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家體育總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聯合在溫州市開展社會力量辦體育試點的框架協議》于2017年9月5日簽訂以來,一年時間裏,浙江省各地社會力量辦體育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但仍有很多問題待解。
溫州領跑
溫州市市長姚高員説,溫州人“天生就是探路者”。作為全國唯一的社會力量辦體育試點地,溫州起到了龍頭作用。在很多地方還在以培訓盈利、興趣愛好、業務拓展為社會力量辦體育的主要模式時,溫州已經走出體育局和私人企業各取所需、聯合推動體育事業發展的新路。
心橋體操藝術俱樂部就是一個成功案例。心橋學前教育集團從租賃溫州市體校場地、拓展其所辦幼兒園的業務開始,到現在全面承擔起市體操參賽、訓練、後備力量培養等。由其培養的羅歡在今年亞運會上贏得了女子團體金牌,江鈺源、黎琪等優秀運動員也是從這裡走出來的。
凱易路馬術俱樂部從2003年成立起就與省體育局共建省馬術隊,現在承擔溫州市青少年馬術隊訓練任務,有省馬術隊專業運動員和教練員16人。從這裡走出來的運動員已經參加了四屆全運會和多次全國馬術比賽,並取得多枚獎牌。而甌海呂志武游泳俱樂部將企業、退役金牌運動員和體育局結合起來,成為溫州少年兒童游泳訓練基地,並承接周邊小學游泳校本課程。
溫州市體育局局長張志宏説:“這一年來我們對社會力量到底是什麼有了越發清晰的認識。過去我們認為社會力量就是老闆投資,現在我們意識到社會力量就是指政府之外的一切力量。我們與高校合作,辦研究中心。我們與旅遊(部門)合作,打造體育公園和特色小鎮;我們與醫療(部門)合作,成立體育康復醫療機構。這些都是社會力量,我們在把小體育辦成大體育。”
特色小鎮是浙江省重點改革項目,溫州則將“金山銀山”與體育緊密結合。威斯頓智體小鎮將市中心的公園打造成以“體育+兒童”為主題的商業體,小鎮內有球類、健身、極限、舞蹈等十幾項運動。其中的華奧舞蹈俱樂部同時也是市體育舞蹈隊,參加並舉辦了多次全國體育舞蹈大賽。溫州市輪滑運動協會依託全市十多家輪滑俱樂部,以“協會+公司+俱樂部”的形式舉辦賽事以及公益輪滑進校園等特色項目。
姚高員説:“一般理解體育就是消費,但溫州把體育變成有回報的投資。體育既可以是政府主導,也可以由社會擔當。體育是事業,不過我們也可以把體育做成産業。”溫州富有開拓性的思路將社會力量辦體育搞得越來越活,逐步跳出原有將體育僅僅作為一個新盈利點的思維,徹底將體育當作事業和産業來辦,給後來者探索出了一條新路。
遍地開花
依託雄厚的經濟實力,浙江省正在把溫州經驗向全省推廣。紹興東方山水旅遊度假村是一個以遊樂、休閒、教育為主的遊樂區,一期投入80億元。二期擴建時,東方山水立刻抓住體育改革的東風,投資120億元全力打造“體育+”新業態,大力發展龍舟、皮划艇、極限運動。該度假村甚至涉足體育民俗,將魯迅筆下的烏篷船帶入項目中,開發搖櫓技藝。隨著亞運會“杭州時間”的到來,該度假村已經明確以體育為龍頭帶動旅遊和教育發展的新目標。
諸暨海亮教育集團從1995年成立至今,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民辦中小學教育機構,目前中外師生超過6萬人。通過20多年的發展,該集團已經培養出清華北大和國內外知名高校畢業生。隨著集團的發展,他們也開始意識到體育是繼續良性發展的必由之路,先後與浙江省隊、紹興和諸暨體育部門聯合組建青訓基地,佈局包括籃球、射擊、擊劍等9個項目,探索高素質體育人才培養可複製的新方式。
體育在浙江已經是開發旅遊、教育、休閒的先導,高新産業也同樣看到了體育的商機。杭州樂刻體育將網際網路數據理念植入健身,突破傳統模式,開發“24小時”“月付制”小型健身房,三年時間已經與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百餘家一線企業達成長期合作,並承接管理運營政府興建的大眾健身房。目前已擁有320萬註冊用戶,整合和建設了500多家小型健身房,分佈在全國8個城市。
體育不一定要搭車其他行業,體育本身也有利可圖,這是越來越多人的共識。杭州的萊茵體育董事長高繼勝原本是房地産起家,2015年轉行體育,旗下有斯坦科維奇杯等優質國際賽事,同時與浙江省女足、冰球、冰壺,重慶市女足等隊伍都有合作。大面積撒網尋找盈利模式使得萊茵體育短短幾年時間裏投入近10億元,但高繼勝堅信,只要堅持下去,就一定可以找到從體育製造到體育第三産業的經營道路,實現其“藍天白雲下的美好生活”的願景。
