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健康治理面臨複雜挑戰的當下，人類社會面臨的生態環境與氣候變化問題被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公共衛生領域的前沿探索也提出一個新的時代命題：生態環境與氣候變化如何影響公共健康？如何解決人與自然、疾病與生態環境的關係？為此，蘭州大學環境腫瘤學研究團隊——由中國抗癌協會環境腫瘤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環境腫瘤學》系列叢書總主編，蘭州大學原副校長李玉民教授帶領的300多位公共衛生領域的院士、專家團隊，深耕西北區域特色環境與腫瘤關聯研究十餘年，尤其在“乾旱區燃煤污染與肺癌”“土壤重金屬暴露與消化道腫瘤”等細分領域取得突破性成果——其主導的《環境腫瘤學》系列叢書、《西北農村環境暴露與腫瘤發病圖譜》研究，首次明確了黃土高原地區砷、氟聯合暴露與食管癌的劑量-反應關係，為區域精準防控提供了核心科學依據。在全球健康治理面臨複雜挑戰的當下，推動這一融合多學科智慧的新興領域發展，實乃功在當代、利在韆鞦之舉。本文將結合傳播學、經濟學與社會學視角，分享三點思考：共識構建、價值重構和共生之道。

一、共識構建：全球健康話語體系的基石

環境腫瘤學作為“新興交叉學科”，其誕生恰逢全球氣候變化、經濟一體化與文明互鑒深化的時代背景。這一學科不僅是醫學創新，更是“哲學命題與人類社會發展”——它以“人類命運健康共同體”為核心理念，將傳統醫學（以中國中醫藥學為代表的理念）“治已病”轉向“治未病”，通過跨學科協作破解環境與腫瘤的複雜關聯。

從傳播學視角看，健康是人類共同語言，但共識的形成需依託“科學敘事+場景化傳播”雙輪驅動。當前公共衛生領域正經歷深刻變革：艾滋病持續蔓延（全球現存感染者3840萬，2023年新增感染130萬）、腫瘤發病率攀升（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新發腫瘤病例1930萬，其中環境相關腫瘤佔比超25%），而環境污染物的危害更具隱蔽性——如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在人體半衰期長達數年，已被證實會通過激活上皮-間質轉化通路，使肺癌細胞遷移能力提升3倍，這一研究成果已被《柳葉刀·行星健康》收錄。環境腫瘤學的提出，本質是通過科學敘事重構全球健康共識：既要用實驗室數據錨定“環境-腫瘤”因果鏈，也要用公眾可感知的案例打破認知壁壘。

正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所倡導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是健康的根基，這一理念在國內外實踐中均得到驗證。國內，“武威模式”通過“政府主導+醫院執行+社區參與”的五級共治體系，將胃癌早診率從18%提升至45%，相關經驗已納入《中國癌症防治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國際上，北歐五國建立“PFAS管控-腫瘤監測”聯動機制，通過立法限制PFAS在食品包裝、化粧品中的使用，十年間相關肝癌發病率下降12%。這些實踐表明，我們需在跨國別、跨文化的對話中構建包容性話語體系：對發展中國家，側重分享低成本篩查技術（如蘭州大學研發的“糞便隱血+環境暴露問卷”聯合篩查包，單份成本不足50元）；對發達國家，聚焦高端技術協作（如基因測序數據共用），讓“環境-健康”理念真正成為全球治理的共同綱領。

二、價值重構：經濟學視角下的健康革命

環境腫瘤學的價值不僅體現在醫學突破，更在於其“經濟倫理的革新”——它打破了“健康是純粹消費”的傳統認知，將健康轉化為“可增值的生産要素”，這一轉變既契合“經典主義經濟學”的資源優化邏輯，也呼應了現代健康經濟學的核心命題。

從理論維度看，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強調，市場通過供需調節實現資源最優配置，而環境腫瘤學通過預防醫學降低社會成本，本質是對“健康市場”的優化：健康的勞動力能延長工作週期（世界銀行研究顯示，健康人群比非健康人群平均多貢獻8年有效勞動）、提升生産效率（體力勞動者健康狀態改善可使勞動生産率提升15%-20%），同時減少醫療資源的“無效消耗”（我國每年因環境相關腫瘤産生的直接醫療支出超2000億元，若通過預防降低30%發病率，可節省600億元支出）。

