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天津

1404年12月23日

（明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天津”正式得名，築城設衛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618年曆史積澱

天津人的性格一脈相承

從名人學者到普通百姓

從原住民到外來者

人人都有一段精彩人生

他們的故事看似互不相干

卻也因為同在一座城市

而緊緊融合在一起

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又生機勃勃的天津圖景

馮驥才：這個城市的風我都有感覺

馮驥才，1942年出生，著名作家、學者。

我年輕時跟溥佐先生學畫，在天津籃球隊打過一年多籃球，後來在塑膠廠當工人，幹推銷員。我騎著自行車在天津城裏跑，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我到工廠去跑業務，坐那兒跟人家喝茶、抽煙、聊天。所以我能寫《俗世奇人》，我能寫《神鞭》，就是因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得太多了，我對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

我喜歡天津人的性格。天津人的豪爽，天津人的厚道，天津人的強量，天津人的戲謔，天津人的好面子、逞能，包括天津人的缺點，我都喜歡。喜歡一個人，如果連他的缺點都喜歡，才是真的喜歡。就像夫妻，長期生活在一起，對方什麼缺點都不以為然了。我太熱愛這個城市了，太熟悉這個城市了，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書裏，跟我的生命融為一個整體，天津好的東西我一定以它為榮。

1992年、1993年前後，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後，帶來全國城市的變化。那時候我還在寫小説，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變了，到處都是“拆”字。那個時代人們渴望城市改變，渴望舊貌換新顏，突然感到自己腳下的傳統鬆動，情不自禁地想要保護天津老城。我組織一大批攝影家拍攝老城，請了一批建築學家、歷史學者來討論，在各個地方演講，呼籲老百姓熱愛自己的城市，自費出了《五大道畫集》。後來民園體育場要拆，香港商人要在那兒蓋一片高樓。我對市裏的領導説，民園絕對不能拆。我把道理講清楚，領導同意我的意見，建起了“水滴”體育場。我把這件事寫到了我的《漩渦裏》。

在天津文化工作會議上我提過一條，把天津文化最有優勢的項目做出來，比如天津的曲藝，過去有馬三立、駱玉笙，現在也很強，天津應該重點抓曲藝，應該建一座曲藝博物館。

香港三聯書店出版過一本《馮驥才的天津》。那一系列還有《沈從文的鳳凰》《老捨得北京》《茅盾的烏鎮》《王安憶的上海》。我寫了一篇序，叫《靈魂的巢》。我説天津是我靈魂的巢，是我的窩，這個城市的風我都有感覺，秋天的風刮過來，我覺得跟別的城市都是不一樣的。我的靈魂跟這個城市是相通的。申請世界文化遺産，第一個我寫的是楊柳青年畫。評審非遺的時候我是主任，有人説狗不理包子精神性的東西不足。我説怎麼不足？狗不理包子有民間傳説，我把狗不理的故事講出來，在《俗世奇人》裏專門寫到了狗不理。這本書裏面我寫了大量的天津文化，狗不理、相聲、曲藝、各種手藝、武術。再有做皇會的檔案，我們給天津的十道皇會，每道都做了一本檔案調查，檔案發佈的時候請全國許多專家來天津開會。

世界上主城區是文化遺産的，像倫敦、薩爾斯堡、維也納、布拉格，中國還沒有一個城市的主城區是世界文化遺産。我在腦子裏劃了劃，五大道，從小白樓過去，把解放北路圈起來，不能大修大建，就是整理好，可以找一批專家一塊兒研究，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遺産，旅遊價值和知名度都會提升。比如説義大利熱那亞的新街和羅利宮殿體系，是世界文化遺産，有很多外國的殖民建築；日本神戶北野異人館街，也是很多殖民者到日本蓋了很多洋式小樓。租界是天津的歷史，是人類的歷史，是這個城市的特徵，恰恰也是別的城市沒有的，所以沒有問題。

蔣子龍：抒寫波瀾壯闊的工業時代

蔣子龍，1941年出生，著名作家。

我生在河北滄州，1960年從天津重型機器廠技校畢業分配進廠，同年參軍，考入海軍製圖訓練學校。復員後，我又回到“天重”，當過廠長辦公室秘書、班組長、工段長、車間主任。

天津重型機器廠是全國“五大重機廠”之一，曾是工業時代的一個標誌。我上學時喜歡讀書、寫作，工作中感受到“天重”波瀾壯闊的輝煌，見證了它在新時期的轉型，感覺自己的創作衝動被激發了出來。那幾年我白天忙工作，晚上通宵開夜車，完成了《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拜年》《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赤橙黃綠青藍紫》《鍋碗瓢盆交響曲》等小説。

1979年，《喬廠長上任記》獲得全國短篇小説獎第一名，這是專家和讀者投票相結合的一次評選，“喬廠長”成為改革者的代名詞。各地出了很多“喬廠長”。《文匯報》的大標題“歡迎喬廠長上任”，不是小説，是專門寫那個工廠的通訊，因為那個廠子的廠長被工人們叫做“喬廠長”。天津市經委請上海的企業家來作報告，一個老朋友拿著票來找我，票上寫著“上海喬廠長來津傳經送寶”，他説：“蔣子龍同志你説，他怎麼是喬廠長？喬廠長是天津的啊！”我收到過瀋陽一個護士寫來的長信，她説我的小説救了她爸爸一條命。她爸爸是一個廠長，工作上犯錯誤了，把自己關在屋裏不肯出門。家裏人沒辦法，找來第七期《人民文學》，從門縫塞進去。沒過多久，他爸爸拿著雜誌出來了，説我有根據了，喬廠長就是這麼幹的！

轉眼幾十年過去，我仍在寫。我以為一個作家該寫幾部長篇，是命中註定的事。我還有兩部書得寫，一部寫我的家族，另一部回歸工業題材，寫關於天津工業的歷史小説。不寫出來，我覺得欠點兒什麼。

我想從北洋練兵開始，寫到日本侵華前。我研究過《侯德榜傳》，研究過范旭東，他們討論的問題都具有國際視野，他們對化工行業了然於心，造出來的産品都是頂級，都能拿到國際大獎。那是什麼高度、什麼境界？我寫現代工業題材，理所當然應該寫到天津工業的根兒——百年前的民族工業，能源、造船、造槍、紡織、化工……完成這本書，我這個工業題材作家才算圓滿。這也是一種責任。

孟廣祿：小時候在海河邊學唱戲

孟廣祿，1962年出生，著名京劇藝術家。

小時候我家住河東區郭莊子。那個年代的人生活都比較清苦，我母親沒工作，我父親一個人上班，養活六個兒女。我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我家沒人唱戲。電臺總播樣板戲，我從小就愛聽。4歲時，我爬到炕桌上唱“朔風吹林濤吼，峽谷震蕩……”一用勁兒，摔下來了。我大姐單位開聯歡會，她帶我去。我上臺就唱，膽子特別大。

長大點兒以後，我總去海河邊的廣場玩。那兒的戲迷特多，我找一個老大爺，我説您給我唱一段兒《赤桑鎮》吧。他唱，我跟他學。回家後我自己練。

我真正的京劇啟蒙老師是名票友陶漢祥先生。他是第一個給我説戲的人，他把自己家的錄音機借給我，讓我能更方便地聽戲、學戲。有一年我跟我哥哥在家刷漿，把屋裏東西都搬出去了，我學裘盛戎先生的“恨包勉”。因為屋裏空，有共鳴音，顯得聲音特別好聽。我哥説，小祿，你嗓子怎麼這麼好？那時候我就愛上裘派了。

我記得特清楚，1977年夏天，我去考天津戲校。那天下大雨，馬路上全是積水，水面上漂著番茄、茄子、黃瓜、西瓜……因為害怕蹚水激著著涼嗓子壞了，我哥哥就推著自行車，我坐在後衣架上，把腳抬起來，盤著車前面的大梁。到戲校以後，我哥哥幫我紮好板帶，我上去唱。結果落榜了。

1978年，中國戲曲學校招生，全國要十個人，天津要一個人。我又去考試。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我正在房頂上放風箏，郵遞員送信來了，有兩封孟廣祿的信，都是錄取通知書，一封是我考上飛行員了，另一封是考上了中國戲曲學校。我爸説，當飛行員得去瀋陽，離家更遠了，還是去北京吧。從這一年起，我開始正式學戲。

駱巍巍：奶奶駱玉笙是超級美食家

駱玉笙

駱巍巍，1965年出生，金嗓鼓王駱玉笙的孫女。

我奶奶駱玉笙22歲在天津成名後，收入多，特別舍得在吃上花錢。上世紀70年代，我在新華南路小學上學時，我們家被退賠了一批財産，折成現金。不少親朋好友來借錢，奶奶能借就借。剩下的錢，我爺爺説，咱都吃了吧。從那時起，我們全家每週日都去下館子。

奶奶愛去遼寧路上的天津烤鴨店。有時她中午想吃烤鴨，就帶著我坐9路公交車，到和平路終點站下車，直奔烤鴨店，因為去晚了要等座。點三兩烤鴨，一份芙蓉雞片，一份燒二冬，一碗米飯。吃飽了結賬，結賬時還得用糧票，一碗米飯要一兩糧票。她也愛吃海參、蝦仁。但蝦仁不總有，為了吃清炒蝦仁，還特意去國民飯店的餐廳找熟人預訂。

