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輝:全域旅遊是一個路子,不是一個牌子

最近一段時間，筆者參加了多次全域旅遊發展規劃的評審，同時，又受一些地方政府的委託，調研了部分縣區全域旅遊發展的情況，並與當地政府的主管領導深入交流了全域旅遊示範區創建的工作。可以説，自全域旅遊創建工作實施以來，地方政府在全域旅遊示範區創建上積極性很高，在示範區創建方面也積累了許多好的經驗和好的做法，有些經驗和做法是值得向全國推廣。同時，在全域旅遊規劃的評審和全域旅遊專題調研中，筆者也明顯感覺到一個問題，就是各地在對全域旅遊的認識和理解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誤區，有必要從八個方面對全域旅遊重新進行認識。（筆者《全域旅遊的理性思考》一文亦可提供參考。）

一、從社會經濟發展方式角度理解全域旅遊，全域旅遊是一個路子，不是一個牌子。

在多個地區全域旅遊調研以及全域旅遊規劃評審中，給我 一個感覺是，大多數地區是將全域旅遊示範區作為類似AAAAA景區或者國家級度假區這種旅遊品牌來推進全域旅遊工作的。在他們看來，全域旅遊是個牌子，並沒有將它看成一個路子，這種認識是存在著一定誤區的。2016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視察時指出，發展全域旅遊，路子是對的，要堅持走下去。這段話科學地指出了全域旅遊的實質。

全域旅遊是路子，是將全域旅遊置於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來認識的。從我國社會經濟來認識全域旅遊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第一，全域旅遊是新時代我國社會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需要。經濟學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投資、消費、凈出口這三種需求之和，投資、消費、出口被喻為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因此，經濟學家也將經濟增長模式分成投資驅動型、消費驅動型、出口驅動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以出口驅動和投資驅動為主，而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相對較少。

近幾年，隨著國際市場需求乏力以及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出口和投資驅動經濟增長難以持續，經濟增長動力逐步向消費驅動型的模式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驅動力著力於“新舊動能”轉換。從2013年開始，我國消費在經濟增長貢獻作用逐漸增強。這五年來，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3年的50％提升至2016年的64．6％，但與發達國家的75％的佔比還存在看明顯差距。為此，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構建消費增長型發展模式至為關鍵。

而全域旅遊的提出便為旅遊這種消費增長提供良好的消費環境。通過全域旅遊發展，使旅遊消費成為未來我國經濟增長新模式與新動力。第二，全域旅遊是解決我國地區二元結構和城鄉二元結構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就社會經濟發展方式來説，我國是按照一個主線來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的，這個主線就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發展，不可否認，工業化發展之路為推動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近40年，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主要得益於我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因此，工業化之路是不可置疑的。

然而，如果從另外的視角來分析，工業化之路並不都是正收益，也有負面影響，工業化發展方式擴大了城鄉經濟和地區經濟這兩個二元結構的差距，當前，工業化進程中所形成的城鄉經濟和地區經濟的二元結構，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問題，也是一個突出的社會發展的問題。在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實踐中，通過什麼發展路徑來解決這二個二元結構，已經成為我國政府以及學術界所關注的一個大問題。問題的核心是尋找破解這二個二元結構難題的發展方式。

工業化是一種發展方式，會不會還有另外一種發展方式呢？隨著我國旅遊消費規模化發展，我們可以通過旅遊化的發展方式，來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工業化是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發展方式，旅遊化也是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的一種發展方式，雖然在學術界對旅遊化問題沒有深入研究，還沒有達到統一的共識，然而，在一些發達國家，旅遊化的種種跡象已經形成。

旅遊化是指在一定區域內，以旅遊消費為平臺，通過對區域內經濟社會資源、相關産業、生態環境、公共服務、體制和政策等要素整合、優化和提升，實現區域內旅遊與社會經濟的融合發展、創建社會共建共用的旅遊環境，帶動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一種新的發展方式。從旅遊化具體來説，要形成空間的旅遊化，要素的旅遊化、産業的旅遊化的發展格局。因此，全域旅遊是一個發展路子，而不是一個牌子。  

