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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囯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來源:中國網 編輯:劉景 人氣: 發佈時間:2024-06-11 09:30:00
摘要: 中囯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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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今天有幸接到中國網生態中國頻道總顧問、中國科協第五屆副主席、甘肅省原副省長、科學家劉恕先生的署名文章《回顧與思考》,其內容在荒漠化研究領域科技價值極高,正值舉國上下慶祝人民科學家錢學森提出第六次産業革命40週年之際,經授權,現予以編發,供業界和學界研討借鑒。

回顧與思考

中國科協第五屆副主席、甘肅省原副省長、科學家 劉恕

七月酷暑似火,在有海風椰林的海南仍難去酷熱。此時,收到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盧琦所長髮來的資訊,“劉老師,報告您好消息,日前教育部在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透露:為進一步支撐知識創新、科技服務和産業升級,我國組織開展了新一輪學科專業目錄修訂工作。在新版目錄中,農學學科門類,增設了‘水土保持與荒漠化防治學’為一級學科!”寥寥數語,包含著他的愉悅,也似一縷清風,悄然吹開了我記憶的閘門。人生原本匆忙,往往在無知覺中,韶華已隨風而去,落得華發叢生;一些過往的事物,也跟隨時光荏苒而沉寂或遺忘。但是,那些你所關心、所為之努力、為之拼博過事物的關鍵節點,往往會銘刻於心,沉積在記憶閘門之內。

“歷史不應該是記憶的負擔,而應該是理智的啟迪。”

—德國文學家萊辛

20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70年代並延續至80年代,世界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生態災難。非洲持續的乾旱影響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薩赫勒地區,尼日、馬利、上沃爾特、塞內加爾、毛里塔尼亞等五國的土地退化、糧草枯死、牲畜死亡,人口大量減少,僅衣索比亞就有640萬居民處在饑餓線上,400萬人流亡,稱之為生態災難來襲。面對業已威脅人類生存的環境退化,聯合國決定於1977年8月25日至9月17日,在肯亞首都內羅畢召開以防治荒漠化為主題的大會(UNCO)。1977年新春伊時,佳音天降,還在接受勞動鍛鍊的我,突接到中科院指派,參與我國參加聯合國荒漠化大會的主題報告的編寫工作;之後又與學術造詣深厚的生態學家楊含熙老先生,地理學家朱震達先生,土壤學家陳隆亨先生一起,作為我國出席大會(UNCO)政府代表團的科學顧問參加內羅畢會議。會議規模空前,參加會議準備工作人數超過百萬,有93個國家派出代表團,78個非政府組織以及知名專家800多人參加。大會根據近5年間數以千計的研究論文以及68份正式報告,制定出人類社會共同向荒漠化宣戰的《防治荒漠化行動計劃》。

有機會參加規模如此空前的大會,對於與國際學界隔離近十年的我們,真如久旱逢甘露般吸收知識,增長見地。一天下午,曲格平副團長問我們幾位顧問,你們聽到會上對中國代表團提交的報告有什麼樣的反響?我們搖頭回答。此時曲格平副團長讀了一段大會媒體對各國報送報告的評語,其中有,“中國的報告充滿美麗詞藻,對人們關注的生態平衡出現的問題,只字未提!”這寥寥30個字,尖銳、犀利的評語,令我十分震驚!一是,作為報告的執筆人之一,我很自咎;二是,不由自問,是否用溢美之詞在強調“人進沙退”,而忽略環境退化現實?“30字”評語成為沉積在我記憶閘門之內的節點,伴隨我為之關心、為之努力的荒漠化防治去探尋、求解。

