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陽光很亮，也很長，灑落在一座梧桐樹掩映的四層小樓上。小樓的門口屹立著高大挺拔的雪松，門廊下放著一架小型的精功航空LE300直升機，螺旋槳上懸挂著一排有些褪色的彩旗，還未進門，就讓人感受到了濃濃的時間氣息。而這座小樓就是浙商博物館，自2013年成立以來就被譽為“天下浙商的精神家園”。
浙商博物館
步入展廳就能看見浙商遠祖——也是中國民間崇拜的“文財神”范蠡的浮雕像，旁邊還有“千年商脈”四個大字，透過各種照片和工商業活動實物，讓人清楚地感受到不同歷史時期浙商們的風采。
“近代工商業剛起步的時候，好多行業的首創都是浙商踩出的第一個腳印，可以説近代工商業浙商是探路人。”浙商博物館館長、浙江省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浙江省首批重點智庫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楊軼清教授説道。作為“提出浙商概念第一人”，多年來他致力於轉型期中國民營企業的研究和實踐，成為了無數浙商的同行者和引路人。在浙商博物館四樓辦公室見到他時，他正忙於公務，樸實又低調，讓人很難和眾多報道裏那個名聲在外的專家學者聯繫到一起。
“為什麼浙商在每一個時期都能搶佔先機？”拋出這樣一個問題後，楊軼清又説道：“浙江，尤其是杭州，有條件而且應該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大腦。”
這像是確證的答案，也像是未來的探索。
馬爸爸or宗董？
從工業經濟到數字經濟
“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一個爬坡過坎、轉型升級、動能轉換、新老交替的關鍵時期。”訪談一開始，楊軼清就國內當前的經濟大環境直言道。他認為近些年因為疫情防控、地緣政治、宏觀經濟政策等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國內經濟形勢也呈現一個比較複雜的局面。
宏觀層面，傳統産業産能過剩，需求不足，市場飽和，新的增長動能還不穩定；微觀層面，企業的生産組織和增長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開始了以數字化為核心的産業結構調整。面對這樣複雜的環境，企業若想從工業經濟時代走向數字化，需要的就不僅僅只是技術或軟硬體的改變，而是整個體系的變革。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數字中國建設整體佈局規劃》，旨在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
2023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大力發展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成為了新時代的引擎。
“要想長成一棵樹，得有陽光雨露、土壤、種子等幾大要素，對數字經濟而言，陽光雨露就是政府的重視程度和政策支援——這一點已經夠了；種子就是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等各類人才，其中企業家是最關鍵的；土壤相當於企業既有的生産方式和觀念文化等，傳統産業的數字化，改良土壤是必須的，也是不容易的。就好比工業經濟是水泥地擺花盆，數字經濟是種草坪。你首先得改造水泥地，否則沒法種花種草，就是這個道理。”
楊軼清教授
在楊軼清看來，傳統企業若想走向數字化，單單引進技術、軟硬體、人才還是不夠的，還需要企業自上而下地改變理念，從企業文化、管理理念到決策體系都要適應數字化的發展。現在很多傳統企業對數字化的理解還是不全面，有些甚至認為數字化就是網際網路+或者資訊化，其實是整個系統的變革。
“娃哈哈的員工見到宗慶後董事長畢恭畢敬，都恭恭敬敬地稱呼‘宗董’或‘宗總’。”阿里巴巴小夥伴見了馬雲可以沒大沒小，你喊馬老師，Jack Ma，風清揚都可以。”楊軼清以這兩位浙商領袖的稱呼為例，進一步解釋道，數字經濟和工業經濟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數字經濟需要一個寬鬆、自由、平等的氛圍，它不是基於等級或者權威發展起來的。
楊軼清認為，國內數字經濟的發展還需要把市場主體、科研機構、仲介組織等各方面的積極性都激發出來。
“現在國內的數字經濟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內推動的，企業應該先轉變自己的思維方式，構建數字化的組織文化，完善整個體系，真正地發揮出數字化的效率。”
數字産業化還是産業數字化？
數字經濟與資本市場的博弈
“過去社會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肌肉力時代，人力和畜力；二是以內燃機為代表的機械力時代；三是電力時代。現在是第四個階段，算力時代。”楊軼清特別強調，算力就是以大數據為基礎，把一切資訊數據化，超越了傳統的結構化數據。
那麼算力時代，該怎麼定義“數字經濟”？