二、從産業融合的方式來説，全域旅遊是“＋旅遊” ，不是“旅遊＋”。

在多次全域旅遊規劃評審中，幾乎所有的規劃本子都提出了”旅遊＋”這個問題，都認為這是旅遊産業融合的基本路徑。 問題是，這種融合是旅遊産業＋相關産業，還是相關産業＋旅遊，這個問題不是文字遊戲，不是前後位置問題，而是我們的全域旅遊是大旅遊思路，還是小旅遊思路的問題。從邏輯思維方式來説，”旅遊＋”是站在旅遊的角度來思考産業融合的，這種産業融合的目標是為旅遊市場提供更豐富的旅遊項目和旅遊産品，其目的是通過産業融合擴大旅遊産業規模和旅遊産業領域，提高旅遊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我並不反對這種提法，然而，如果我們將産業融合放在全域旅遊的語景下，以旅遊本體和本位的”旅遊＋”來發展全域旅遊，那麼你的全域旅遊還是一個小旅遊發展模式。官方對全域旅遊的概念解釋是指在一定區域內，以旅遊業為優勢産業，來整合區域內經濟社會資源。用旅遊業來整合經濟社會資源，先不説旅遊業的行業能量能不能整合，先説旅遊業是什麼？它的行業範圍有多大？如果是小旅遊形態的旅遊業，旅行社、飯店和景區這三種旅遊企業能整合經濟社會資源？如果是大旅遊形態的旅遊業，那麼它的産業邊界又在何處呢？因此，這種解釋無論是邏輯還是理論都是説不通的。

全域旅遊是一種旅遊化的發展理念，這種理念是從消費對經濟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動能來思考的，是從旅遊消費所具有的對我國社會經濟推動力來認識的，因此，在全域旅遊的語景下，對旅遊的界定只能是旅遊消費，而不是旅遊産業。2017年我國國內旅遊總量突破了50億人次，未來10年，將達到100億人次，這是一個巨量消費，如果相關企業能抓住巨量消費，便可為這些企業未來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基礎，滿足旅遊消費將成為這些企業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附加值。

農業＋旅遊消費，工業＋旅遊消費，文化＋旅遊消費，交通＋旅遊消費，醫療＋旅遊消費，不僅為旅遊者提供更為豐富的旅遊産品和旅遊項目，也可借助於旅遊，成為其産品和服務的銷售渠道，從而擴大企業産品和服務的市場佔有率，因此，在全域旅遊下，旅遊融合是“＋旅遊”而不是“旅遊＋”。

三、從空間組合方式來説，全域旅遊是旅遊空間形態的多樣化，不是旅遊全空間。

在全域旅遊語境下，學者以及地方政府主管很自然與旅遊空間聯繫起來。 有些地方在全域旅遊示範區創建工作中提出將本區域打造成一個大景區，叫做處處是美景。從旅遊環境治理角度來思考，這種提法並沒有大錯，但問題是，為什麼要從景區空間形態來思考旅遊環境治理呢，而不是從空間旅遊形態特徵來思考呢？

我們知道，旅遊是一種空間消費，是一種通過空間變換而形成的經濟，旅遊經濟問題既是一産業問題，也是一個空間問題。旅遊要從小旅遊向大旅遊發展，沒有空間作為支援，旅遊是難以做大的。長期以來，從空間來説，我國的旅遊發展主要依託于各類景區，但這些空間，無論是風景區、文物保護單位、宗教藝術區 、森林保護區都不是旅遊的空間，但旅遊可以借這些窩下自己的蛋，這種借雞下蛋，或者借窩下蛋，在觀光旅遊時代還可以進行。