而寧波國際賽車場和紹興柯橋的浙江國際賽車場都是私人老闆投資上億元打造的可以舉辦國際賽車賽事的場地,目前都在承接國內國際比賽。同樣,寧波北侖的萬年基業俱樂部依託自有的房地産資源,開發帆船等運動。這些企業既立足群眾普及,也兼顧賽事舉辦,老百姓既能通過培訓等方式體驗高端運動的魅力,同時企業也創出了名聲,為汽車和房地産事業助力。
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鄭瑤説:“社會力量辦體育與經濟轉型息息相關,僅靠體育本身是遠遠不夠的,社會力量是重要組成部分。體育部門要瘦身放權,社會組織要強身健體,體育産業才能培育壯大。社會力量辦體育的關鍵是管辦分離,社會能辦的放開讓社會辦,社會難辦的由體育部門來做。”
成果喜人
作為全國最富裕省份之一的浙江在社會力量辦體育方面有天然優勢。2017年浙江全省體育産業增加值達526億元,佔全省GDP的1.11%,遠超全國平均水準。去年全省購買體育服務類資金高達3000萬元,體育事業補貼送出820萬元。僅溫州一個市去年社會資金投入體育設施建設就達10億元,人才培養超2000萬元,舉辦體育賽事投入3000萬元。溫州的社會力量辦體育事業已經成為浙江省委2018年改革要點之一,全省對社會力量辦體育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在結束不久的雅加達亞運會上,浙江運動員奪得23塊金牌,居全國第二,其中溫州派出10名運動員就拿到10塊金牌,其中4人來自社會力量興辦的組織。2017年浙江全省舉辦1.3萬次賽事,社會力量承辦的佔60%。自2014年浙江設立省級體育産業引導扶持資金,原本資金庫為5000萬元一年,去年起提高至每年一個億。
作為試點城市的溫州更是推出一系列開拓性措施,推動社會力量辦體育的發展。他們實施了市民卡消費健身優惠15%的政策,與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共建了溫州網球學院,市衛計委支援溫州中西醫結合醫院與上海華山醫院聯合創辦運動醫學門診部,組織溫州青少年足球隊赴義大利學習等。
任重道遠
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浙江省雖然有很多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在社會力量辦體育改革方面仍舊遇到很多問題。
首要就是政府力量扶持的問題。政府開拓了體育發展的新路子,同時也給自己減負,但企業的負擔就加重了。如果僅僅是以市場為導向,什麼項目賺錢就開工什麼,那就無法體現社會力量辦體育的初衷,尤其是高端競技項目更加因為盈利手段缺乏而難以為繼。
比如凱易路馬術俱樂部在承接浙江省每年的全國比賽時,往往在暑期,錯失最佳的通過社會辦學獲利的時機。心橋體操俱樂部多年來培養了大批體操人才,但本省消化不了,而人才引進機制以及戶籍問題又嚴重制約了其人才輸送,使得優秀的苗子無法獲得繼續提高的機會。浙江和寧波賽車賽的負責人則明確表示,舉辦高端賽事完全是賠錢買賣,遠不如其給汽車廠商提供服務或給企業進行培訓賺錢。
換位思考一下,企業在幫助政府解決資金、培訓等問題時,政府也應該多為企業助力,減輕負擔。雖然溫州市政府在《關於開展社會力量辦體育試點工作的實施意見》裏也提出,“支援社會力量投資建設多樣化體育健身場館和運動休閒綜合體,落實體育場館用水用電價格優惠政策”,但實施起來涉及多個部門的協調,大部分企業都還沒有享受到這一政策的福利。
其次是對社會力量辦體育分類分級的問題。記者在採訪中看到,不同的企業發展到不同階段,辦體育的初衷和逐漸遇到的困難已經讓這一改革呈現出多層次的問題,有的企業剛剛起步,還在為盈利模式擔憂;有的則發展良久,開始為後續良性發展發愁。而且社會力量辦體育中的“體育”包含豐富,既有競技體育、群眾體育,也包括體育文化、體育醫療、體育産業等。每個行業面臨的問題不同,不同發展階段的問題也不一樣。
因此隨著改革的深化,對改革的細化區分也必不可少。哪些企業純粹是以體育為噱頭,以盈利為單純目的;哪些是真正以提升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水準為己任,多年無私投入無産出依然無怨無悔。哪些是用體育做免費廣告,哪些又是將體育融入自身業務中取得雙贏的,都需要慢慢細分。這裡無關對錯,任何一種形式的出現都是這個新興産業發展的需求,但細分的好處卻是可以保證社會力量辦體育這一改革措施的有序發展,保證政府的導向。
記者通過走訪,確實看到了浙江省在社會力量辦體育方面取得的可喜成績,呈現百花齊放的局面,同時也要清醒意識到這項事業的艱巨性,政府的主導和引領作用極其重要,同時需要全社會的支援和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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