫藏書守道的文化，而月湖則體現了近千年中國士大夫完整的文化生活和高雅的精神追求。而天一閣和月湖對寧波的影響，是人們對書籍和知識的敬重，也是對傳統文化的敬重。這也促使寧波成為了文獻大邦，對傳播思想、傳承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1月13日，寧波市文化藝術研究院副書記，寧波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黃文傑在接受中國網專訪時表示，寧波不僅盛産茶葉、絲綢和青瓷，同時還是書香之城。寧波信奉的是文化的力量，是一種積極進取、拼搏向上的價值觀。而天一閣和月湖對寧波的影響，是人們對書籍和知識的敬重，也是對傳統文化的敬重。這也促使寧波成為了文獻大邦，對傳播思想、傳承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黃文傑認為，天一閣和月湖從地理位置上來看是“點”和“面”的關係，天一閣只是月湖的一部分。月湖由十洲組成，天一閣位於月湖的芙蓉洲。天一閣是中國藏書文化的集中代表，它的起點是范欽決定修建藏書樓，從歷史角度來看，天一閣其實是一座從明代開始、歷經四百五十餘年的圖書館，是藏書文化的物質載體，崇尚文教的典型代表建築。

天一閣包藏的獨特文教，在寧波人余秋雨的《風雨天一閣》裏關於這方面有非常抒情的描寫，天一閣藏書有點封閉性，因為它在建造初期是為家族的科舉服務的。當一個家族佔據了大量的藏書，就有科考的“獨家秘籍”。當年的范欽，是他所在的城西范氏家族于明代第一個考上科舉成為進士的人。范欽修建了天一閣後，藏書更加豐富，范氏家族也就成為了在清代科舉中寧波成績最突出的家族。藏書樓的聚散也是跟科舉息息相關，當清代取消科舉制度後，天一閣大量的藏書也開始散失。現在，天一閣的藏書有三十余萬卷，大多數已經不是天一閣自身傳承下來的，而是民國時期包括解放以來，其他藏書家和藏書樓“百川歸海”，將書籍捐獻給天一閣，這也成為了寧波文化的象徵。

關於天一閣的封閉性，余秋雨在《風雨天一閣》中寫過一個故事，清朝嘉慶年間，寧波知府丘鐵卿的內侄女錢繡蕓酷愛詩書，想嫁入范家後登上天一閣閱覽群書，可誰知范氏家族規矩森嚴，嚴禁婦女登天一閣。最後，錢繡蕓也未能如願，年僅26歲就抑鬱而終。關於這個故事，還有多種傳説，據説錢繡蕓嫁入的不是范氏家族的本族，而是旁族，所以不能登閣看書。錢繡蕓名字中的“蕓”字也代表了她對書的愛好，蕓草可以防蛀，以“蕓”為名，可見她對一脈書香的衷愛。這個故事也可以看成，在為男性設計的科舉制度下，古代女子文化地位相對比較低的一個象徵。

天一閣雖説封閉，但也是相對而言，它有開放的一面，它的開放性主要體現在對文人學士、大儒名流的開放。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袁枚、阮元等大學者都曾登閣看書。黃宗羲曾在月湖講學八年，並成立了甬上證人書院，這個書院是浙東史學派的成立標誌，也是黃宗羲講學最有成就而且影響最大的時期。浙東有兩個學術特別有名，一個是陽明心學，一個是浙東史學。章學誠有《浙東學術》一篇，專門論述浙東的學術傳統，並強調浙東學術的精華在史學。章學誠所指的“浙東學人”，包括黃宗羲、萬斯同、萬斯大、全祖望等。近代以來，經過梁啟超、章太炎、錢穆、陳訓慈等史學家的繼承與發揚，“浙東史學”“浙東學派”的提法廣為人知。這些大學者很多從天一藏書樓裏閱覽、學習珍貴的典籍，所以也可由此看到天一閣深厚的文化底蘊。

黃文傑還提到，清代乾隆皇帝將天一閣看作一個奇跡和範本，乾隆也讓天一閣確立了藏書的範本地位。當年，乾隆為了編寫《四庫全書》，曾在全國範圍內收書，天一閣進貢了珍稀古籍641種，為各地進呈之最。乾隆大為讚賞，將《古今圖書整合》一萬卷，銅版畫《平定回部得勝圖》、《平定兩金川戰圖》各一套賞賜給天一閣，並御賜“全國藏書樓典範”的牌匾。時至今日，《平定回部得勝圖》仍然毫發無損地在保存在天一閣中。清朝修撰《四庫全書》後，七座官方藏書樓也是倣造天一閣的規制修建而成的。這也大大增強了寧波的城市文化自信和知名度，書籍是中華文明傳承的集中代表，藏書文化由天一閣“代言”，對當時的寧波來説，對文化的自信和提升有正面和積極作用。