在我國旅遊消費進入休閒時代和度假時代時，這種借雞下蛋，借窩下蛋是難以適應旅遊者的需求的。旅遊形態是與空間形態相關的，當旅遊形態發生變化，客觀上會推動與其相適應的空間形態發生變化。你要發展休閒旅遊，就必須依託城市空間形態以及城市旅遊環境，你那裏沒有休閒街區、旅遊街區、旅遊風景道，沒有旅遊購物區，旅遊綜合體，你怎麼發展休閒旅遊；你要發展度假旅遊，你那裏沒有度假區、旅遊露營地，旅遊功能小鎮、旅遊主題民宿，高爾夫球場，你怎麼發展度假旅遊。你要發展技能性旅遊，你沒有登山基地、滑雪基地、低空飛行基地，你怎麼發展技能性旅遊。

在小眾化旅遊時代，我國的旅遊形態僅僅是觀光旅遊，我們可以依託景區空間形態來發展，當我們進入了大眾化旅遊時代時，度假旅遊、休閒旅遊、技能性旅遊的興起，僅靠現有的適應觀光旅遊形態的景區這種空間形態是難以滿足旅遊者需要的。在上世紀末，我國就提出了旅遊産業和旅遊産品的轉型，20年過去了，旅遊轉型之所以沒有完成，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旅遊空間形態有關，以景區為構架的空間形態是不支撐度假旅遊和休閒旅遊的旅遊形態的。

全域旅遊的實踐就是要打破這種舊的旅遊空間格局，重構旅遊空間形態，形成旅遊空間形態的多樣化，這是全域旅遊的核心問題。學者們在解釋全域旅遊時大都是從全的角度來解釋，認為全域旅遊就是全地域，這種解釋既不符合我國全域旅遊提出的背景，也不符合全域旅遊實踐的要求。

我們從全域旅遊提出的社會背景和旅遊背景來分析，全域旅遊是要改變以景區為主要架構的旅遊空間經濟系統，構建起以景區、度假區、休閒區、旅遊購物區、旅遊露營地、旅遊基地、旅遊功能小鎮、旅遊風景道等不同旅遊功能區為架構的旅遊目的地空間系統，推動我國旅遊空間域從景區為重心向旅遊目的地為核心轉型。因此，全域旅遊是要實現旅遊空間形態的多樣化，而不是旅遊全空間。

四、從旅遊品質來説，全域旅遊是旅遊便利化，不是旅遊要素化。

在構建我國旅遊服務體系時，都會涉及旅遊服務的要素問題。食、住、行、遊、購、娛六要素是我們常常談到的話題。在全域旅遊旅遊發展規劃裏，大多數旅遊規劃師都會將六個要素進行拆分，形成系列項目或者産品，這種規劃技術已經成了一種常態，可見旅遊要素化已經成為旅遊人的一個共識。

然而，從旅遊消費者的角度來認識，旅遊者要的不是旅遊的要素化，而是旅遊的便利化。因為，不同的旅遊形態對旅遊要素的依賴程度是不同的，觀光旅遊強調的是遊的要素，度假旅遊強調的是住的要素，休閒旅遊強調的是食和娛的要素。在全域旅遊下，旅遊服務各種要素如何圍繞著旅遊需求類型進行有機組合形成旅遊的便利化，便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旅遊便利化是大眾化旅遊時代的一個重要前提，而旅遊便利化的實現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旅遊要素組合，更是一個制度設計問題，是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與規制實現的。我國的社會管理有兩個特點，從行業管理來説，我們實行的是部門管理。按照部門所涉及的核心職能來進行制度設計，比如交通管理部門是管理道路和車輛的，無論是旅遊者還是運輸者，對於部門管理者都是一樣的，都是部門管理的對象。我要保障道路暢通、車輛完好，實現交通安全，管理的制度設計越複雜越好，至於旅遊者的便利問題不是我要考慮的問題。

從地方管理來説，我們實行的對定居者的管理。地方政府管理的重點是這個地方的定居者，是為定居者提供服務的政府，至於旅遊者是這個城市或地方的移動者，不是政府服務的對象，我可以為當地居民的出行建設有效的、方便的出行體系，並沒有義務為外地旅遊者的出遊建立方便的公交化的出遊體系。在我國多數的城市都提出建設“宜業宜居”城市，很少有城市提出建設“宜業宜居宜遊”城市。

