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山江口明末戰場(江口沉銀)遺址近日已結束第二階段考古發掘,圍繞張獻忠及出水文物的相關研究,明末農民起義這段歷史日漸清晰。
記者5月6日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簡稱“省考古院”)獲悉,眉山警方兩年前繳獲的江口出水文物——“永昌大元帥”金印,其歸屬正在學界形成共識。省考古院公眾考古中心主任李飛和四川大學博物館研究人員周克林近日同時發表文章,一致認為“永昌大元帥”正是張獻忠本人。
李自成封“永昌大元帥”年代不符
2016年10月,眉山警方宣佈破獲江口沉銀遺址盜挖倒賣文物大案。在追回的文物中,一枚“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受到學界關注。這枚印章金光燦然,虎鈕身姿矯健,最引人注目的是用“九疊篆”在印臺上陰刻了“永昌大元帥印,癸未年仲冬(1643年)吉日造”字樣。九疊篆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篆書,象徵著極高的身份。金印在江口出水,證實曾為張獻忠所有,而“永昌”恰好曾是李自成的年號,那這枚大元帥金印,究竟是張獻忠的還是李自成的呢?
在兩年前金印公開時,學術界莫衷一是。隨著研究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李自成不可能是“永昌大元帥”。
李飛説,江口出水的文物,那些金冊銀錠等大多緣自張獻忠一路擄獲。按常理推斷,這枚“永昌大元帥”金印除了是他自己所用以外,極可能來自他搶劫的對象,並且可能是明代以前的物件。然而查閱歷史即可發現,在明代只有皇室才能用金印。“明代百官不用金印,是明代皇權專制使然,就是銀印也控制得嚴,只有少數一二品官員才能使用。”同時明代能稱元帥的也很少,“倒是明末農民戰爭中,多位起義領袖自封或者被封為元帥。”
那這個元帥為何不可能是李自成呢?李飛説,永昌大元帥印鑄于1643年冬,“但李自成在當年正月就自立,三月稱‘新順王’。因此年底不太可能再自封大元帥。”李飛查閱史料獲悉,李自成為避諱父祖,曾專門頒布一切文書要回避“印”等十字,“他自己更不可能在印章上刻上‘印’字。”
這個説法也得到周克林的證實。周克林同時還發現,李自成雖然曾多次自封大元帥,“但他的封號中,均帶有‘倡義’二字。這枚‘永昌’印章卻並無這種字樣。後來李自成建國後曾改元永昌,但已是1644年,晚于印章的鑄造時間,因此印章之名顯然與李自成年號無關。”
“永昌”寄託張獻忠美好願望
那自己只想當“倡義”大元帥的李自成,會不會再設“永昌大元帥”職位,將其頒給同為起義軍首領的張獻忠呢?
在明末農民起義中,張獻忠在崇禎十四年兵敗後,曾短暫投靠李自成。但周克林認為,除了這次短暫的接觸,李、張二人並無長期統轄關係。更有意思的是,在投靠李自成以後,張獻忠險些被殺。“因此李自成不可能把代表最高軍事權力的大元帥金印頒發給張獻忠,張獻忠也斷然不會接受任命。”
李飛認為,既然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有自封或被封大元帥之風,這些起義將領中與江口沉銀發生聯繫的,又只有張獻忠一人,因此印章極可能是張獻忠本人所有。
張獻忠曾經自封過“永昌大元帥”嗎?李飛説,雖然史料上對此並無記載,但這種做法完全可能。
在金印鑄造的1643年,張獻忠5月已攻佔武昌,自稱大西王,建立了大西農民政權。次年正月,便率軍進入四川,佔領成都以後稱帝,建立大西政權,改元大順。“1643年,正是大西軍向南征戰、勢力最盛之時。張自封永昌大元帥符合當時的形勢,也表達了自己對政權永昌的期待。”周克林則表示,雖然文獻上沒有記載張獻忠自封大元帥的事,但他有可能在軍隊中設置並自任。因為在政權和軍隊建設上,張獻忠一直緊跟李自成步伐。當李自稱“奉天倡義大元帥”的時候,他完全有可能照搬。
張獻忠當元帥後不到一年,便在成都稱帝,金印不再使用。只是,大西政權此後受到南明和清的夾擊,內憂外患。張獻忠為求妥善後路,於是“括府庫民兵之銀,載盈百艘,順流而東”。李飛説,由此可見張獻忠此時已計劃放棄成都,轉移財産。但因楊展成功阻擊,一切計劃都化為泡影。這枚元帥印,應該便是此次轉移財産中的一部分。
記者了解到,江口出水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已在持續推進。未來,將有更多關於“張獻忠沉銀”及明末農民起義的歷史被揭開。
(吳曉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