天津烤鴨店對面有一家川蘇菜館，最早叫同和居，是家川菜館，幹燒魚做得太好了，奶奶愛吃。我小時候嫌那個魚太辣，不吃。長大後，就連去四川也再沒吃過那麼好吃的幹燒魚。那時常去的還有惠中飯店後面的宏業菜館、新華路上的和平餐廳。和平餐廳既賣中餐也賣西餐，但他們家的西餐比不上起士林。

起士林是必去的。每個月至少去一次，在樓上吃正餐。當時起士林還是老師傅主廚，奶油烤魚歸和肝泥、俄式馬鈴薯沙拉是我的最愛。不是因為那時肚子裏沒油水才覺得好吃，是真的好吃。

奶奶常在下午帶我去起士林樓下吃冰激淩，每週至少一次。現在回想，那就是下午茶，當年卻是對以往生活習慣的自然延續。香草味奶油冰激淩兩毛錢一個，巧克力冰激淩上面澆著一圈可可汁兒，兩毛五。我吃一個奶油冰激淩，奶奶就吃一個巧克力冰激淩；我要是吃一個巧克力冰激淩，奶奶就要一份3毛錢的水果山德，或者5毛錢的奶油慕斯，吃完就走。在起士林總會遇到一些老人，可能是家裏有海外關係，或者也是退賠了財産的。但就算是熟人，彼此也不多説話，最多點點頭，感覺他們對一下眼神兒都怕被人議論。可那種非要吃到“毛幹爪凈”才罷休的心態倒是挺像的。

1980年以後，奶奶常在幹部俱樂部開會，如果趕上我放假，她就讓我中午提前到餐廳點好菜，等她散了會，菜也做得了，吃完了她繼續回去開會。我在那兒吃過一道炸烹蝦，後來再也吃不到這種水準的炸烹蝦了，可能蝦也不一樣了。還有一道西餐黃油雞卷，用雞胸肉把黃油裹起來，外面再裹一層麵包渣炸熟，底下托一個炸好的麵包托。一點兒也不膩，每次我都要連麵包托一起吃了。這些年吃過的黃油雞卷都特別膩。

奶奶對吃的要求確實挺高的。無論吃什麼，她要是咬下去覺得不好，就一口都不吃，再也不碰了。以前水果少，甜水果更少，買一堆蘋果，能有三分之一甜的就不錯了。橘子也一樣。要是買了甜橘子，一會兒奶奶就都拿她屋裏去了。西瓜打開她先看，看著半生不熟的就不吃了，要是看著還行，就問吃的人：“甜嗎？”我爺爺説：“填啊，往嘴裏填！”她就不吃。“我這嘴就是吸鐵石，我吃一口就吃出好壞來了。”奶奶説。我爺爺説：“你這屬於腐朽沒落的資産階級生活方式。”誰讓奶奶是一個對完美度要求特別高的人呢。

別看奶奶吃得特別精緻，但生活條件差的時候，她也能適應。她吃飯最多八分飽，多好的菜，也從不暴飲暴食。良好的身體條件，保證了她在舞臺上的表演水準。她説：“我年輕的時候穿過、戴過，什麼都見過。到現在這把年紀都無所謂了，但只有一樣，一定要吃好。吃好了身體才能好，身體好了才能幹好工作。”

馬小川：爺爺馬三立一輩子都在琢磨包袱

馬三立

馬小川，1981年出生，馬三立之孫。

爺爺對每次演出都特別重視。演出前，他會花很長時間思考表演哪個段子。因為他知道，之前的段子觀眾都太熟悉了。説老活，觀眾肯定也會鼓掌，但那不是他想要的；説新活，總覺得包袱雕琢得還不夠，現場未必能火，觀眾未必會樂。就因為這個，爺爺推掉了很多演出，留下時間在家琢磨包袱。像《撓撓》《寫信》《查衛生》《考學》等很多單口相聲，都是經過一年甚至兩年、三年才打磨出來的。

那時我跟爺爺同住一室，我在裏屋寫作業，他在外面閉著眼睛嘴裏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説什麼。我走過去喊一聲：“爺爺！”他用手揉了揉眼睛，説：“背詞兒了，《十點鐘開始》裏面的那個貫口。這些段子許你不演，但不許你不會。”還有很多他曾經説過的段子，像《似曾相識的人》《開粥廠》《賣挂票》，他幾乎每天都在重溫，每天都在腦子裏給觀眾“演出”。不僅如此，他還經常把臺詞一字不落地寫下來，就連該在哪停頓、哪咳嗽、哪重復，他都標記出來。

爺爺愛看話劇。他總説，話劇是語言的藝術，在刻畫人物形象方面比相聲要複雜。相聲演員是本色出演，演的是自己，但話劇演員演的是別人，這是最難的。在我小的時候，北京人藝的那些藝術家們經常來我家看望我爺爺。尤其於是之先生，他跟我爺爺的交情很深。爺爺最喜歡看他演的《茶館》，對於是之先生非常敬佩，於是之先生也很欣賞我爺爺的相聲。我那時候還小，不記得他們都聊了些什麼，也聽不明白，看他們就像兩位老神仙一樣，一胖一瘦，坐在那兒説話。

有一次我跟爺爺看電視。電視裏有兩個演員表演相聲，逗哏演員上來第一句就是，“相聲講究説學逗唱”。爺爺讓我把電視關上。我還納悶兒，怎麼不聽了？爺爺説：“人家問他了嗎？這話聽著就不符合邏輯，這是教科書式的表演。”我聽完爺爺的話恍然大悟，突然覺得這相聲裏的門道真是太深、太細緻了。

爺爺年輕時在萬全小學、匯文中學一直成績都不錯，他的理想是做個讀書人，但由於家境原因，被迫輟學改説了相聲。他並不埋怨什麼，既然幹了這行，就好好幹。從跟哥哥馬桂元學藝開始，他給自己立下了“四非”的人生格言：“非學不可、非會不可，非行不可，非好不可。”一輩子都在恪守這句話。

花五寶：天津的老園子我都唱過

花五寶，本名張淑筠，1923年出生，梅花大鼓表演藝術家。

我出身貧苦，自幼過繼給孀居的姑母撫養。姑母身邊還有一個養女，叫張淑文，藝名花四寶，在南市的書館裏唱梅花大鼓掙錢養家，十幾歲唱出了名，被報界評選為“梅花歌后”。我常跟四姐跑場子，聽她唱，也聽她的唱片。四姐嫁人後，家裏的經濟來源斷了，我十二三歲就開始賣藝養家。

我有兩位老師，一位是邱玉山，一位是盧成科。他們也都曾教過我四姐。那時候，天津表演曲藝的園子特別多，電影院放電影中間休息，也加一場曲藝。我簽約的仁昌電臺每天有10個小時都在播放曲藝類節目，我每天都去電臺實況直播，還要趕五個劇場，差不多唱九段。天津的曲藝園子，沒有我沒上過的。我能有幸跟劉寶全、白雲鵬、張小軒、榮劍塵、常澍田、常寶堃這些曲藝名角一塊兒同場演出，也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從1986年開始，我在中國北方曲藝學校任教。學生想跟我學，我聽聽嗓子不錯，就行。我頭一批徒弟是籍薇、安穎、楊雲三個。要是從我們“花派”來説，我繼承花四寶，算第一代傳人，我的徒弟是第二代傳人。我希望我的徒弟不但要繼承，還要把梅花大鼓發展下去。我是傳藝不賣藝，我不賣關子，梅花大鼓藝術能夠代代傳承，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的徒弟楊菲現在收了好多十來歲的小學生，梅花大鼓“花派”已經有第三代傳人了。

2015年，我92歲，天津市曲藝團為我辦了一場從藝80週年紀念演出，地點在中國大戲院。我説我還能唱嗎？我在家試了試，還行！但是我腿疼得走不了路，演出前先去醫院打封閉針。到演出時大幕一拉開，臺底下座無虛席，我就跟腿不疼了似的，到臺上一打鼓，一句一個好！一句一個好！那天演出的效果挺好，有記者來採訪，問我怎麼那麼多人喜歡您呢？我就説，觀眾好啊！

楊少華：走到哪兒都樹人緣

楊少華，1932年出生，著名相聲演員。

我生在北京，小時候常溜進常連安掌穴的啟明茶社聽相聲，想幹這行，自己找轍，進了旁邊的明園茶社做雜工、幹檢場。常寶霆比我大三歲，是他給我開的蒙，教我説《六口人》《反七口》。19歲時我來天津，進鋼廠當鉗工。常家也落戶天津，我又和常寶霆這撥説相聲的湊一塊兒了。

説相聲容易，一邁腿就進來了，出可出不去了。只是會説不行，得能説到一定程度。唱戲、唱歌有伴奏，説相聲沒有，全憑一張嘴，要把你兜裏的錢説到我口袋裏，得有這能耐才行啊。

我最崇拜梅蘭芳先生。梅先生來天津演出，觀眾排隊買不上票。我能找到梅先生，買第一排第二排的票，拿到票以後，到外面高價賣給別人。不是我貪心，是因為家裏孩子多，只能想盡辦法賺錢。有一回演出，下大雪，很多人在劇場外面圍著，沒票。梅先生説，讓大家都進來吧，都不容易。我心裏特別熱乎，覺得梅先生真仁慈啊。做人就得跟這樣的學。後來我跟梅葆玖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幹這行，如果貪圖小便宜的話，就走不到今天了。説句良心話，老一垡兒説相聲的，都花過楊少華的錢。我給錢都沒人知道，一拉手遞過去，絕不大張旗鼓給人家錢。幹嘛要説呢？我是真疼説相聲的，不容易。我絕不巴結上頭，我巴結底下的人。你知道哪塊兒雲彩下雨？人家有好包袱，你用了，你得記住人家的好。你看我軟弱無能，可是我跟別人交往，我不佔人家便宜，我有骨氣。