當一個社會無論是部門管理還是地方管理，都是出於自已的核心利益對其管理對象實施管理時，旅遊便利化的實現就是一個十分困難的事情。全域旅遊實施一個突出的任務是要實現旅遊的便利化。在以前旅遊管理部門也提出許多旅遊便利化的制度，然而這些制度在與相關部門的制度博弈中，往往處在下風。

你要發展房車旅遊，交通部門出於交通安全，要求家用小車不能拖挂房車、房車一體必須持有特殊駕照才能上路；你要發展度假旅遊，國土部門出於土地資源保護，不允許建設類似于高爾夫球場的度假項目；你要發展研學旅遊，教育部門出於教學安排以及學分規定，研學旅遊難以進入高等院校的學分體系；你要發展低空旅遊，航空管制部門出於空中管制的要求，低空旅遊難以常態化發展。所有這些，使我國旅遊的便利化成為當前旅遊發展中一個突出的問題。

在全域旅遊發展下，為旅遊便利化實現提供了條件。各地在全域旅遊實踐中，要依據區域內現有的資源、設施和服務，以旅遊便利化為目標規劃出適應旅遊需求的一個完整的旅遊服務系統，以滿足旅遊者對旅遊品質提升的需要。我國的旅遊目的地不僅要規劃度假區、旅遊小鎮、自駕營地、度假項目，旅遊風景道、你還要規劃車輛租賃系統、標識系統、旅遊代理系統、旅遊公共服務系統，要研究旅遊者如何前往旅遊目的地的旅行方式、度假方式等等。所有這些不僅涉及到旅遊硬體建設，還有服務與政策等軟體建設問題。為此，全域旅遊要的不是旅遊的要素化，而是旅遊的便利化。

五、從治理結構來説，全域旅遊是社會治理，不是部門治理。

旅遊是人的空間流動， 這種空間流動需要相關行業提供服務，就需要相關行業管理機構圍繞著旅遊便利化給予配合與協調。因此，旅遊治理便是全域旅遊的核心問題。構建一個什麼樣的旅遊治理結構，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旅遊協調組織，至為重要。2018年3月13日，文化部與國家旅遊局共同組建了文化和旅遊部，今年年底，各省市區也會組建文化和旅遊廳（局）。新組建的文化和旅遊主管部門如何構建一個統一有效的旅遊治理模式，成為旅遊持續發展一個大問題。過去在沒有全域旅遊概念的情況下，小旅遊形態下，旅遊治理範圍較小，無非就是旅行社、飯店店和景區這些行業，這時旅遊管理部門可以完全承擔起旅遊治理問題，但隨著大眾化旅遊時代的到來，旅遊的規模、旅遊的形態發生了本質上變化，使得旅遊産業邊界越來越不清晰，旅遊空間已延伸至世界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僅靠一個部門的旅遊治理，是難以實現的。例如自駕車、旅居車、營地、風景道、綠道，都屬於旅遊的要素，屬於旅遊領域的問題，然而它卻是道路運輸問題，交通運輸的行政管理權力和管理職能是在交通運輸部的，解決的辦法是什麼，是將這部分治理交給文化和旅遊部門，還是在交通運輸部下設一個部門呢？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有自然資源部、教育部、衛計委、農業農村部、國家體育總局等行政管理部門，因為觀光旅遊、研學旅遊、康養旅遊、戶外運動休閒旅遊、鄉村旅遊都會涉及到這些部門的行政管理許可權。因此，在全域旅遊時代，旅遊的治理結構一定也會發生很大的變革。在旅遊總體規劃中，我們是以旅遊的部門管理為核心形成的旅遊行業發展規劃，面對於旅遊的綜合性，跨部門以及跨行業的旅遊需求，這種規劃的執行起來難度較大。全域旅遊規劃要站在全社會管理的角度，而不是以旅遊管理部門為主體來設計旅遊制度和旅遊管理的。例如，在旅遊總體規劃中，我們很難涉及到與旅遊相關部門的管理職能，如交通、工商、城建、公安，雖然這些部門的管理涉及到一個地區旅遊問題，但是由於部門管理的分割，協調起來非常困難。例如，主要旅遊目的地的高速公路服務區，隨著自駕車旅遊的發展，服務重點已經從為貨運車輛服務轉向為旅遊者服務，我們理應隨著這種服務對象的轉變形成一個所謂的“服務區革命”，將高速公路服務區變成一個具有旅遊功能的休閒區、購物區，這種需要是現實的需要，但由於管理許可權問題，“服務區”革命一直沒有展開，這就制約了自駕車旅遊的品質的提升。