1.慶倖的是,會後1978年,迎來我國“科學的春天”大好時光。我與全國的科學工作者一道,張開雙臂迎接春天的到來。“荒漠化防治”列入重點研究課題。有關在我國開展荒漠化防治工作,在內羅畢會議後期,代表團曾作過議論。基於荒漠化概念寬泛,包括沙質荒漠化(沙漠化),石質荒漠化(石漠化)和鹽質荒漠化(鹽漠化);而我國沙漠化問題反映明顯,首先應圍繞防治沙漠化開展活動。1978年,以朱震達先生領銜開展我國沙漠化問題研究項目;1979年未,于《自然》雜誌2卷11期,發表了“危及人類的沙漠化”(朱震達、劉恕,1979)。文中提出:“沙漠化並非指地球表面現有沙漠,在風力作用下沙丘前移而言”;“沙漠化是在乾旱半乾旱地區…不恰當經濟活動超越天然生態系統的限度造成環境退化,導致類似沙漠景觀形成…這一環境變化稱之為沙漠化”;並用大會(UNCO)文件中用語“在一度青蔥過的地方産生類似沙謨景觀”作沙漠化的形象含義。文中分析了,我囯沙漠化發生地區自然條件特徵,乾旱多風,降水多變率,加上地表為深厚的沙質沉積物,自然生態系統生態平衡脆弱是“沙漠化發生潛在的自然因素”;而人為過度利用資源的活動是引發生態平衡破壞“産生沙漠化的活躍因素”;對當下引發我國現代沙漠化經濟活動類型作分析,得出:過度樵柴佔現沙漠化面積的28.1%,過度開墾為24.6%,過度放牧佔19。8%,為主要引發沙漠化的不當經濟活動,提出防治措施。這是篇對沙漠化初步探究的文章,由於它是聯合國荒漠化會議後我國有關沙漠化問題的首篇,文中提及的觀點有著一定影響。我自己也收穫到:①我國存有現代沙漠化現象,防治發生的沙漠化現象是當務之急;②當代的沙漠化現象發生與人類活動相關聯,並非“人進”就一定會“沙退”,兩點明確認識。1981年,以內蒙東部乾草原年降水量250~400毫米地區為例,分析該地區由於人類不適當的經濟活動對生態平衡的損害,引起土地風蝕沙漠化發生(劉恕,“生態原則在沙漠化整治中應用”,《生態學雜誌》,1982,1),標誌我對“30字”評語的思考有了初步回答。

2.時間是公正的審查者,進入上世紀80年代中期,荒漠化大會後採取的一些防治荒漠化措施顯現出不佳的效果。首先,國際資助6.25億美元,在非洲無水草原上打井。水井建成後在水眼集結的牲畜啃食踐踏,變為寸草不留的荒漠化圈向四週擴大。當地群眾説,水多了,草少了;牛多了,奶少了。1987年不得不中止了此項計劃。其次,《計劃》中提出,建設從蘇丹到毛里塔尼亞林帶的“綠壩”並未能建成。科學家批評,所説“綠壩”建設,“這是建立在對土地沙漠化簡單錯誤的認識之上,認為出現在薩赫勒地區的沙丘,是撒哈拉沙漠在南移,這是不切合實際的想像(拉琴科,1985)。社會呼喚“科學家有責任找出防治荒漠化措施失敗的原因,制定出新方案”。阿爾及利亞專家對在本國荒漠草原建設長1500千米,寬20~40千米防沙林帶規劃,在年降水在200及300毫米等雨線之間,無法保證林木成活的現實,結合實際對林帶規劃進行了根本改變。在林帶現劃範圍以保護天然生阿爾法草地為主,適度改造次生林,在適宜耕種小地塊,有林網防護下進行農耕,原防沙林帶規劃,改變成天然草地為70%;林地25%;農地5%的農、林、牧合適結構的綠色經濟帶。(劉恕,“考察阿爾及利亞綠帶體會”,1982)。1986年國際人道主義獨立委員會專家總結聯合國荒漠化會議後措施效果不佳的原因:①未能從乾旱地區社會經濟的組成部分看待荒漠化,發生荒漠化國家沒能將沙漠化問題納入農村發展和經濟發展規劃;②採取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是針對後果而沒有觸及引發荒漠化的原因;③缺乏動員社團,爭取民眾參與,協調組織工作不力以及氣候因素影響等。而針對荒漠化産生因素,提出“荒漠化是缺乏發展的一種症狀;尤其是農業缺乏發展,意味著社會與經濟的解體和人們生活日益貧困,這就導致對自然環境利用過度,缺乏對自然環境的管理而最終使荒漠化日益嚴重。”國際學界同行深刻的分析,對我有很大啟發。我國在年降水250~450毫米之間地帶,存在嚴重的環境退化問題,選擇位於該地定西、張北、尚義、沽源四縣,以國際通用的滿足正常生命活動,每人平均日常需求熱量(12552×103焦耳)為標準,探討地處半乾旱區人口眾多的四縣可能滿足的每人平均日常需求熱量的底線,(按每人平均佔有耕地,其中70%為種植糧食作物,按每公頃扣除112千克籽種,扣除稅收和糧食商品率的20~30%),則每人可佔有的糧食熱量(103焦耳):定西縣為9895.2,張北為10815.6,尚義11966.2,沽源11974.6均低於滿足正常生命活動的需求。在尚無法滿足居民基本溫飽情況下,“導致對自然環境利用過度,缺乏對自然環境的管理而最終使荒漠化日益嚴重”,(劉恕“半乾旱地區沙漠化發展的內在動因”,1988《中國沙漠》,1988,1期)。貧困誘發了土地沙漠化,名符其實“荒漠化是缺乏發展的一種症狀”。