這幾年我自己個兒都不知道自己怎麼這麼火，人緣怎麼這麼好。到外地一聊天，天津那老頭兒，楊少華，好些人都知道。我是不是走運了？我這輩子還了不得了？出門打車，司機不要錢；去飯館吃飯，別的桌的人過來説他給買單了。遇到這樣的事我堅決不答應。其實我什麼也不是，我什麼也不會，大夥兒把我捧得這麼高，我是一個窮根兒出身。我常説一句話，讓人非我弱，得志莫離群。人得做善事，跟誰都客客氣氣，走到哪兒都得樹人緣。説句我內心話，如果我這樣做人，絕對不會給人留下壞印象；如果我天天橫眉冷對，不行。

“嘛錢不錢的，樂和樂和得了！”這句話是楊議説的。這句話很有分量。你有金山，到最後不也帶不走嗎？我比較隨意，樂和樂和得了，但好像楊議不這樣想。他買了好多古玩，我説你買這些幹嘛？他説，您不知道？我給社會作貢獻。楊議一直説，“楊光”最大的法寶就是相聲，用的都是相聲理論，臺詞是相聲的臺詞，它也許不是相聲的包袱，但邏輯上是相聲的思維。他這個思維，給天津的相聲，甚至於給天津的平民老百姓留下了一條根兒。

天下霸唱“大耍兒”如同“大俠”

天下霸唱，1978年出生，本名張牧野，著名暢銷書作家。

我在天津老城裏的衚同長大，天津的傳統文化底蘊深厚，有獨特的民風民俗，對我影響頗深。我特別喜歡聽評書，比如《岳飛傳》《明英烈》《三俠五義》《雍正劍俠圖》《聊齋》《封神榜》。也聽過不少“野書”，很多奇案、奇事被説書先生們編撰成書，在路邊給大夥兒講，靠此謀生。我的《河神》《火神》《崔老道捉妖》《竇佔龍憋寶》等作品，都與老天津衛密不可分，故事的線索大多來自於民間。

《大耍兒》是我第一次寫當代天津的故事，時間定格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寫這部書時，我常想起自己生活過的地方——老城裏，那裏街道顛簸不平，衚同七拐八繞，大雜院裏堆滿各式雜物，墻上貼著黑乎乎的煤餅子，厚棉被底下蒙著綠油油的大白菜，各家屋頂上都插著魚骨一般的電視天線，鴿子飛過去時，響起一陣陣悠揚的哨聲……數不清的老街舊鄰，一張張熟悉親切的面孔，隨著老城被推平各奔他方。我把這些細節記錄下來，想讓比我歲數小的朋友們對那段歲月、那座老城能有個大概的了解和認識。

從我內心來説，天津衛的大耍兒接近於武俠小説中的大俠——好臉兒好面兒，不欺軟不怕硬，性格豪爽，樂於助人，尊老愛幼。造型必須得到位，一頂毛色巨好的羊剪絨帽子，一身將校呢銜服，一件將校呢大衣，在當年難免讓人覺得咄咄逼人，但人家講的是規矩、闖的是人物字號，做事有板有眼，絕不胡作非為。這也是老天津衛水旱碼頭延續下來的處世方式，不僅為大耍兒定了型，也潛移默化影響了許多老天津人。

過去的衚同大雜院裏那些男女老少，平常大大咧咧，嘰嘰喳喳，不拘小節，口中張家長李家短，但遇上不平之事，真沒有幾個孬種，絕對會仗義出手，因為他們內在裏都是古道熱腸，這就是咱身邊天津老百姓最淳樸、簡單、善良的生存哲學。

《大耍兒》裏面很多街道地名、飯館小吃攤，乃至醫院、學校、工廠、電影院、車站、衚同、居民樓，都是真實存在的，即使有的地方早已面目全非，但年輕人也多聽老輩人講過，所以比較接地氣兒，給人身臨其境之感。我常想，説書先生為什麼能吸引聽眾？就是因為他有很多自己的零碎兒，肚子裏有貨，能把故事掰開揉碎地講出來。假如忽略了這些細節，讀者可能就沒有那麼強烈的共鳴了。

高峰：我是天津茶館相聲的老觀眾

高峰，1983年出生，著名相聲演員。

相聲老藝術家馮寶華和我奶奶家是鄰居。按街坊鄰里的輩分論，我喊他二爺爺。那個大雜院裏住的人家幾乎都是幹曲藝行的，我五六歲時就特別愛去二爺爺那兒聽他聊天。老先生能耐很大，也特別和藹。聊到晚上六七點鐘，他提個包就出門了。現在回想，估計是到哪兒演出去了。

自初中起，我上臺説相聲，漸漸地，校園的大小活動中我的相聲成了保留節目。平常我總守著一台收錄機，挨個兒臺輪著聽，只要聽到播出相聲，就趕緊錄音保存。如今我仍保存著這些已經被時代淘汰的磁帶，大概有近700盤。

高考結束後的那個暑假，我常和同學一起去園子聽相聲。記得中華曲苑門票10塊錢，包廂15塊錢，燕樂劇場6塊錢，名流茶館10塊錢。後來我才知道，1998年，于寶林、馮寶華、尹笑聲等老先生們恢復了相聲茶館，當時叫“老藝人相聲隊”。此後我和老先生們慢慢都認識了。

相聲門戶中，我的恩師是范振鈺先生，師爺是班德貴先生，師祖是馬三立先生。我2004年6月6日拜師範振鈺，賜“應”字。西河門戶，我的恩師是曲藝老藝人金文聲先生（原名金剛，藝名金連瑞），師爺是張起榮先生，師祖是張士權先生。2006年12月20日拜師金連瑞，賜藝名高增禧。快板門戶，我亦是金文聲先生的弟子，快板藝名高啟明，師爺是王派快板創始人王鳳山先生，師祖是數來寶老藝人海鳳先生。

2005年，郭德綱老師和經紀人王海到天津看望金文聲先生。金先生説：“你先別走，我叫來個孩子，給你看一看。”那天我正在學校實驗室做實驗，電話沒信號，金先生一遍一遍地撥號。等到晚上10點多，我出了實驗室，立馬接到電話：“郭先生在家裏等你了，我給你打了半天電話，可急壞我了！”我急忙打車趕過去，見到郭老師，隨意聊聊天，問我在哪兒演出、和誰搭檔、演什麼節目。郭老師説：“行！既然金先生強烈推薦，週末你到北京，週六看一場，週日演一場。咱們互相考察考察，演一場給你50塊錢買冰棍兒。”人家説考察我，那是客氣，那時候一場50塊錢不少了。

那一年的7月10日，我第一次到德雲社，報的是《開粥廠》。演出很順利，自此留在德雲社。雖然收入不穩定，但一群熱愛曲藝的人聚在一起挺開心，當然其中天津老鄉也特別多。郭德綱老師火了以後，我們的演出場次多了，收入也提高了，這是好事，我也就一直安心地待了下去。

張雲雷：我的根兒在天津

張雲雷，1992年出生，德雲社相聲演員。

我生在紅橋區，因為打小後腦勺留著一個“小尾巴”，所以小名和外號都叫“小辮兒”。記得小時候，我爸爸上班時開一輛白色吉普車，車裏每天都放鄧麗君的歌，我一上車就聽到《小城故事》。我也喜歡唱，無論唱歌還是唱戲，打小就不走調。《青藏高原》的高音隨便就能唱上去。吃過午飯，表姐王惠要去演出，就騎著自行車把我帶到“長壽園”劇場。我有時在前臺，有時在後臺，坐在小板凳上從頭聽到尾。時間久了，整段的京韻大鼓《寶玉探晴雯》都能唱下來。

2000年，我8歲，表姐把我帶到北京，一邊上學一邊跟郭德綱老師學太平歌詞、蓮花落。墻上貼著一張紙，臉對著這張紙背貫口、唱太平歌詞。不許出錯，紙上不能有唾沫。一段《報菜名》，早上100遍，中午100遍，晚上100遍。別的小孩兒都在玩兒，我在背貫口，週而复始，無限迴圈。

我學會的第一段相聲是《九藝鬧公堂》。第一次登臺是2002年，北京大觀園廟會，郭德綱老師帶我和另一名演員合説《訓徒》。2003年，我正式拜郭德綱為師。師父告訴我：“你一定要尊重你的這身大褂，因為這是你的飯碗，你唱太平歌詞的禦子就是你吃飯用的筷子，你一定要對它好。”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裏。

2005年，我倒倉了，高音上不去，唱得也不好聽，沒自信了，隻身回到天津。我在檯球廳幫人擺過球，當過餐館服務員，當過電信客服，天天接電話。但心裏還是惦記著相聲，放不下，一個人偷偷回北京。可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忍住了沒去找師父，四處打工，晚上睡在麥當勞。

表姐找到我，硬把我接回家。我師父根據我擅長唱的特點，教了我不少以唱為主的段子。此時德雲社已經火了，好幾百號人，環境變了，我和郭麒麟兩個人，每天起床後收拾東西去小劇場，晚上演完出，找個地方吃點兒夜宵，然後回家。那段日子覺得特別開心。