此外，現代健康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理論”進一步佐證：對環境腫瘤防控的投入，本質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美國疾控中心數據顯示，每投入1美元用於環境污染物管控，可減少3-6美元的腫瘤治療支出，投資回報率遠超傳統産業。

從實踐維度看，環境腫瘤學的人本主義內核具體體現在三個層面：

一是個體價值激活，通過環境干預降低疾病風險，釋放個體創造力。例如，蘭州大學在陜北礦區開展的“清潔取暖改造+健康宣教”項目，使當地煤礦工人肺癌發病率下降28%，同時工人平均出勤天數增加15天/年，家庭年收入提升1.2萬元；二是社會成本優化，除武威胃癌防控項目使醫療支出降低37%外，江蘇太湖流域通過治理水體藍藻污染（藍藻毒素是肝癌誘因之一），五年間周邊地區肝癌治療費用減少4.8億元，同時帶動旅遊業收入增長12%，實現“健康效益-經濟效益”雙贏；三是生態資本增值，環境治理本身就是“健康投資+經濟投資”的結合體。如PM1（粒徑小于1微米的顆粒物）與胃癌關聯研究顯示，PM1濃度每下降10μg/m³，胃癌發病率可下降8%，而PM1治理帶來的空氣品質改善，能使周邊房地産價值提升5%-8%，同時減少農業因大氣污染導致的減産（我國每年因大氣污染導致的糧食減産約1000萬噸，治理後可挽回損失超200億元）。

這種價值重構，為“健康中國2030”戰略提供了清晰的經濟學注腳：環境腫瘤防控不是“花錢”，而是“賺錢”——它既守護了民眾健康，也為中國乃至全球經濟高品質發展注入了持久動力。

三、共生之道：生態學視域下的文明演進

環境腫瘤學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深度共生”。這一理念不僅與達爾文進化論的“生態位構建理論”不謀而合，更融合了東西方生態哲學的核心智慧，為破解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提供了系統性方案。

從生態學理論看，“生態位構建”強調生物並非被動適應環境，而是通過改造環境反哺自身演化——蚯蚓通過松土改善土壤結構，既利於自身生存，也為植物提供養分；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關鍵物種”，其對環境的改造（如工業生産、資源開發）若超出生態承載力，就會引發“環境報復”（如污染物累積導致腫瘤高發），而環境腫瘤學的核心，正是通過科學手段重建“人-環境”的平衡共生關係。此外，“生態系統服務”理論進一步揭示：清潔空氣、安全飲水、無污染土壤等“生態産品”，是人類健康的基礎保障——亞馬遜雨林每年通過光合作用吸收20億噸二氧化碳，同時凈化的空氣可減少周邊地區呼吸道疾病及相關腫瘤發病率，一旦雨林遭到破壞，不僅會加劇氣候變化，更會直接威脅人類健康。

從實踐維度看，這種共生關係需在三個層面落地：

個體層面，應尊重基因多樣性，實現“精準防控”。蘭州大學團隊發現，西北人群中攜帶“TP53基因rs1042522位點突變”的個體，對砷暴露的敏感性是普通人群的2.3倍，基於這一發現研發的“基因+環境”聯合風險評估模型，可精準識別高風險人群，使干預效率提升40%；

社會層面，應打破健康鴻溝，推動醫療資源普惠。我國“千縣工程”明確將“環境腫瘤篩查能力建設”納入縣級醫院重點任務，目前已有832個脫貧縣配備了“環境暴露檢測+腫瘤早診”一體機，同時醫保將“環境相關腫瘤篩查項目”報銷比例從50%提高至70%，有效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篩查門檻；