3.在時軸上事物總是發展變化。進入20世紀後期,對於荒漠化問題,國際上有重大舉措。由於荒漠化是全球性問題,需要國際社會聯合行動。1994年6月,聯合國通過了《聯合國關於發生在嚴重乾旱和/或荒漠化國家,特別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公約》(簡稱《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UNCCD)。《公約》被稱為富有創新性文件,在有近200個國家簽約的文件中,以條款形式,界定出荒漠化定義,為“包括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在內的種種因素造成的乾旱、半乾旱、半濕潤半乾旱區的土地退化”;而防治荒漠化的任務包括:防止和削弱土地退化,恢復部分退化土地及治理荒漠化土地。特別是在條約中明確了“把消滅貧困戰略納入防治荒漠化和緩解乾旱工作中”,要求非洲締約國承諾,“把防治荒漠化作為根除貧困努力的中心戰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將根除貧困和可持續發展,作為對抗荒漠化的根本,這既是對荒漠化問題本質認識上的深化,更為防治荒漠化提出“抽薪止沸”的治本路徑。當時,與《公約》相伴,《公約》秘書處出版了傑弗裏.利恩著《腳踏實地》,對為什麼需要這個《公約》以及《公約》的要點和特點作透徹的解説。《腳踏實地》是一本近3萬字圖文並茂的冊子,但其內容深遽,有新意;作者在第一部分就明確指出,《公約》對荒漠化定義有重要補充。“荒漠化的成因是各種自然、生物、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因素的複雜相互作用。”時任聯合囯秘書長加利在為其所寫序言中,更寫下,“受荒漠化影響最為嚴重的人民是屬於世界上最貧困的人民。《公約》具有減輕受影響人口遭受危害程度的潛在功能,其方法是通過維護他們的環境、增加糧食保障和創造謀生的新機會來實現。”可見,荒漠化防治具有崇高的人文目標。對於締約國具有法律約束力。《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亦然以其豐碩的內涵,擴展了我們對荒漠化傳統的學科概念和認知。學界同行理應對《公約》這一具有重要價值的歷史性文獻,給予的應有的尊重!