李亮節：用天津話寫歌，用天津話唱

李亮節，“70後”，首創“天津搖滾曲藝”。

我出生在小白樓安善裏一幢聯排小二樓裏。那是我奶奶家。我爺爺年輕時在那兒結的婚。他是塘沽東沽人，幹過船務、貨代，跟外國人打交道，還能説點外語。我媽和我爸是天津師範學院的同學。畢業後，我媽分配去了楊柳青一中，我爸一開始分到衛國道中學，後來也調到楊柳青一中。現在的石家大院，那時就是楊柳青一中的校舍。教師宿舍也在大院裏，所以我是在石家大院長大的。每次回市裏都要坐153路公交車，在西青道上開老半天，到西站還得倒車。

我姥姥家住在服裝街鴻源裏，一個大四合院，進院後靠左邊的一排房子。院子裏有花有草，門口有天津小孩兒最喜歡的門墩兒，“小小子坐門墩兒”，我表哥和我倆人特別願意在那兒坐著。

高中畢業我沒考上大學，開始彈琴，上吉他班。後來我幹過不少工作——當過賓館行李員、在樂園築波游泳場幹過一夏天救生員、在服裝廠當過保安。也去歌廳給人家伴奏，彈貝斯，但技術開工馬虎虎。這一行也講關係、師承，大家互相介紹活兒。我其實並不善於跟別人交往，找活兒難。

後來我在小海地東江道市場開了一家“星光吉他行”，認識了不少喜歡音樂的朋友，開始組樂隊，寫了好多歌。2010年，我的好朋友、相聲演員許建把彈三弦的吳斌介紹給我，錄了一首歌——《做個有錢人》。有了三弦，樂隊的演出比以前好看多了。吳斌去名流茶館説相聲以後，我突發奇想，自己買了把三弦。裝上拾音器、背帶，按吉他的把位定音，穿上大褂，背著三弦去演出。我為相聲廣播寫了臺歌《説學逗唱》，電臺總放，認可我的人慢慢多了起來。

機緣巧合，我拜入相聲名家劉俊傑先生門下。師父給我講了很多東西，都是書上查不到、在別的地方聽不到的。聽他説包袱怎麼設計，揣摩他的想法，潛移默化學到好多東西。我也在琢磨：怎麼才能讓一首歌既能讚美天津，又不喊口號、走形式？受眾肯定不喜歡聽口號，他們需要好玩兒、好聽的歌。有一年我為天津春晚寫的《津津有味》就避開了唱高調，因為曲藝、歷史、民俗、美食，都是天津的代表，找到這些細節，問題迎刃而解。

怎麼用天津話寫歌，用天津話唱？我有一首《哏都青年》就是用天津話唱的。《那年初二》借用了一點點天津時調。有時我想，像我這樣唱下去，會不會有一天唱出個“天津大鼓”來？我要為天津寫100首歌，把與天津有關的內容做好，把天津傳統的、時髦的都吃透，對我的創作來説就足夠用了。我只是個“民間藝人”，沒人對我提要求，為天津寫歌是我發自內心想做的事。

最近我剛剛製作了一張新專輯，名字叫《似曾相識的人們》。一共18首歌，分上下兩集，全部是從傳統相聲裏汲取的素材。相聲也是曲藝的形式，所以這張專輯仍是搖滾大鼓。上集馬上就要發行，下集明年推出。這兩張專輯出版以後，為天津寫100首歌的夙願就完成了。最近正在製作中的還有一首《天津民謠》，今年12月31日鼓樓跨年時，我要唱這首歌。

許麗麗：流行歌手回歸傳統文化

許麗麗，1964年出生，第二屆青歌賽冠軍。

上世紀80年代，我高中畢業後，分配到北寧公園暢觀樓飯店當服務員。因為愛唱歌，機緣巧合加入了天津市歌舞團演出小分隊，在1986年參加了第二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天津有180多名歌手參加預賽，業餘組經過六天選拔，我有幸進入復賽。

選手們集中在北京武警招待所。復賽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湖北男歌手謝青。1986年4月27日晚上，決賽出現戲劇性的一幕——我和謝青在得分相同的情況下加賽一曲，我又唱了一遍《春光美》，終以9．38分獲得第一名。

天津市為獲獎歌手召開慶賀會，老市長李瑞環講話説：“要把天津市的文藝活動搞得更加活躍，讓全市人民工作得緊張愉快，生活得豐富多彩。”我成為天津市歌舞團的專業演員，劇院獎勵我一套單元房、一台彩電。也得到音樂界的肯定，加入了中國音樂家協會。天津音像公司為我和牛虎、牛豹三人錄製了《牛虎豹》專輯，磁帶銷售百萬盤，創下當時最高發行紀錄。

那些年經歷過一些風浪，後來生活和心態趨於平和。我父母喜歡曲藝，我也開始學鼓曲。著名梅花大鼓藝術家籍薇老師教我唱《醜末寅初》，這是個二番唱段，第二段長腔最難，每個字的發音，從字頭到字尾都有講究。我練了足足三個月，終於拿下了這段鼓曲，在“天津相聲節”上登場演唱。籍薇老師還教我學唱梅花大鼓《二泉映月》，唱鼓曲要學擊鼓和打板，擊鼓用在前奏、間奏和某些特定的過門兒，打板則要從頭打到尾，一板三眼，鼓和板的配合最難。我又自學了駱玉笙駱老的《劍閣聞鈴》，這個長段兒有二十多分鐘。

當初我在暢觀樓當服務員，溥佐、張洪千、慕淩飛、啟功、龔望、毓震峰等書畫大家常來飲酒繪畫、談藝論道。我接觸到繪畫，隨溥佐之子毓震峰學畫，還認識了一起學畫的顧硯。顧硯是愛新覺羅宗室後人，受家族影響勤學苦練，繪畫造詣不斷提升，成為非遺項目“津派宮廷畫技法”傳承人。我倆因共同愛好重逢，經常一起交流心得，提升畫技，慢慢走到一起，結為百年之好。沉浸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我對人生有了新感悟——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踏踏實實，不能浮皮潦草，這才是真正屬於中國人的價值觀。

李德林：路邊吉他隊大隊長

李德林，1956年出生，上世紀80年代天津紅歌星。

上世紀80年代有一部電影叫《路邊吉他隊》，可惜講的不是我們的故事。在那部電影之前，還真有一個話劇團的朋友跟我説，你們這個路邊吉他隊絕對可以拍成電影。但我們哪敢想啊，對我們來説，歌舞團是“皇家”，電影是“殿堂”，我們是“野路子”。

我在尖山中學上學。有一天放學後，我一個人在樓道裏走，突然傳來一陣叮叮咚咚的琴聲。那聲音太美了。順著聲音走過去，是體育老師在辦公室彈吉他。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吉他的聲音。初中畢業是1971年，我分配到一家醫院幹後勤，業餘時間全交給了吉他。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們都住進了臨建棚，晚上在路邊玩吉他。後來房子修好了搬回去，玩吉他的習慣保留下來。我跟著收音機短波頻率和錄音帶學了不少鄧麗君、鳳飛飛、劉家昌、劉文正、陳彼得的歌，自己錄了兩盤磁帶。歌都不長，兩三分鐘一首，因為前奏和間奏都短。這兩盤磁帶流傳出去，我從很多地方都聽到有人用錄音機放我彈唱的歌。

夏天的晚上，我們去路邊唱歌。因為晚上安靜，吉他聲能傳得很遠。有一次我們在圍堤道95路無軌電車車站旁唱歌，過路的人都停下來看我們，圍得水泄不通。派出所民警來了，站在後面聽，當我唱劉文正的《黃色的玫瑰》時，民警過來攔住不讓我唱，把吉他沒收了。

王朔的小説裏寫到北京頑主“茬琴”，我覺得特別真實。我們也茬琴，但天津不叫茬琴，叫“會琴”。我們去王串場會琴，對方熬一鍋綠豆湯，坐在路燈底下開唱。兩撥人你一首我一首地唱，哪邊沒歌了，就算輸。有人因為會琴打架，我卻因為會琴交了很多朋友。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李德林了，一般人不敢再跟我會琴，路邊吉他隊大隊長這個外號叫響了。

1985年，天津市舉辦業餘歌手大賽，我拿了第一名。隨後在人民體育館演出，報幕員報我名字，台下觀眾鼓掌叫好。我覺得自己可能有點兒名氣了。那一年流行張明敏，我唱《我的中國心》，一首歌中間有六七次掌聲。在河西體育館演出，我最後一個上場，全場觀眾高喊“李德林”。鼓手王合下來跟我説：“這是唱歌嗎？簡直是足球賽！”但那時候不敢想成名，就是被動地唱歌，誰找我演出我就去。

我這個人容易滿足，容易快樂。想想那麼多一起在馬路邊玩吉他的朋友，咱玩到這個程度，從愛好唱歌變成以唱歌為生，該知足了。很多人説我現在唱歌比年輕時更好聽，我覺得可能是年齡大了，聲音沒怎麼變，但是有底蘊、有沉澱，不像過去光追求唱高音。見過我的朋友都説，你可不老。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唱歌是鍛鍊心臟最好的方法吧。瓦爾特説過：“誰活著，誰就看得見。”別放棄夢想。