在全域旅遊下，旅遊的治理不能是部門治理，只能是全社會共同治理。各級旅遊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門對旅遊的治理，是圍繞旅遊便利化，監督與監察提供旅遊要素的部門，要對生産安全、環境保護實施監督和監督的職能。旅遊治理在小旅遊時代可以管産業，然而在全域旅遊環境下，旅遊治理再以産業為管理和治理對像是難以進行的。旅遊産業定義不清晰，産業邊界模糊，如果將産業管理作為旅遊治理對象，很容易形成部門之間的糾紛，必然會加大政府旅遊治理成本。旅遊産業的治理可以通過各種旅遊行業協會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來治理，文化和旅遊管理部門可以從旅遊便利化來督查相關部門，這可能就是全域旅遊下的旅遊治理方面的一場革命。

六、從旅遊功能來説，全域旅遊強調的是旅遊貢獻率，不僅僅是旅遊增長率。

2018年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促進全域旅遊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全域旅遊發展四個主要目標，其中之一是旅遊效益最大化。意見指出：要把旅遊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發揮旅遊“一業興百業”的帶動作用，促進傳統産業提檔升級，孵化一批新産業、新業態，不斷提高旅遊對經濟和就業的綜合貢獻水準。因此，提升旅遊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是全域旅遊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標準。按照這一目標來分析全域旅遊的成效，它追求的不是旅遊人數、旅遊收入以及兩者的增長率，追求的是旅遊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對相關産業的穿透力、幅射力，以及對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發展的拉動力。然而，在許多地區無論是全域旅遊發展規劃，還是推進全域旅遊工作實施方案中，關注的僅是旅遊人數的增長，旅遊收入的增長，很少關注旅遊的貢獻率、幅射力和穿透力這些指標。我們知道，旅遊消費是區別於居住性消費，是一種離開居住地的消費現象，這種消費涉及多個類別的産品與服務，具有消費綜合性，産業關聯性廣的特點，相比其他消費形態，它對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帶動作用更加顯著。正是由於旅遊消費這種特性，使得旅遊化成為新時代下的一種社會經濟發展方式，成為全域旅遊追求的目標。

旅遊的貢獻率、旅遊拉動力的提升，不僅與旅遊形態有關，也與旅遊目的地的經濟結構和産業結構有關。在以前，我們研究一個地區旅遊發展時，很少關注這個地區的經濟結構和産業結構，關心的僅是這個地區有沒有旅遊資源，有什麼旅遊資源？這些旅遊資源與旅遊需求的匹配度，能形成什麼旅遊産品。在全域旅遊下，情況就不同了，一個地區能不能發展旅遊和一個地區能不能發展全域旅遊是兩回事。如果這個地區是一個重化工為主體的産業結構，也有一定數量和品質的旅遊資源，這個地區可以發展旅遊，然而要實現全域旅遊發展態勢卻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因為你的産業結構很難支撐全域旅遊發展所需的要素、服務和産品，江浙的旅遊與東北旅遊，為什麼在服務精細化方面存在著差距，就是與兩地産業結構有關。同時，在重型産業結構下，旅遊的發展也與重型産業的關聯度較低，旅遊對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是不會有較高的貢獻率和拉動力的，從這個意義上説，作為旅遊化發展方式的全域旅遊，並不是任何地區都可以搞的，只有那些擁有一定數量和品質的旅遊資源，且經濟結和産業結構與旅遊消費相匹配吻合的地區，全域旅遊示範效應才會最為顯著。

