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文化傳播路徑研究，首先需要框定中醫藥文化的概念和內涵，將中醫藥本身、中醫理念和中醫信仰等三部分內容納入廣義的中醫藥文化的概念，而狹義的中醫藥文化的概念應當是專指中醫藥學本身的理論體系形成下的文化內涵，具有專業性和學術性。因此，中醫藥文化傳播應包含著中醫本身的醫學文化的傳承、中醫理念的傳承和中醫信仰的傳承三個含義。對中醫藥文化概念和傳播內容的界定旨在構建和詮釋中醫藥文化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基礎，探索中醫藥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的傳播路徑。本文提出，明末至民國中西醫文化衝突、民國廢止中醫案和新文化運動強烈地衝擊和影響下的以中醫藥祠廟為中心的中醫藥文化的民間傳播路徑研究尤其值得關注。

中醫藥文化本身具有的民族歸屬感，無論是對內傳播還是對外傳播皆受到了多方面制約。中醫藥文化傳播路徑研究是為了更好地繼承、傳播、發展和振興中醫藥事業，加快推進中醫藥現代化和産業化。要在國內外推廣中醫藥文化，就需要提高中醫藥文化的傳播效果，尋找中醫藥文化傳播的載體，探索中醫藥文化的傳播路徑。因此，選取合適的傳播路徑尤為關鍵。

中醫藥文化的概念內涵

中醫藥文化的定義，通常包括兩個方面：廣義的和狹義的。張其成指出，廣義中醫藥文化是指中醫學本身，狹義的中醫藥文化是指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的文化社會背景以及蘊含的人文價值和文化特徵。李傑等認為，中醫理論體系知識架構記憶體在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互動，強調隱性知識是促進中醫藥文化和知識傳承、傳播工作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二者皆是從中醫藥本身的理論體系知識架構、社會背景和文化特徵進行概念和內涵的框定，但缺乏對中醫理念和中醫信仰兩個層面的內容的歸納和總結。無論中醫還是西醫，其興衰雖有諸多原因，但最根本緣由在於民眾的信任度。中醫藥本身，是對人體生理、病理、診斷以及疾病防治的完整理論體系，是建立在中醫學理論體系下的理、法、方、藥完整且完善的醫學體系。其傳承主要是在於中醫學界從醫人之間的傳承，是具有專業性的代際傳承。中醫理念，是一種建立在理性高度上，對中醫理論體系的表像地理解，是在廣大民眾中留下概括性形象，包括中醫的生命觀、疾病觀和養生觀。中醫信仰，是一種強烈的中醫信念，是對中醫思想及對中醫藥人物的信任、信奉和敬仰。清代名醫曹穎甫（1866－1938）首先在《經方實驗錄》提到中醫信仰在疾病治療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中醫藥文化的概念和內涵闡述方面，廣義中醫藥文化的概念應當包含中醫藥本身、中醫理念和中醫信仰等三個層面的內容。將中醫理念和中醫信仰兩個方面內容納入中醫藥文化的體系，豐富既有的中醫藥文化的內容，也有助於揭示民間傳播的路徑，開闢新路徑。

中醫藥文化傳播的內容

中醫藥文化傳播的困境在於缺乏堅定文化的自信度，缺乏社會的關注度，缺乏媒體的曝光度。張宗明等認為，中醫藥文化傳播困境的原因有思想因素、傳播機制因素、中醫自身因素、大眾心理因素、西醫衝擊因素等。丁雲霏從意識層面和對外傳播的手段層面，強調保持中醫藥文化的民族性特徵的同時，更要推動中醫藥文化與不同醫學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構建一個動態、完善的世界醫學文化體系。王旭東等通過對比分析指出，中醫藥文化核心價值觀是中醫藥文化自信的標誌，是“中醫繼承傳播”的基礎性問題的靈魂。學者們更廣泛地探析了中醫藥文化自身傳播困境及其原因，而對其民間傳播困境及原因關注較少。實際上，做好中醫藥文化民間傳播路徑系統性整理研究，可能是解決中醫藥文化有效傳播最關鍵的問題。中醫藥文化傳播應包含著三個含義：一是中醫本身的醫學文化的傳承。二是中醫理念的傳承，三是中醫信仰的傳承。作為中醫藥文化的傳承主要是在於中醫學界從醫人之間的專業性的代際傳承，如家傳和師授。而中醫理念傳承和中醫信仰傳承則是中醫藥文化民間傳承的兩種主要形式。中醫藥文化的民間傳承，是在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中醫藥文化傳承，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繫得更為廣泛、更為深刻，是非專業性的感性認知。因此，中醫藥民間傳播的問題包含了中醫理念和中醫信仰這兩方面的內容。

中醫藥文化傳播的載體

中醫藥文化傳播載體能有形地呈現中醫藥的人文內涵。它往往可以更為直觀可感地呈現、傳遞中醫藥文化資訊及中醫理念，能直接引導人民群眾醫療行為和走向。張宗明認為，中醫藥文化傳播應立足中醫藥文化的基本載體——中醫文獻。該研究在注重中醫藥文獻的推廣與傳播的同時，忽略了中醫文獻的專業性和學術性決定了它的傳播受眾是從醫者和少數的中醫愛好者，還忽略了中醫藥祠廟及相關文物和遺産亦是推廣與傳播中醫藥文化的基本載體，更是中醫藥文化民間傳播的重要的物化呈現，它的傳播受眾的範圍更加廣泛——即廣大的人民群眾，乃至全世界的人民。