劉德印：我是天津方言發音代言人

劉德印，1949年出生，曲藝作家、天津快板演員。

我生在工人家庭，小時候家住河東郭莊子老地道。那地方有很多小園子，曲藝演出不斷，我最愛看快板書。有時家長給5分錢，拿塊餑餑喝老豆腐，我不捨得喝，光吃餑餑，存一個禮拜錢。跑到園子門口蹲著，聽裏面一報“快板書”，不管誰演，就進去看。園子裏計時收費，為了省錢，快板書剛唱完，我就趕緊出來，回到家基本上半段就記下來了。

1965年，初中還沒念完，我頂替老娘到天津針織廠上班。針織廠在河東十三經路，當時是亞洲最大的針織廠，有五六千人。我當輔助工，月收入33塊8毛。別看少，其實當時8塊錢夠一個人過一個月的。

廠工會隔幾個月搞一次職工匯演，我跟著一塊演出，學著唱李潤傑的快板書《劫刑車》。我特別崇拜李潤傑，打聽到李老師家住在總醫院後身兒，就去登門拜訪。那天李老師正在家蒸餑餑，手上沾著棒子面，開門出來見到我並不認識，但聽我一提快板書，就特別熱情地把我拉到屋裏。

除了唱快板，我也學著寫快板、寫相聲。有個電影叫《創業》，我寫了段相聲《創新業》。天津市組織相聲大會，我和廠裏一個同事表演這段相聲。同臺的有魏文亮、孟祥光、劉文亨、班德貴、寇庚儒這些專業演員。1978年，《天津演唱》雜誌發表了《創新業》這個作品。

天津電臺搞全市新相聲小段大賽，我寫了《二斤桔子》《家庭藥房》兩個小段，在紅橋區一個大劇場演出，電臺錄音播放。《家庭藥房》諷刺了一種現象，有人不自覺，鑽公費醫療的空子，給孩子解饞吃山楂丸，褲子破了從裏面貼上傷濕祛痛膏，用傷濕祛痛膏包涼蓆邊兒，蘇合丸能換煤氣爐條……年底《天津演唱》雜誌交流評選，《家庭藥房》得了三等獎。

上世紀70年代末，有一次我在單位圖書館翻看小人兒書《三打白骨精》，靈機一動，寫了一段天津快板《三打白骨精》。寫完之後在單位演，一演火極了。我對天津快板著了迷，寫了好多，有一段《大雜院的變化》，演出效果特別好：“……尤其下水道，上面頂滿罐兒了，要到了夏景天，那蒼蠅算過年兒啦，吃的喝的應有盡有甭花一分錢兒就像進了大飯館兒……”

天津電視臺拍高英培、范振鈺《釣魚》的相聲TV，“二兒他爸爸”這個角色找了幾個演員都不合適，編導給我打電話，去了之後一拍即合。我和高英培在外形、聲音、感覺上都比較近似，高英培表演時説話不是一個字一個字説得特別完整，拍相聲TV，那個勁兒必須得對上，口型和詞都得對得特別嚴實。拍攝用了兩天，劇情中的小院在紅橋區，演姥姥的是紅橋區工人俱樂部的張碧瑤，二兒他媽媽是胡珂瑜，演魚販的許敬義後來演了很多影視劇，包括《水滸傳》《大話西遊》，可惜在2017年去世了。

1992年，我從工廠借調到河東文化館，成為文化幹部。有人勸我去茶館説相聲，其實我一直沒離開表演，出版了《劉德印天津快板選》，在第十三屆全運會時，用天津快板形式做了宣傳片。我還是天津方言發音的代言人之一，聲音錄入天津檔案館，永久保存。

劉春慧：愛説相聲，也愛做公益

劉春慧，1965年出生，相聲演員，春暉文藝志願者團隊發起人。

我從小喜歡表演，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在河北區文化館業餘話劇團演話劇、演小品。小品和相聲在一塊兒排練，我覺得《報菜名》《地理圖》的貫口挺好，找人家相聲演員要本子，回家背著玩。

1996年，天津市舉辦業餘相聲大賽，通過老師介紹，請於寶林先生給我排練。到了1998年夏天，于先生跟我説，好多老觀眾看見他都問他怎麼不演出了？他自己也想演，找到南市的燕樂劇場跟人家談。人家也挺高興，每週二、四下午可以在那兒演出。于先生召集了七個人，我是其中一個，連報幕，帶説相聲。

本來挺開心的職業，但回憶起來全是眼淚。當時沒有女的説相聲，自己半路出家沒基礎，甚至於説得不行，被觀眾轟下來了。無論多難，我都在堅持，從沒中斷過。因為我有我的追求——人生要活得有色彩，有了色彩人就快樂，有快樂人才會幸福。我不能當家庭婦女，我想説相聲，而且我非得説好了。

園子裏的演出上了軌道，基本生活也能維持，我就想，我該回報社會了。我給自己定了個目標——每年都要捐助困難學生，同時至少做十場公益演出。有人問我，你做這些事圖什麼呢？我説，我不是體制內的人，我不能漲工資，更升不了官。我什麼也不圖，就圖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圖活得踏實。

我小時候家裏七個孩子，我爸爸一個人工作，每月54塊錢工資。把細糧都換成粗糧，也只夠全家人吃十幾天，剩下的日子就得四處借錢、借糧。街坊鄰居這家給二兩糧票，那家給塊剩餑餑。我上學以後買不起文具，老師和同學幫我解決。我奶奶、我爸、我媽總囑咐我們，人家幫過咱，將來咱條件好了，一定要回報人家，要感恩。這句話把我耳朵都磨出繭子了。

我的搭檔龐軍老師也特別支援我，他跟我説：“春慧，只要你去義演，去做公益，無論去哪兒，我準跟著！”我和龐軍老師組建了“春暉文藝志願者團隊”，長期做公益活動，做了二十幾年。這件事影響了我周圍的人，包括我的畫家朋友們，他們跟我説：“只要是做好事、做公益，你怎麼安排，我們就怎麼做。”我帶動他們做公益、做慈善，他們的行動反過來給了我更多的感動。

趙振嶺：天津人説話不躲不虛

趙振嶺，“60後”，男高音歌唱家。

我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小時候在少年宮學唱歌，舞臺是我的夢想。我考上過戲校，也考上過天津歌舞劇院學員班。去報到時人家説，你又能朗誦又能表演，天津成立了木偶劇團，你去那兒支援吧。我拿著通知書去兒童藝術劇院的前身——天津木偶劇團報到。到那兒一看，這木偶比我個兒還高呢，我不喜歡，自作主張跑回家了。團領導到家裏找我，給我做工作，因為無論歌舞劇院還是木偶劇院，團帶學員都是中專待遇，有工資，有幹部編制，能解決就業。可我還是想當獨唱演員，想考音樂學院。

第一年考試落榜。第二年準備再考時，我父親突然病逝，我是戴著黑紗走進考場的。父親非常疼愛我，特別支援我學音樂，他的去世給了我一種動力。入學後我更加努力，想從聲樂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也是為了追求夢想。母親給我買了一台雙卡錄音機，記得是200塊錢，相當於她好幾個月的工資。磁帶也是一筆開銷，四五塊錢一盤，對我來説很貴。我們聲樂系主任董琴老師送給我一盤吳雁澤老師的磁帶，我聽了很多遍，到後來捨不得聽了，怕把磁帶磨薄了。

通往藝術金字塔的路上困難重重，能最終爬上塔尖兒的人鳳毛麟角。拿我來説，除了感謝父母，還特別要感謝我的兩位恩師：一位是張松益老師，他跟吳雁澤、李雙江老師是同班同學；我考上音樂學院以後，又得到曹悅蓀老師的悉心教導，她是呂水深先生的夫人。二位恩師對我幫助很大，為我奠定了從事聲樂演唱的基礎。我也要感謝兩位對我有知遇之恩的老師：著名作曲家鮑元愷老師、著名二胡演奏家宋國生老師。他們為我寫了很多歌曲，應該説，要不是他們在錄音棚裏、在教室裏一字一句地教我，我也很難在民族聲樂這條道路上走到今天。

如果問唱歌我有什麼獨門秘籍，可能一句兩句説不清楚，但我也有點兒自己的心得和技巧。比如，我會讓學生説天津話。天津是一個有歌唱傳統的城市，出了很多歌唱家。有人説海河水滋養了天津人，但我認為，天津的方言對於造就天津的歌唱家更是功不可沒，為此我做過專門研究，寫過論文。我們知道，義大利語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唱語言之一，因此才有義大利歌劇。天津話跟義大利語有相通之處——都是以元音結尾並且元音重讀，都有很多開口音，這樣的發音非常適合歌唱。天津人性格開朗幽默，説話不躲、不虛，因此天津出了一批戲劇名家、戲曲名家，包括曲藝界，鼓曲、相聲名家好多都是咱天津人，這和我們天津的方言有著直接關係。

張威：復原老建築的歷史痕跡

張威，1970年出生，文物保護工程責任設計師。

在天津大學建築學系唸書時，一次測繪實習改變了我的人生。那是在薊州獨樂寺，走進這座中國僅存的三大遼代寺院之一，見到低眉肅穆的觀音像頂天立地于木製大閣中，陽光透過格扇門映照著墻上若隱若現的壁畫，那場景讓我感到震撼。那次與古建築的親密接觸，對我而言不僅是一次建築測繪實習，還是職業選擇的起點。