七、從實現的路徑來説，全域旅遊是要通過深化改革，不僅僅是通過旅遊項目建設實現的。

從實踐角度來説，全域旅遊示範區建設是與不斷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相聯繫的，如果不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在原有機制、制度和體制下，全域旅遊是不會取得應有成效的。這是因為全域旅遊實踐是一個由“小旅遊”向“大旅遊”發展的過程。“小旅遊”與“大旅遊”有兩個重要的區別，一是旅遊形態的不同；二是旅遊推動要素不同。“小旅遊”的旅遊形態是單一的觀光旅遊，旅遊成長的推動要素主要是勞動和資源這兩個要素；“大旅遊”的旅遊形態是綜合的，觀光、度假、休閒、研學、旅居將成為旅遊的常態，旅遊成長推動要素主要是資本與技術。在“小旅遊”時代，旅遊發展主要依託的空間是景區，産業是旅行社和酒店，制度設計雖然會對旅遊産生一定的影響，但不會對旅遊發展形成重要的制度障礙。因為，作為支撐觀光旅遊的重要空間是景區，我國的景區主要是由風景區、文物保護單位、宗教藝術區、森林保護區所構成的，這些景區都有相應的法規和制度保障，同時，觀光旅遊的“走馬觀花”的方式也不會觸及這些保護單位的核心利益。然而，“大旅遊”是多種旅遊形態，不同的旅遊形態需要不同的空間形態，一個旅遊目的地要發展不同的旅遊形態，就必須要有不同的空間形態，要有景區、度假區、露營地、旅遊小鎮、旅遊街區、旅遊購物區、旅遊基地、旅遊綜合體、旅遊風景道這些不同的空間形態來支撐觀光旅遊、度假旅遊、休閒旅遊、研學旅遊、旅居旅遊。不同於傳統景區，這些適應“大旅遊”的空間形態是一種新型空間，在土地、規劃等方面是沒有制度設計來保證其發展的。比如，自駕車旅遊成為我國旅遊一個重要旅遊形態，自駕車旅遊的發展需要一定數量的營地，在我國土地利用類型中，沒有專門的營地用地類型，而自駕車房車營地更多地是為旅遊者服務的旅遊設施，這就造成自駕車旅遊營地在獲取建設用地時存在不少困難。目前我國土地使用方面規定不是很清楚，比如林地，不少地方即使不種樹，一直荒著，但為了得到國家的天保工程補償，還是定性為林地。我國現有的汽車露營地，用水、供電、衛生、安全、私密性等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各個方面的品質也有待提高。以上種種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汽車露營旅遊的普及。

中國旅遊業的發展已經有40年的歷史了，原先旅遊業只是靠勞動和資源來催生産業進步，但勞動和資源卻催生不了商業模式。在“大旅遊”時代下，大量的資本和技術開始進入旅遊業，資本與技術成為旅遊發展的重要要素。資本和技術要推動中國旅遊業的發展，則必須靠商業模式，必須通過制度創新來保證商業模式的形成。在我國近幾年出現的短租、分時度假、分權度假、旅遊養老新型旅遊形態的發展都或多或少受到制度與政策的制約，技術型消費，比如滑雪、滑翔、航空、潛水、郵輪、登山受到基地相關制度的限制，旅居車上路問題也受到交通法規的制約。因此，全域旅遊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阻礙各種旅遊形態成長與發展種種制度性障礙。