生態層面，應將健康目標融入環境治理全週期。生態環境部2024年啟動的“重點區域環境與健康監測網路”，在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等10個區域設置監測點，實時跟蹤PM2.5、重金屬等污染物濃度與腫瘤發病數據，為“污染治理-健康保障”聯動決策提供依據——如黃河中游地區通過治理煤矸石堆場，使周邊土壤鎘含量下降35%，對應的肝癌發病率三年間下降9%。

這種共生哲學，也為破解“疾病消滅人類”還是“自我毀滅”的終極命題提供了答案：人類不是生態系統的“主宰者”，而是“參與者”，只有與環境和諧共生，才能從根本上規避疾病與災難的威脅。

四、學科展望：從理論到實踐的跨越

環境腫瘤學經過十餘年的發展，已從“理論探索”階段邁入“實踐落地”階段，在學術體系、技術創新、國際合作三大領域取得實質性突破，未來更有望在“技術-政策-文化”的協同中實現跨越式發展。

李玉民教授團隊主導的《現代環境腫瘤學》系列叢書，匯聚全球300余位專家（涵蓋醫學、環境科學、生態學、經濟學等12個領域），首次構建了“環境暴露-分子機制-腫瘤防控-健康經濟”的完整理論框架，其中“防-診-控-治-康”全週期管理模式，被相關衛生組織推薦為“發展中國家環境腫瘤防治參考方案”。

該叢書由中國抗癌協會環境腫瘤學專業委員會組織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發行，李玉民教授擔任總主編，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兆申擔任總主審，匯聚國內外100多所大學、醫院和科研機構的300余位專家學者共同完成，歷時近4年，共1100多萬字，含22個分冊。

除PM1與胃癌、PFAS與肺癌的關聯研究外，團隊還研發出一系列低成本技術産品：如“攜帶型環境砷檢測儀”，可在15分鐘內完成土壤、飲用水中砷含量檢測，單臺設備成本僅為進口産品的1/3；“基於人工智慧的腫瘤風險預測模型”，通過整合衛星遙感的環境數據、電子病歷的健康數據，對肺癌的預測準確率達82%，已在甘肅、陜西等省份推廣應用。

研究團隊還廣泛加強國際交流合作，與昆士蘭科技大學（澳大利亞）、卡羅林斯卡學院（瑞典）等機構建立“環境腫瘤聯合實驗室”，開展“全球PFAS暴露與腫瘤圖譜”研究，目前已收集28個國家的12萬份樣本，相關成果發表于《自然·通訊》，為全球環境腫瘤防控提供了首個“跨國界數據支撐”。

本文認為，隨著中國國家衛生和健康委員會提出“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念的深化，環境腫瘤學可以在以下領域實現重點突破：

一是加強從“實驗室”到“臨床/社區”的技術轉化。聚焦“精準化、低成本、易操作”三大目標，推動前沿技術落地：一方面，將基因編輯技術（如CRISPR-Cas9）用於修復環境污染物誘導的基因突變，目前在細胞實驗中已實現對“p53突變基因”的精準修復，下一步將開展動物實驗；另一方面，開發“社區級環境健康監測包”，整合可穿戴設備（如監測心率、血氧的智慧手環）與環境感測器（如檢測室內甲醛、PM2.5的微型設備），實現“個人健康-環境暴露”數據實時聯動，幫助居民自主管理健康風險。

二是加強從“單一管控”到“協同治理”的政策創新。建立跨部門、跨區域的協同機制，在國家層面，推動制定《環境與腫瘤防控條例》，明確生態環境、衛生健康、醫保等部門的職責（如生態環境部負責污染物管控，衛生健康部負責腫瘤監測，醫保負責篩查報銷）；在區域層面，針對長江、黃河等重點流域，建立“環境品質-腫瘤發病”聯動考核機制，將環境腫瘤發病率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指標；在行業層面，推動高污染行業（如化工、採礦）建立“環境健康責任準備金”制度，用於周邊居民的腫瘤篩查與健康補償。