當別的同學都去描繪新建築的藍圖，我卻一發不可收拾地埋首于建築歷史資料中，尋找中國建築的靈魂。讀博士時，在導師的指點下，我把目光投向主持清代皇家建築200餘年的雷姓世家“樣式雷”圖檔的研究。我每週往返北京國家圖書館查閱資料，通過雷氏祖塋碑記拓片查到樣式雷祖墳地點，某年清明節當天到雷家祖墳前守候雷家後人，並將這些故事寫入了《建築世家樣式雷》一書。

天津的建築既傳承了中國傳統建築的精髓，保持著古雅、莊重的風格，又有西式建築的符號和細節，取長補短、中西合璧、相得益彰。近年來，我們工作室參與了天津文廟、李純祠堂、慶王府舊址、原浙江興業銀行大樓等百餘處津城文物建築的修復設計。我認為，一座文物古跡可能保存了不同時期的歷史資訊，修復文物建築必須在不改變原狀的前提下，盡可能遵循真實性、完整性、可逆性、可識別性和最小干預等原則，不能大拆大動，又必須確保老建築修繕後安全適用。

給慶王府的老樓加裝電梯，一開始有很多人投了反對票，都認為應該“修舊如舊”，裝電梯會破壞建築的韻味，看上去比較突兀。但我認為，設計電梯是為了包容更多行動不便的人來參觀、使用這幢老建築，於是拿出合理方案，在主樓室外側面安裝了一部可拆卸電梯，既沒有影響景觀，也沒有變動房間結構，可以説是一個成功案例。

修復安裏甘教堂時，我們經過嚴謹考證、判斷，認為主堂屋面瓦的形式應與鐘樓一致，於是提出採用陶紅色牛舌瓦。後來，在二次挖掘地面時，恰巧發現了紅色殘瓦，證實了我們的判斷。我們也保留了很多不同歷史時期的痕跡，比如教堂外檐灰黑色的墻面，距離地面約一米多的位置鑲嵌著一塊殘缺的石片，銘刻有“1939”的字樣，這是1939年天津城區洪水內澇的水位標記；教堂裏面的柱子上保留了當年這裡作為工廠搭建二層廠房時的鋼架。這些細節都在訴説著某段歷史，某些故事。

為了更好地發揮文物建築的公共文化屬性及社會價值，我們逐步探索出一些有效方法。比如，恒隆廣場的原浙江興業銀行大樓，如今改造為星巴克旗艦店，樓道裏的墻面和展架上挂了很多展板，展示歷史照片，顧客喝咖啡時也順便瀏覽了一個小展覽。花園路上久大精鹽公司舊址建築的業主也同意把側門打開，讓遊客進入一樓展室，了解以“永久黃”為代表的中國近代化工歷史。隨著越來越多的老建築對公眾開放，天津正在變得越來越有底蘊、有味道。

耿福林：利順德的金牌主廚

耿福林，1936年出生，曾獲國際美食金綬帶獎。

1956年，我20歲，從河北區飲食公司調到利順德。那時候利順德的正門在解放北路，外檐的木頭柱子是紫紅色的，特別漂亮。英國人剛剛把利順德移交給中國政府，歸屬於天津市交際處，專門負責接待外賓，改名叫“天津大飯店”。

天津大飯店有兩位領銜主廚，中餐部的榮益海師傅和西餐部的王耀祺師傅。我跟榮師傅學了三年。飯店經常邀請各地的高級廚師來交流傳藝。廣州有位湯師傅，是一級廚師，擅長做野味；四川有位陳師傅，是成都最高級的賓館的師傅；上海錦江飯店的師傅也被請到天津，我們學他的上海菜，他們也學我們的北方菜。

做宴會廚師，一要靠經驗，二要反應快，什麼客人、什麼場合搭配什麼菜，都有講究。原料不見得多麼好，關鍵要根據不同客人的口味隨時調整。邵逸夫來天津，在凱悅飯店吃了一頓飯，魚翅、鮑魚，他不愛吃。第二天來利順德，經理讓我給他做點兒天津風味的。我安排了兩道菜，貼餑餑熬小魚和炒蝦仁。配上幾樣小吃，蘸小糖墩兒、烤山芋、煮玉米，再加上小米綠豆稀飯、香菜蔥絲拌榨菜絲。吃完了飯，邵逸夫主動到廚房見我，對我説：“你怎麼知道我愛吃這些呢，吃這頓飯比吃山珍海味都舒服、都飽。”

在北京新僑飯店我學會了一道涼菜——果仁生菜。五香果仁搟成碎顆粒，和生菜一起拌。汁兒最關鍵，又麻又辣又甜，特別爽口。上世紀80年代我們飯店合資後，董事們去美國的五星級酒店交流、開會，回來坐飛機的時間很長，累了，想喝點兒粥，來點兒爽口的涼菜。我弄了一大盤果仁生菜，都吃了。新加坡的董事説：“這個菜挺簡單，但非常好吃。”他回國後又派了兩個廚師來，帶著錄影機，專門跟我學這道菜。

1993年，國際酒店委員會俱樂部的評委來中國考察，評選“世界名廚”。利順德的總經理田玉堂正在國外，給我打電話，讓我代表利順德參賽。我説：“行，但咱有那麼大本事嗎，夠那個資格嗎？”田總説：“沒問題，你就大膽幹。”考察團先到廣州白天鵝賓館，那是當時廣東最好的飯店；第二站是上海的錦江飯店，也是最高級的地方；第三站就是利順德。我準備了一桌菜，八冷八熱，每個菜的味道、顏色、造型都不一樣。有一道番茄蝦球，用苦瓜雕刻了幾艘小船，做成器皿，用胡蘿蔔刻了划槳的老頭，擺在船尾。每艘小船上放四個用番茄醬炒過的蝦丸。評委看了都捨不得吃，説這簡直是藝術品。還有一道菜叫五彩牛柳，把橙子的頂部切去、挖空，炒好的牛柳盛在裏面，橙子皮被熱菜一燙，香味四溢。宴會吃到一半，評委會主席就對大家説：“我們來到中國這幾站，今天這一桌不但好吃，而且好看，是一種藝術享受，不用再評了，金牌就應該給天津利順德！”

撈麵大姨：別的能將就，吃的不能差

汪金雯，“60後”，自1995年起開辦“大姨撈麵”麵館。

要問我為什麼愛做飯？還得從我姥爺和我爺爺説起。小時候天天盼過年，盼著能穿上老舅給買的新衣服，更盼著大年初二姥爺親手做的那頓飯。我姥爺是廚師，過去在廣開開“李家老館”，做的飯那叫一個香。我爺爺也是廚師，在“義德成”掌灶，聽奶奶説，那時候一膠皮一膠皮地往家里拉海貨。姥爺慣壞了我媽的嘴，我爸對吃也很挑剔，慣壞了我們姐弟三人的嘴。住的差點兒、穿的差點兒都沒關係，吃的不能差，這也是我爸這輩子的追求。

以前我們家住在廣開四馬路。天還沒亮我就起床了，小孩兒到點兒就餓，用牙刷抹上圓鐵盒裏的“牙凈”刷牙漱口，洗完臉抹上蛤蜊油，桌上有我爸留的一毛錢，掀開饅頭笸籮，拿個涼饅頭去吃早點。穿過六吉裏就是二緯路，那有賣面茶的，是用大鐵鍋熬的糜子面面茶。有一種特殊的香味兒，不稀不稠，撒上雙料芝麻鹽、淋上麻醬，5分錢一兩糧票一碗。屋裏有三四張木頭方桌，凳子全是長條的，幾個大人早就到了。我端著碗找地方坐下，學著大人們的樣子，喝面茶不用筷子不用勺，端著碗轉著圈吸溜著喝。喝完以後碗裏很乾淨，碗邊上稍有點兒芝麻鹽和麻醬的痕跡。我喜歡吃涼饅頭就這個面茶，有富餘錢時，再來一根熱棒槌馃子。

賣炸馃子的地方叫馃子鋪。大棒槌馃子是奢侈品，用茶缸子打一碗漿子，棒槌馃子蘸漿子。一張大餅夾個熱炸糕或卷圈，現在一桌子酒席也換不回那時的味道。我總站在燒餅鋪門口看師傅烙燒餅。拖上一大塊很軟的面，跟拔糖一樣摔到案板上，撒上幹麵粉，用捍麵杖搟開，用手一捧一捧舀著油酥抹在面上，兩手一邊抻一邊卷。卷完揪成劑子，兩頭掐緊往底下一抿，按扁了就成了。油酥的直接放到烤盤裏，芝麻的上面刷上水，沾上白芝麻。那時都用煤球或煤塊燒火，那樣烤出來的燒餅才好吃呢。油酥燒餅4分錢一兩糧票一個，油酥的香味兒讓人捨不得一口吃完。托在手裏一層一層揭著吃，必須得托著，不然渣兒都掉了。吃到最後一仰脖，把手裏的燒餅渣兒倒在嘴裏，回味無窮。

廣開那塊兒有條六合街，十字路口是一個大食堂，早晨賣5分錢一碗的胡辣湯。也有鍋巴菜，7分錢一兩糧票。到了冬天我就愛喝胡辣湯，也是拿一個饅頭，多倒點兒醋，胡椒味兒特別濃，又酸又辣，喝到胃裏跟火燒一樣，又暖和又舒服。現在做出來的那個什麼酸辣湯，裏面還有豆皮啊、黃豆啊，那都不對，那時候湯裏只有粉條和海帶。到中午，推開大食堂的大門，一股啤酒香撲面而來！大鐵桶裏有一個壓把兒，啤酒就是從那兒出來的，用大玻璃杯接著，一扎一扎的。我爸買一扎啤酒，倒進自己的大茶缸子，再打一小盆素麵湯，買幾個花卷，要一個炒肝尖兒，帶回家。