八、從三大市場關係來説，全域旅遊是要解決入境旅遊和出境旅遊問題，不僅僅是國內旅遊問題。

近年來，我國三大旅遊市場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變化，入境旅遊停滯增長，國內旅遊中速增長和出境旅遊高速增長，這種現象成為學術界和媒體界所關注的熱點問題。國家旅遊局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內地公民當年出境旅遊首破1．3億人次。回溯2000年，中國只有1050萬人出境遊，僅僅過了17年，中國的出境旅遊人數便增長了13倍，其增長速度世界少見。我國的入境過夜人次數雖然早在2008年就超過西班牙，成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遊國，之後的入境旅遊增長速度卻不增反降，現在已退到第四位。三大旅遊市場在增長率表現出的差異，其背後深層原因是什麼？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旅遊市場是由國內旅遊、入境旅遊和國內旅遊三大市場組成，這三個市場共同組成了我國統一的旅遊市場。既然是一個統一的旅遊市場，它們之間必然存在著一定的經濟聯繫。在西方經濟學裏，“溢出效應”與“回波效應”是一組對應的概念。一國總需求與國民收入增加對別國的影響，稱為“溢出效應”，反過來，別國由於“溢出效應”所引起的國民收入增加，又會通過進口的增加使最初引起“溢出效應”的國家的國民收入再增加，這種影響被稱為“回波效應”。對於旅遊市場來説，入境旅遊、國內旅遊和出境旅遊是整體旅遊市場的組成部分。在資源限定和規模限定、經濟能力限定下，每一種市場規模的變化都會對其他市場産生影響，從而影響旅遊效益的變化。一個國家入境旅遊停滯增長和出境旅遊高速發展，也就預示著，這個國家的國內旅遊出問題了，也就是，這個國家的國內旅遊無論是産品形式、還是旅遊方式以及旅遊品質不能充分滿足本國居民旅遊需要，人們放棄國內旅遊進而出境旅遊。如果這種變數間的關係成立，那麼，我們便可以從我國出境旅遊高速發展、入境旅遊持續下降的現象看出我國國內旅遊存在的問題。

旅遊是一個社會和經濟現象，社會與經濟的變化都會對旅遊産生重要影響。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説，旅遊是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産物，是對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一種生活方式，工業方式大大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變革。從經濟的角度來説，一個國家旅遊出遊總規模取決於居民收入的總量，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斷提高。

如果説，一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決定了這個國家出遊規模，那麼，出遊的地區選擇則將取決於出遊的成本和出遊的收益的比較。人們的旅遊消費，可以通過國內旅遊得到實現，也可以通過出境旅遊得到滿足，那麼，旅遊者選擇國內旅遊還是出境旅遊，出遊成本與出遊收益的比較便是人們決策的主要依據。近年來，我國公民出境旅遊規模性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國內旅遊與出境旅遊在成本和收益存在巨大差距的結果。我國以景區門票價格為主體的服務性價格的上漲以及具有品質化的度假和休閒旅遊産品不足，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入境旅遊者的旅遊成本，抑制了我國入境旅遊市場擴張，使我國旅遊國際競爭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也使我國國內旅遊市場規模性發展受到了影響。近年來，我國的國內旅遊增長速度遠遠低於出境旅遊增長速度，可以很好地説明這個問題。從國內旅遊與出境旅遊收益來説，我國國內旅遊在服務品質和市場秩序方面，問題更多。旅遊者出外旅遊，就是花錢圖個輕鬆，買個愉快，獲得良好的旅遊體驗，然而我國旅遊市場存在非法經營、欺客宰客、強迫消費等現象，令消費者苦不堪言。

從空間範圍來説，全域旅遊實施是在國內，其影響主要是國內旅遊，但從三大市場關聯以及“溢出效應”來看，全域旅遊不僅會對國內旅遊發展産生影響，也會對我國的入境旅遊和出境旅遊産生影響。如果通過全域旅遊的實踐，在空間域、産業域、要素域和管理域形成了旅遊的完備，我國的旅遊形態更為豐富，旅遊品質更為優質，旅遊秩序更為規範，旅遊服務更為完善，旅遊者出遊更加便利，不僅可以激活入境旅遊需求，推動入境旅遊市場的增長，也會對我國居民出境旅遊規模性增長産生抑製作用。

（張輝，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省人民政府特聘教授、北京旅遊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