如果説工業經濟是電線，那麼數字經濟就是網線。凡是可以數據化儲存、表達、傳播或者再創造的，都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可以把具象的變成抽象的，有形的變成無形的，這是它的特點也是它的難點和痛點。傳統産業數字化的過程中，短時間內甚至會增加成本，增加經營上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楊軼清以蘑菇街、有讚等上市企業近些年股票暴跌為例，指出它們“成也資本，敗也資本”。按照資本市場的評判標準，企業不但要有清晰的商業模式，還要每年都有符合預期的快速增長，這很可能導致企業急功近利，或者短期目標壓力迫使公司無法按照正常規律或節奏發展。
“現在大家都在比速度，數字經濟也沒有辦法和主流趨勢抗衡，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的支援，數字經濟企業也不會有機會，這是矛盾所在。”也正是因為如此，現在一部分企業在數字化的過程當中，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陷入了數字産業化的誤區。
“數字産業化目前看來機會很多，但成功的概率很小，創業者要重點關注産業數字化。怎麼樣讓傳統産業更加便捷高效，最好在數字化過程中重塑整個産業鏈，這是最重要的。”楊軼清認為真正數字化的企業，不僅要在生産經營中用好數字化、智慧化，還需要賦能産業鏈的上下游。
“數字經濟要從需求出發，解決實際問題，真正提升效率，甚至再造産業鏈。”楊軼清説話的時候語速很平緩，説到這裡他停頓了一下，才繼續認真地説道：“數字經濟既要循序漸進，又要分輕重緩急，不能齊頭並進，比如簡單又容易出效果的可以先做，讓大家樹立起信心。”
為什麼只有杭州能出阿里巴巴？
杭州應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大腦
“浙江人的特點就是吃苦耐勞、肯動腦筋，對市場變化很敏銳。”説到浙商，楊軼清平緩的語速才有了起伏，一改先前的嚴肅，微笑了起來。
1999年，當網際網路剛萌發稚嫩的小芽時，馬雲就帶領著後來被稱為“十八羅漢”的那群人，在杭州自家客廳裏創立了阿里巴巴最早的B2B業務。這麼些年來，網際網路發展的每一步都沒有落下，每一個轉彎都沒有搞錯方向，阿里巴巴才有了今天的商業版圖。
“為什麼北京沒有阿里巴巴，上海也沒有，就杭州有？”楊軼清耐人尋味地微微一笑，繼續道：“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在義烏，全球最大的網上市場在杭州，一個是擺地攤，一個開網店，看起來天壤之別，其實精神內涵是一模一樣的。阿裏和義烏為什麼能成功？因為他們都相信市場的力量，相信小的力量，相信普通人的力量。”
在楊軼清看來，儘管義烏和阿里巴巴的技術模式、行業形態都不一樣，但它們的內涵卻是相同的。義烏做的是小商品，阿里巴巴最初是小網店。都是從小開始，不設門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平等的體現。
“中國區域經濟各地差異很大，不可能每個地方都一模一樣，必然有些地方是軀幹，有些地方是手腳，浙江就要理直氣壯地爭取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大腦。”楊軼清如數家珍地列舉了杭州的阿里巴巴、海康威視等一大批優秀的網際網路頭部企業，以及像任正非、楊元慶、陳天橋這樣祖籍在浙江的企業家們，繼續道：“浙商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整體實力是非常突出的，浙江有能力也有可能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大腦。”
青年浙商參觀浙商博物館
早在2017年，浙江提出實施數字經濟“一號工程”，數字經濟就已經成為推動全省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金名片”；今年1月28日召開浙江“新春第一會”，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又在大會上強調，要以更大的力度實施數字經濟創新提質“一號發展工程”……在政府一系列的政策支援下，如今作為“數字經濟”高地、“共同富裕”先行示範區的浙江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企業，杭州在打造“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的路上高歌猛進。
訪談持續了兩個小時，楊軼清將自己的觀點娓娓道來，不時地舉例佐證，深入淺出，就像他平時在大學授課一樣耐心。這也是來自他一線的踐行經驗、真知灼見。多年來，他持續見證、助力浙商的發展，尤其是對青年浙商關心呵護有加，通過支援“浙商青雲榜”等活動，持續陪跑和引導他們擁抱變化、升級發展。
訪談結束後，重新參觀了一遍浙商博物館，再看展廳中陳列的每一件實物，又有了不同的感受。歷史的長河滾滾而去，不會等待任何人；一輩一輩優秀的浙商，幹在實處、勇立潮頭，在這裡留下了自己的身影。而更多的浙商，則秉承著企業家精神，正在開拓新的未來。（圖文：浙江省浙商研究會新經濟研究專委會 吳敏 盧恩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