我從一個單純愛吃的人變成從業者，開了家撈麵館，可能也是一種緣分。1995年創業第一天，20斤麵條不到一小時就賣光了。轉天煮了30斤麵條，第一天吃的顧客幾乎全回來了，都説太好吃了。那時候網路不如現在發達，就是一傳十十傳百，都説“新世界”那兒有一家“大姨撈麵”，又便宜又好吃。慢慢有了點兒小名氣，被天津電視臺聘為美食嘉賓，在電視上教大家做咱天津的傳統美食。剛創業時的確是為了掙錢生存，現在更重要的不是錢——我希望吃過的人都能記得“大姨撈麵”，就像我記得自己小時候吃過的那些好吃的，這才是我最開心的事。

卞學診：鄉祠卞家在天津賡續三百年

卞學診，1942年出生，清末“天津八大家”之鄉祠卞家後人。

天津卞氏家族起源於山東泗水。1715年，卞大瑛以文人之身為幕僚北上天津，娶妻生子開枝散葉。卞氏子孫定居津門，延續詩書門風，至北遷四代“禮”字輩開始經商。1803年開設“隆順號”經營土産雜貨，憑勤奮及頭腦精明，借天津水陸要塞之地利，值天津開埠之時機，幾代人精誠團結，躋身津埠富家之列，但書香門風始終未斷。

卞氏為南人體質，北遷數代仍水土不服，族人時有外感腸胃不和之苦。卞樹榕熟讀醫書精通方藥，為族人治病藥到病除。但當時藥店所售藥材品質不佳，影響藥效，於是1833年他在針市街開設藥店，以自家生意“隆順號”和他本人名字中的“榕”字結合而成“隆順榕藥莊”。本是為自家用藥保品質，所以選材精細，遵古方自配丸散膏丹，結果卻因其藥材道地，無心插柳柳成蔭，隆順榕享譽津門成為金字招牌。在天津發展為六家店，在外地也設了分號。

我出生在香港道175號，現為睦南道79號，81至87號是我四伯父家。我們兩支同時買地比鄰而居，建造了不同風格的府邸。因祖父早逝，祖母是楊柳青名翰林劉學謙的胞妹，受書香熏陶，治家嚴謹，教子有方，三個孩子在學業、事業上都頗有成就。全家二十多口住在這座四層洋樓裏，生活並非奢侈腐化，相反，仍秉承了勤儉持家的家風。

我熟悉那個時代大宅門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想把這些記錄下來，因此開始細讀家譜及有關資料，加以藝術渲染，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説《臨水朱門》，通過幾家宅門故事，展現了當年天津的民俗軼事和社會風貌。

我們這一脈的一家之長是我祖母，家庭支柱是我父親卞穎新，執掌家事的主事人是我母親李蕓。我父親畢業于天津高等工業學堂，先後經營新亞油廠、宏孚化工廠、隆和貨棧等。他對建築、古玩都有研究，他有律師資質，但從未執業，他的一件律師黑袍被我改成了裙子。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天津市二輕局任工程師。

我母親是天津鹽務綱總李玉麒的女兒，肄業于天津女師，受過良好家教，善於管理家務。記得當年每天下午3點左右，哥哥們放學回家，會依次背書給母親聽，週末家裏還會開茶話會。我們兄妹幾個先後都考入名校。母親于1956年創辦了有數十名員工的大沽路幼兒園。

梁世和：寶雞東道的花鳥魚蟲

梁世和，“50後”，曾到內蒙古插隊，後擔任教師。

早年間，老天津的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交匯處形成了“華界孤島”，人稱“老西開”。老西開教堂，是天津的地標性建築之一。公私合營時，我父親的公司兼住所入股了一家工廠，我家便在教堂旁買下一棟小樓居住，與西寧道小學一墻之隔。很多年以後我問父親為何選址於此，父親説這是塊福地，“飛機丟炸彈是要避開教堂的！”這也是經歷過戰亂的人們摸索出的一點小經驗。

那個年代的男孩幾乎沒有不養蛐蛐的。我家門口有一條“蛐蛐衚同”，並不是真實地名，而是因為一批販賣蛐蛐的小販聚集於此。衚同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寶雞東道花鳥魚蟲市場所在地。當年，遠道而來的小販帶著竹、葦、高粱稈皮兒編的收口大筐，稱之為“戽”，戽的內壁爬滿蛐蛐、“棺材頭”（一種平頭蟋蟀）或“油葫蘆”，買主憑眼力和運氣挑選，交完錢，順進紙筒裏帶走。市場裏有很多鬥蛐蛐的，看熱鬧的人們圍得裏外三層。

記得有一個外號叫“金牙”的小販，其實他沒鑲金牙，而是姓金，家住貴陽路世昌裏。他似乎並不在意賣不賣蛐蛐，倒像是專門來展示他的各種盆盆罐罐。在地上鋪幾張報紙，把蛐蛐盆擺成好幾排——有紫砂、澄泥、陶瓷；有棕色、黑色、青色。有的光滑如鏡，也有的雕刻著龍紋、山水、蟲草。蛐蛐盆裏的過籠也同樣精巧。聽説1976年地震時，金牙家的房子塌了，好在他的那些蛐蛐盆都放在一個包著鐵皮的樟木戲箱子裏，毫發無損，這讓他覺得萬幸，連呼“天不絕我”。

獨山路這塊得天獨厚的地界，後來又聚集了很多賣觀賞魚的攤販。也有賣魚蟲子、水生植物、魚缸的。在工廠裏按尺寸切割角鐵，用自行車馱回家做成玻璃魚缸，一個能賣20塊錢，那可是一般工人半個多月的工資！實驗室的玻璃器皿也用三輪直接拉到了地攤上。

獨山路緊靠教堂的路口曾有一個茶湯攤，桌上擺著龍嘴大銅壺，我攢了好長時間錢才嘗了一碗。後來茶湯攤消失了，靠西寧道小學墻根兒的小人兒書鋪、那個一分錢看一本小人兒書的簡陋平房也拆了。改革開放初期，我家鄰居張叔在賣茶湯的地方推車賣煎餅馃子，成就了那個年代“煎餅張”萬元戶的傳奇……

上世紀70年代，無論南方還是北方的花卉，常會在天津適應一段時間氣候、土壤環境，再北移南遷。那時獨山路、寶雞東道有人出售米蘭、桂花等南方花卉。隨後幾年，東北販花人帶來了君子蘭，成為寶雞東道的花卉主角，並風靡一時。西安道八角樓花市遷入，又為寶雞東道增添了人氣。有一位姓李的商戶，常年賣梅花樁、銀杏樁等盆景樹樁，一來新貨人們便排隊搶購。這些不到季節不長葉、不開花的樹樁幹枝怎麼看都像柴禾棍兒，所以當時有個笑話，説寶雞東道顧客多、買賣好做，就算你拿張廢紙裹一根柴禾棍兒，也能賣個百八十塊錢。那個賣盆景的商戶因此得了個外號——柴禾李。他在寶雞東道市場經營了三十多年，直到2021年才退休歇業。

1986年，獨山路上建起兩幢西洋古典風格大樓——國際商場。這是國內首家經營進口商品的大型商場，曾創下全國商場銷售額第二名的業績。後來人們再提到獨山路這片區域，往往會用“國際商場”代指。

李建中：五大道童年往事

李建中，1953年出生，重慶道老住戶。

我的童年是在五大道度過的。第一處住所是重慶道12號（原為重慶道18號），一座二層小洋樓，往西走近百米是慶王府舊址。我家住一樓，兩個大房間，屋裏能騎自行車。出房門再下幾層樓梯是一個大院子，院裏有一棵棗樹，每到秋天我們就去打棗。

父親是天津市重工業局計劃處處長，工作很忙，司機每天開著一輛黑色吉姆轎車接他上下班。母親在第二圓珠筆廠上班，無暇顧及我們。我二姐在二十中學上學，離家很近，我和哥哥建國、弟弟建津三人每天跟二姐去學校操場玩，二姐放學後再帶我們回家。

不久後，我家搬到現在的成都道93號，有幸與書法家華世奎的遺孀華太太成為鄰居。我大姐從四十三中保送到耀華中學，後考入河北工學院，平常住校，寒暑假才回來。由於家離二十中學遠了，二姐沒法帶我們去學校，母親上班時就把我們哥兒仨反鎖在家裏。有一次我們玩彈球，球滾到床底下，太黑了找不到，我弟弟點火柴照亮，把褥子燒著了。幸好我哥腦子活，端起臉盆裏的水澆滅了火苗。母親回家發現褥子燒壞了，要打我們，我們苦苦哀求才逃過一頓狠揍。

從我家出門，左側是世界裏，右側是興富裏（原幸福裏），在我家和興富裏之間隔著一個部隊家屬大院。我常到大院裏找小夥伴玩兒。我們哥兒仨的小學不在一起，我哥在河北大學附屬小學（後改為新華路小學）、我在西安道第一小學、我弟去了常德道小學。