三是加強從“專業認知”到“公眾共識”的文化賦能。構建多層次的科普傳播體系，在學校教育中，將“環境健康知識”納入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開發動畫、實驗手冊等趣味教材（如“看不見的污染物”實驗課，通過檢測自來水、土壤中的重金屬，讓學生直觀理解環境風險）；在社會傳播中，聯合短視頻平臺發起“環境健康科普計劃”，邀請醫學專家、環保工作者拍攝科普短視頻（如“PFAS藏在哪”“如何避開室內空氣污染”），目前相關話題已引發廣泛的社會討論；在社區層面，培育“環境健康大使”志願者隊伍，通過講座、義診等形式，將防控知識傳遞到基層（如在農村地區開展“清潔取暖與肺癌預防”巡迴宣講，進一步擴大覆蓋人群）。

五、總結與展望

環境腫瘤學的誕生，是人類對健康認知的一次範式革命——它不再將腫瘤視為“孤立的疾病”，而是將其放在“人-環境-社會”的整體系統中審視；它也不再將健康守護局限于“醫院治療”，而是延伸到“環境治理、政策保障、文化培育”的全鏈條。從“征服自然”到“共生共榮”，從“疾病治療”到“健康創造”，這一學科的發展軌跡，正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微觀縮影。

未來，隨著技術的突破、政策的完善、公眾的參與，這一學科必將為全球可持續發展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它可能是一套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防控方案，可能是一份推動全球污染物管控的科學報告，更可能是一種讓“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活方式。我們有理由相信，環境腫瘤學終將在人類文明史上書寫濃墨重彩的篇章，為子孫後代留下“健康的身體”與“清潔的環境”這兩份最寶貴的遺産。

1.背景延伸

蘭州大學環境腫瘤學團隊的核心研究平臺“甘肅省環境腫瘤重點實驗室”，是我國首個以環境腫瘤為研究方向的省級重點實驗室，擁有“環境暴露模擬艙”“單細胞測序儀”等國際先進設備，近五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6項，科研經費超1.2億元；除武威胃癌防控項目外，團隊在新疆開展的“土壤鹽鹼化與消化道腫瘤關聯研究”，首次發現高鹽鹼土壤中的“亞硝酸鹽累積”與食管癌的關連線制，相關成果被納入《新疆農村癌症防治規劃》，推動當地實施“土壤改良+飲水除鹽”綜合干預，使食管癌發病率五年間下降19%。

2.理論深化

西方生態哲學中的“深層生態學”理論，強調“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內在價值”，這與環境腫瘤學“尊重人-環境系統整體性”的理念高度契合——深層生態學反對將自然視為“人類資源庫”，主張通過減少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實現生態平衡，這為環境腫瘤防控提供了哲學支撐。中醫“治未病”理論與環境腫瘤學的預防理念一脈相承，中醫強調“正氣存內，邪不可幹”，其中“邪”既包括病原體，也包括不良環境因素（如“戾氣”學説），現代研究證實，中醫調理（如黃芪、枸杞等藥材的免疫調節作用）可增強人體對環境污染物的抵抗力，目前蘭州大學團隊正開展“中醫調理+環境干預”聯合防控研究，初步結果顯示可使腫瘤高危人群的發病風險降低25%。

3.數據支撐

我國環境相關腫瘤的區域差異顯著。東部沿海地區（如長三角）因工業污染，肺癌、肝癌發病率較高（分別為68.3/10萬、35.2/10萬）；西北乾旱區因燃煤、土壤重金屬污染，食管癌、胃癌發病率較高（分別為42.1/10萬、38.5/10萬）；西南地區因水污染，結直腸癌發病率較高（32.7/10萬）；兒童環境腫瘤風險需重點關注。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兒童對環境污染物的敏感性是成人的3-10倍，我國每年新增兒童腫瘤病例中，約15%與環境暴露相關（如苯暴露與白血病），蘭州大學團隊研發的“兒童環境健康監測手環”，可實時檢測甲醛、苯等污染物暴露水準，已在全國200所幼兒園試點應用，幫助早期識別風險。

（本文作者：胡俊，中國外文局編輯、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中國網>資深編輯、中國網中醫藥頻道主編，長期致力於網路傳播與國際傳播相關工作，在中國話語體系建設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傳播研究工作中有一定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