其實在明代月湖眾多的藏書樓中，天一閣不算規模最大的一座。寧波為何會有如此多的藏書樓呢？因為寧波歷史上的進士特別多，單鄞縣一個縣就有近1200名進士。這些進士在辭官歸鄉之後，基本都選擇居住在月湖周邊，因為環境清幽，雖居於城市但“鬧中取靜”，大隱隱于市，也方便和鄰近的文人一起進行文化交流。天一閣的主人范欽在升為兵部右侍郎後，因嚴嵩當權，受人彈劾，辭歸鄉里。當時居於月湖之上的還有從南京兵部尚書退職回鄉的張時徹，和告老還鄉的兵部侍郎屠大山，三人意氣相投，詩文唱和，被稱為“東海三司馬”。這些家族以書香維繫家族發展，有些家族在科舉上進士及第相連。最為著名的如史氏家族，是南宋最有權位、影響最大的家族，家族在“師、水、彌、之、卿”五代中，有“一門三宰相，四世兩封王，五尚書，七十二進士”之謂，史稱“渡江之後，世家之盛獨在史氏”。

歷史的淘洗，最終形成了天一閣這樣的文化高點。而月湖比天一閣的歷史更為悠久，天一閣體現了士大夫藏書守道的文化，而月湖則體現了近千年中國士大夫完整的文化生活和高雅的精神追求。黃文傑指出，月湖文化的“大”，其實是放在中華的文化格局上來看的。首先來看月湖的名字起源，史料記載，古代寧波羅城中主要有兩個湖，一個形體較小，它的形狀如“日”；一個形體較長，形狀如“月”；兩湖有水道相聯，有時並稱為“南湖”。後來根據“明州”（寧波建立州志時第一個名字叫明州）的意義，稱為“日湖”“月湖”。月湖之上有十洲，是歷代士大夫精心構建的城市園林，分別以士大夫最傾慕的菊、芙蓉、柳、竹等具有君子品格的風物命名。隨著時間的發展，寧波已將月湖這個“進士之湖”很好地轉變成了現代知識分子之湖，變成了“院士之湖”。寧波是中國許多院士的故鄉，在月湖邊的書院巷11號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築，是我國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的故居。翁氏家族一門三院士，翁文灝是舊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翁文波是新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而他們的侄子翁心植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翁氏家族是典型的寧波院士家族。月湖之畔，也走出了中國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科學家屠呦呦。

從寧波歷史來看，最為精英的文人學士都聚居在月湖，月湖不僅是寧波的文脈集聚地，也是寧波的商脈匯聚地。寧波是中國大運河和海上絲綢之路唯一的銜接城市，是海外商貿往來的轉机站。南宋時期，寧波成為了當時的三大港口之一。寧波以密集的運河為運輸渠道，運送大量的絲綢、茶葉和瓷器出口海外，使寧波成為南方的經濟重鎮和文化重心。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帶動了寧波民間經貿的繁榮，也讓中國古代處於社會底層的商賈更有自信，因為他們可以通過經商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後來，黃宗羲等學者提出主張“工商皆本”，反對“重農抑商”，這些思想不僅深刻影響寧波學者與民眾，更是中國的民主啟蒙，這些學説的支撐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寧波作為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之一，也兼具了與外國溝通往來的功能，月湖也是當時的“使館區”。南北洋船舶多聚集在寧波港口，在月湖修建了高麗使館和驛站，專門用以接待外賓。許多海外來客，如日本遣唐使、遣宋使、遣明使等來到中國後，大多就居住在寧波，學習交流中外文化。例如日本畫家雪舟就曾到訪過寧波，他不但與當時的文人雅士、官員等結下親交，更在禪宗五山之一的太白山天童寺得到禪堂首座的名譽。雪舟的作品廣泛吸收了中國宋元及唐代的繪畫風範，他曾給寧波畫了一幅《寧波府圖》，其中的景色就有他曾經逗留過的月湖湖心寺。月湖作為文化傳承的支點，在海上絲綢之路上作為中國文化傳播的起點，也是東方文化向歐洲與東亞輸出的起點。而五口通商之後，月湖則見證了西風東漸，大量西式學校、建築興起，走出了新文化運動時期眾多幹將，如北大著名的“一門五馬”。月湖是當時中國開風氣之先的區域之一。

如今的寧波，“書藏古今，港通天下”。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還是傳統文化的集聚地。天一閣•月湖景區在2018年10月成功創建為國家5A級旅遊景區，是寧波建設“名城名都”最生動的現實樣本，也是“詩畫浙江”美麗畫卷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既是文化和旅遊深度融合的具體體現，更是寧波城市形象走向遠方的最好載體。

（文／伍策 孫玥 圖／尤紫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