成都道博愛裏是一個大院，我認識了住在那裏的一個小夥伴，她領我到她家玩兒，房子很大，廳裏有一架鋼琴。我饒有興味地坐在凳子上，胡亂彈奏了幾個不成調的音，這是我第一次彈鋼琴。後來我才知道那是著名作曲家、《歌唱祖國》的詞曲作者王莘的住所，我彈過的那架鋼琴竟是王莘使用過的鋼琴。

1966年，我家搬到世界裏22號三樓，兩個大房間，一個小房間，一個露臺，二樓半有一個大衛生間。梅花大鼓藝術家史文秀（花小寶）一家，相聲藝術家蘇文茂一家都住在世界裏。天熱時，吃過晚飯，鄰居們手拿大蒲扇、小馬扎出來，興致勃勃地聚在一起談天説地，每天都有説不完的話、聊不完的天。鄰里關係和睦相處，那種“溫馨世界裏，和諧大家庭”的氛圍，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懂。

我大哥特別喜歡音樂，學過二胡、小提琴，為了不影響別人，就在二樓半衛生間練琴，把弱音器放在琴碼上降低分貝。很快他就能演奏世界名曲了，達到了專業水準，可惜沒幹這一行。我三姐天生一副好嗓子，是單位宣傳隊的獨唱演員。我也受到熏陶，時不時自娛自樂，拉拉二胡、吹吹笛子、拉拉小提琴。有一年除夕晚上，我哥和幾個音樂愛好者在我家聚會，吹拉彈唱好不熱鬧。我三姐唱了《北風吹》《雁南飛》，大姐、二姐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來。嘹亮的歌聲吸引了鄰居們，大家都來了，一邊聽一邊鼓掌叫好，這場“音樂會”一直演到後半夜。

劉長福：家住王串場，最怕下大雨

劉長福，“40後”，在王串場住了近70年。

1953年春季，父親帶著我們兄弟姐妹幾個來到新建成的王串場新村。大路、衚同全是土路，房子挺大、挺新，四面墻很白，抬頭能看到房樑，上面排滿葦子扎成的把子，門窗還散發著油漆味兒。在屋子裏説話很攏音，依稀記得我大聲喊過。我家人口多，父親單位一次分給三間房子。那年我5歲。

王串場從南到北，東西向的馬路分別命名為真理道、正義道、幸福道、富強道、增産道、革新道。自西向東，南北向的馬路分別命名為一號路、二號路……直到七號路。“道”和“路”把新村分成若干方塊，每個方塊稱一個段，共31個段，一個段內蓋若干列平房，每一列叫一排。平改後不叫段了，改稱某某裏。後來有人向我問路，某某裏在哪兒？我只能反問一句，您知道原來是多少段嗎？

當年住在王串場，最怕夏天下大雨。印象中搬到這裡幾年後才開始修排水設施，在道路兩側便道邊挖出近一米深的溝，用磚砌上，抹上水泥，溝的表面蓋上水泥板。最初幾年效果還好，後來溝內淤泥堵塞，上面的水泥板斷裂，溝不通水，殘缺的水泥板又成了陷阱。後來重修了暗的排水管道，情況有所好轉。好景不長，上世紀60年代後期，一到雨季，王串場就變成了水城。

那怎麼辦呢？每逢下大雨，家家都得或用磚、用木板加高門檻，用泥堵上縫隙，再用塑膠布封上，大雨過後拆除。有一次下大雨，我家事先備好的泥土用完了，可還有一個縫隙沒堵上，急中生智，和了一塊面堵在縫隙上，搶險成功！後來每到雨季，乾脆用水泥、磚塊砌上堅固的門檻，效果明顯改善。但屋裏還是有水，那是由地面磚縫滲進來的，只能慢慢往外淘。

水龍頭安裝在衚同裏，幾十家共用一個。幾乎家家要準備一口大水缸用來存水。每隔一段時間要把水缸清底，刷洗乾淨。埋在地下的水管嚴重銹蝕，內徑變小，水流兒變細，一個個水桶、水壺在水龍頭前排起長隊。關於水費，我們這裡電業局家屬的水費都是從職工工資中扣除的，每人每月兩分錢。

我小學畢業前，1960年前後，印象最深的是經常停電。每週大約有三四次，一停就是一整天，來電了，大家一陣歡呼。小學畢業那年學校組織晚自習，每人都準備了一個小煤油燈。到後來，由於我們這裡是電業局宿舍，停電次數減少，站在正義道上能看見鐵路三段總停電。那邊漆黑一片，我們這邊家家亮著燈，心裏竟有些竊喜。

王串場十九段電業局宿舍是較早進行平房改造的。在二排、三排開始施工，施工前先在一段中醫二附屬附近蓋了週轉房，幾十個拆房戶搬到這裡臨時居住，原住地拆平房蓋樓房。施工進度異常緩慢，一棟樓從施工到竣工，讓拆遷戶們等到沒脾氣。1976年，三排靠近正義道的幾十間平房終於拆除，一棟樓的建築材料也備齊了。不幸的是，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把一切都打亂了。工地的建築材料被附近居民搬走蓋了臨建棚，等到樓房復工，已經過去了好幾年。一直到1988年，十九段剩下的平房開始改造。1990年初，我們終於搬進了新樓房。

王鴻書：運河邊繁華古鎮楊柳青

王鴻書，生於1942年，楊柳青西渡口衚同老居民。

楊柳青因水而盛，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在此交匯。明代以來，運河兩岸人煙日趨稠密，南方客商來此開行設棧。到清代，隨著年畫業興起，楊柳青的河沿大街、估衣街、豬市大街等幾條街道成為繁華地區。《楊柳青鎮志》記載，晚清時，本地經營行業有六十余種，包括石印、白鐵、電料、煤炭、發電等，商號數百家，也有搭棚業、腳行、典當行、麻行，可以説是商賈如雲、車水馬龍。

在我的記憶中，過去楊柳青鎮有三家澡堂子，全在運河邊：一是藥王廟大街的周家澡堂子，堂名“清泉池”；二是河沿大街的張家澡堂子，堂名“新泉”；三是估衣街東的王家澡堂子，堂名“聚華”。

澡堂子門口的幌桿子比其他商戶高一些，桿子上挂著一盞長圓形的紅燈籠，上寫一個“堂”字。挂上燈籠表示營業，摘下燈籠表示水還沒燒開，或是歇業。每家澡堂子的外墻根兒都擺著一溜大水缸，這也是楊柳青特色，因為那時楊柳青一帶運河水質渾黃，澡堂子的小工每天傍晚從運河裏挑水，注滿水缸，轉天一早泥沙沉底兒，舀出上面的清水，挑到後院，用大灶燒熱，再灌進浴池裏。

這三家澡堂子都沒有蓮蓬淋浴，只有大池子。平常池子裏的水整天不換，水渾得像米湯，逢年過節洗澡的人太多，才會一天換兩次水，還要在大門口貼告示。所以有經驗又有時間的人都是一大清早頂門就去，這時池子裏的水最乾淨。但我記得，自己小時候跟父親到澡堂子洗澡，甭管多渾的水，照樣撲騰得開心，洗得清爽。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過去的日子了。

楊柳青鎮有兩條衚同的名字也跟澡堂子有關：一是老塘子衚同，位於估衣街南側，相傳清乾隆年間衚同裏開了一家澡堂子；二是串心塘子衚同，也在估衣街南側，形成于清道光年間。

過去有一種行當——水鋪，老天津人都有到水鋪買開水的習慣。楊柳青有十幾家水鋪，後大街有梁記水鋪、估衣街南有張記水鋪、藥王廟西有郭記水鋪，鎮內最大的是“三不管”的于家水鋪和老公所口的卞家水鋪。

早晨5點，水鋪的第一鍋熱水就燒好了。農村人起得早，泡茶、洗漱都要用熱水，所以水鋪的買賣從大清早就開張了。開水一毛錢一大鐵壺，楊柳青人管買熱水叫“倒水”，大人一般都吩咐家裏的半大孩子，“到水鋪倒壺水去”。富裕人家買了開水回來，倒進暖水壺，喝完了再去買。普通人家過日子節省，每天買上一兩壺開水，只是沏茶時，或小孩子吃飯時才喝些熱開水。窮苦人家基本不買水，中午或晚上做完飯，用大鐵鍋燒一大鍋開水，用土灶裏柴火的余溫溫著鐵鍋，也能喝上熱水，不過鐵鍋裏的水總有一股菜湯子味兒，只有家裏來客人時，才會去水鋪買一壺開水給客人沏茶。

還有一件事挺有意思。清光緒年間，天津城裏的點心鋪需要瓜子仁，組織城裏居民嗑瓜子。但城裏人不愛幹這個活，祥德齋、勝蘭齋等點心鋪就到楊柳青找人幹。楊柳青有一戶姓范的人家，組織附近居民嗑瓜子賺外快，逐漸發展成小産業，陸續有陳家煙鋪、瓜子劉永、板橋衚同宋家、天齊廟前姜老衛等人家幹起這個業務。這些人家從東北進貨，主要是西瓜子、南瓜子、倭瓜子、葵花籽。村民們領來瓜子，嗑出瓜子仁後交貨、領錢。我記得每到學校要交學費時，媽媽就讓我去嗑瓜子。我搬個板凳坐在院門口，連著嗑好幾天，能掙一點兒錢。所以過去有個説法，門牙有豁口的閨女十有八九是楊柳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