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快的打車作為打車軟體出現以來，已經在中國計程車市場掀起了軒然大波，待到進入專車市場，則更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觸動了計程車市場的改革。但是，遺憾的是，基於中國的國情，正規的法制、政策制定程式對市場與社會的變化響應非常遲緩，甚至被有意識的抑制，因此，很多市場與社會的新興變化，處於長時間的灰色狀態之中。1978年小崗村村民簽下的生死狀，過了4年之後，才得到正式的認可，況且，現在回過頭看，當年可謂一個激進的改革年代。

　　不過，這畢竟是一個總理不斷強調簡政放權的時代;這畢竟是一個總理召集多部委共聚一堂，傾聽企業家煩惱的時代;這畢竟是一個市場觀念深入人心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很多利於老百姓的創新是不可抑制的，令人高興的變化已經發生。

　　5月18日下午，上海市交通委、滴滴快的和部分出租汽車企業代表聯合召開新聞通氣會。

　　新聞通氣會上，上海交通委宣佈“上海出租汽車資訊服務平臺”將於6月1日正式上線運營。平臺上線初期重點將聚焦頂燈計程車的管理。對於社會輿論關注的約租車，即俗稱的“專車”業務，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孫建平明確表示，平臺未來也將覆蓋約租車市場，目前交通委已與滴滴快的聯合成立專門工作組，預計將用1至2個月的時間，初步形成上海約租車的試點方案，並上報交通部。行業人士指出，上海交通委與滴滴快的聯合製定專車試點方案，意味著一直以來處於灰色地帶的專車業務，將被上海政府部門認可，“洗白”將指日可待。

　　作為國內最大的移動出行平臺，滴滴快的在上海首次獲得政府相關管理部門的認可與合作並不偶然。

　　首要的因素，正如孫建平對外界的表示，從現狀來看，市民對於約租車服務確有一定需求。目前上海市內的頂燈計程車，在高峰時段確實無法滿足市民的用車需求，約租車的出現不失為一種有益的補充;同時，相比傳統計程車，約租車在服務方面也能夠滿足乘客更加個性化需求。因此，對於這一新生事物，主管部門的態度是鼓勵與支援的。

　　上海可以説是中國城市管理最好的城市。海派的文化與更多的市場氛圍，乃至上海人更精細的性格，都使上海這個城市更尊重市場，更尊重契約。當然榆，與此同時，作為中國人自己的滴滴快的，更深諳中國的國情，即使作為攪局者，與Uber的美國基因所帶來的激進、挑戰姿態，對司機準入管理、乘客安全保障、政策法規衝突完全採取視而不見的做法不同，滴滴快的不但盡力用勞務派遣的方式規避法律風險，而且，也是一直保持著與政府的合作姿態。

　　這種合作的姿態不僅體現在與政府的關係上，滴滴快的在對乘客的安全性上，也做了出努力。滴滴專車、一號專車和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合作達成責任人責任險合作框架，成立一億元的乘客“先行賠付”基金，對使用專車服務的乘客在營運過程中發生的保險事故，乘客可直接向滴滴和一號專車方面發起賠付申請，最高一訂單賠付額度可達50萬元，一年不限次數。滴滴專車還與中國人壽合作設立了保險基金，最高賠付金額為100萬元，與座位險並行賠付。

　　政府選擇和滴滴一起來推動專車合法化，説明滴滴專車已經獲得了政府的認可。某種意義上看，此次上海出現的積極變化，與中國三十年改革歷程中國的多次改革一樣，仍然是一次邊緣改革式的進步。

　　在科斯與王寧所著的《變革中國》一書中，科斯提出了邊緣改革的概念。這種邊緣改革，首先是底層個人、企業自發的進行改革，然後這種自下而上的，有利於改善勞動者和微觀生産積極性的體制探索，得到中央認可，並自上而下的在全國範圍的推動。一直以來，自下而上的“邊緣改革”，從來都是推動中國過去30年重要改革的真正力量，從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到滴滴快的的攪局，都是如此。

　　這就意味著，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的簡政放權，不光在於由上而下的改革意願，更在於由下而上的權利生長。所謂的邊緣改革，換個角度，就是尊重市場的首創精神，更多的傾聽民間的呼聲，讓有利於百姓生活，社會福利的創新從灰色變為合法，公平的參與到市場競爭，有力的促進中國交通行業的變革，並且，在立足中國的基礎上，向國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