醫學人物與患者的診療互動，既形成了完整的社會醫療現象，也構建了中醫藥文化傳播與接受的完整過程。對歷代醫學人物的建祠崇祀，既是基於傳統祭祀文化的對醫學人物醫療貢獻的追思，也是民眾基於文化社會生活和精神信仰對中醫藥學的文化認同。因此，以中醫藥祠廟為中心的中醫藥文化傳播路徑研究尤其值得關注。這個研究需要對中醫藥祠廟及相關石刻資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的基礎上，以歷代金石著作、地方史志文獻記載為輔，參考歷代祠祀禮制，梳理其修建祠廟原因、祭祀動因、祭祀方式與規模，探討其修建祠廟過程中所體現的闡釋方法及評判標準，進而對中醫藥文化的形成、接受、傳播、流變過程進行深入解析，解讀中國古代社會醫學文化發展與傳播的獨特視角闡釋基於民間信仰的對歷代醫學人物的建祠崇祀這一獨特的中國古代社會醫療現象。

中醫藥文化傳播的路徑

明末清初西學東漸以來西醫文化逐漸成為中國醫學的主流，中醫藥逐漸被邊緣化。古代中醫藥的學術價值和學術成就被逐漸地淡化了。其嬗變歷史原因在於：基督教的傳教士借（西）醫傳教，贏得了日益增多的中國人的信任和尊重。僅僅二百多年的時間，在教會和中國政府、軍界及上層人士的支援下，西醫的從業者、西醫醫院和西醫院校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規模上都遠遠超過了中醫，西醫成為我國的主流醫學。民國18年（1929），中醫再次遭受國民政府“廢止中醫案”的重挫。新文化運動後中醫被貶為“封建”“糟粕”和“偽科學”，更是加劇了中醫學的降維打擊，使中醫藥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總之，明末至民國中西醫文化衝突、民國廢止中醫案和新文化運動強烈地衝擊和影響了中醫的發展。中醫遭受到了三重嚴重衝擊的歷史背景下，社會各界還是在中西醫衝突中尋找發展的路徑。因此，從政治、宗教、醫學教育等三個維度探討這個歷史時期中醫藥文化發展滯後的原因及其後來的發展歷程，將有利於重建中醫藥文化的傳播路徑。

明末之前，在中西文化和貿易的交流過程中，無論是玄奘西行、鑒真東渡，還是絲綢之路，中西醫學交流是不可或缺的，但中醫學的主流醫學地位從未被撼動。中醫通過自身的哲學思辨將外來醫學融入中醫藥體系之中，都實現了外來醫學知識的“本土化”。我國最早外來藥專著《海藥本草》刊行即是典型代表。這與明末至民國期間的中醫藥文化特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將兩者進行比較研究，有利於總結本時期的經驗教訓，以資借鑒。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益林（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益林鎮）張治河在《經方實驗錄》序言曰“現在吾國醫藥日見衰頹，西洋醫藥大有取而代之之勢，外溢之金錢，不計其數。考吾國醫藥，非不良也。其發明之早，成績之優，藥物出産之豐富，方劑組織之精密，允稱世界之冠軍。特因漢唐以降，五行之玄説盛行，學者競尚空談，憑幻想而用藥，謂之“時方”，古人確具科學性質之經驗良方，反棄而不用，造成近代中衰之現象，良可慨也。此時若不急起復古，提倡經方，使收偉大之治績，以挽回民眾之信仰，則中醫必陷滅亡，民生更不堪設想。當知中醫所以得長存至今者，不賴虛玄之學理，而在靈異之藥效，為其能起沉疴比比也。”可見，先哲們早已意識到中西醫之爭下，中醫能夠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其醫療行為的真實有效，而挽回民眾對中醫的信仰是中醫復興的關鍵。

兩個方面重構中醫藥文化自信

我國的中醫藥文化傳播較為遲緩，其傳播的路徑缺乏多元性，在國內無法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認同，在國際上無法得到諸多醫學工作者的共鳴。中醫藥文化走出傳播困境，必須從醫學理念和醫學信仰兩個方面重構中醫藥文化自信。目前，學術界已基本厘清明末至民國中西醫學抗爭史的衝突過程和衝突結果。從明末至民國這段歷史時期，比較研究中西醫文化的傳播路徑，客觀地分析中西醫抗爭史，是解決重建中醫藥文化自信的關鍵問題之一。然欲回答造成這樣衝突結果的原因，中西醫學的傳播路徑，尚需從學術圈、社會界、政府管理等層面對當時的中西醫學認知狀況進行比較研究，尤其需要從醫學信仰和醫學理念的角度進行深入挖掘，才能結合相關史料鉤沉探隱，全面把握中西醫學較量的總體全貌。

(本文作者：劉學春，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副研究員、副主任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