進入21世紀,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提交了《為了我們民眾聯合國在21世紀的作用》的報告。倡導由90個國家的1360名學者共同完成,稱為《千年生態系統評估》項目(MA),評估生態系統狀態對人類福祉的影響。由於旱區的乾旱天氣現象週期性頻現,非洲薩赫勒地區平均30年發生一次嚴重旱災(合恩);我國西北五省區500年內出現:大旱頻率為6.7%;乾旱22.3%(梁旭等)。嚴重的乾旱加劇荒漠化過程,引起食物短缺和健康危機。對人類福祉的具有影響的荒漠化被列入了專題評估的內容。在《評估》中指出,當前引發荒漠化擴張趨勢的因素是:①缺乏合理的農業政策和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支援;②草(牧)場地過度開墾為農耕地;③大規模的不可持續的地下水開採;④土地利用方式頻繁變換;⑤土地權屬的有關規定和政策,不利於可持續發展。在廣集科學家智慧的荒漠化《評估》中,提出對抗荒漠化擴張趨勢的對策:強調培育預防文化;強調實施政策法規的干預措施;強調調整改善管理途徑;強調多种經濟互補,尋求替代生計的“四強調”。對其中的多种經濟互補,尋求替代生計內容,《評估》專家給出發展旱區具有獨特優勢的替代生計,倡導發展:①旱區的溫室農業;②減少蒸發的膜下水産養殖業;③微藻産業:④與休閒相關聯的産業;⑤增加城鎮就業機會。

《評估》專家,面對21世紀,人類社會人口猛增、能源危機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生存壓力,對佔地球陸地面積41%,生態平衡脆弱但地域廣袤,有充沛的陽光獨特的自然資源的旱區(既是荒漠化發生區,又有成為人類生存發展的新空間),從提高人類福祉和發展視角,對防治荒漠化防治策略的決擇。重視預防荒漠化發生,促使政府和公眾觀念轉變,形成“預防文化”;“盡力開展降低對當地土地和自然資源依賴程度,又可提供有持續收入的替代生計”,追求在與自然和諧相處中發展。新的防治荒漠化防治策略,標誌著當代對荒漠化討論,從關懷人類福趾出發,跨入正確認識人與自然關係領域,正如《生態系統與人類福祉-荒漠化綜合報告卷》書中所述,“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是最緊迫的必須跨越哲學問題”。當對荒漠化的討論業已提升到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觀,並納入生態文明建設高度時,人類就有希望最終根除荒漠化的困擾,土地廣袤的乾旱區,就有可能為擁擠不堪、面臨諸多難題的地球村,帶來生機和希望。因為,認識是行動的先導,而行動決定最終的效果。此時,我恰有兩篇訪談和一篇短文,①《治沙必須治貧》(1998年7月與光明日報記者葉蓁蓁就脫貧致富是防治沙漠化根本的對話訪談);②《腳踏實地》,是1998年6月與《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記者就《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秘書處出版的《腳踏實地》小書的內容對話,以腳踏實地作為標題,提倡防治荒漠化要有一種腳踏實地的精神,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否則再好的公約,再好的理想,再好的設想,再好的規劃都會落空;③《充分利用陽光》,這是我在2000年6月為《人民日報》寫的一篇短文,強調陽光充沛,是乾旱、半乾旱地區自然資源的最大優勢。農業生産的實質,是利用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製造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類、色素等生命活動營養素的過程。用另一種思維認識沙漠,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及一切可利用的知識來提高太陽能轉化效率。尋找到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雙嬴的路徑。這兩篇訪談和一篇短文作為我1977年(UNCO)會上那“30字”評語引起的思考,終於“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處”,得到回答。

實踐活動具備不可取代的品質,實踐的檢驗是人們正確認識的根源;實踐也幫助人們端正“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歷經40年與荒漠化抗爭過程,人們從實踐中總結,無論是成功的喜悅,還是失敗的懊惱,都是“理智的啟迪”,豐厚著防治荒漠化的知識寶庫。當今,“水土保持與荒漠化防治學”被列為一級學科,適逢二十大報告已指出,中囯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二十大報告為學科建設指明瞭方向,我們就是要沿著明確的方向,在大好時代砥勵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