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蘇家英

光明日報記者王冰雅尚傑

為溯秦源，西安人侯紅偉從關中“西進”隴原。

2004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家單位組成“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考古”項目組，沿著西漢水脈絡，探尋中華民族文明源流。那一年，侯紅偉大學畢業，進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也由此開啟了他人生的“尋秦”之旅。

一晃21年，異鄉成故鄉。山頂的風、深夜的月，盛夏的烈日、隆冬的積雪，以及這裡的土地，連同埋藏在地下的悠悠歷史，44歲的侯紅偉都了然於心。

禮縣大堡子山、清水李崖、禮縣四角坪……他的足跡遍佈甘肅隴東南的溝溝坎坎、邊邊角角。

功夫深處驚喜自來

侯紅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四角坪遺址考古隊領隊。要説他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多少有些機緣巧合。

“2000年夏天高考後，我正為選專業苦惱，恰好電視直播西安仙遊寺法王塔地宮的開啟過程。當看到隋代舍利子從鎏金銅棺、石函中現世時，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考古的魅力。更巧的是，那位在直播仲介紹情況的考古領隊，竟也畢業于我計劃填報的西北大學。當即決定，就選考古。”侯紅偉回憶道。

當時，侯紅偉是全班唯一主動選擇這個專業的學生。這看似偶然的起點，與他後來工作中不期而遇的偶然驚喜，卻有了一種必然的呼應。

2004年大學畢業後，侯紅偉投身考古工作，著迷于這份工作帶給他的驚喜：2006年，侯紅偉跟隨團隊發掘禮縣大堡子山祭祀樂器坑時，這個初判為殘墓的盜洞在下探幾釐米後竟發現了迄今最早、最為完整精美的秦國禮樂遺存——秦子镈鐘。那一刻的震撼，令侯紅偉迄今難忘。

一片瓦當，一方地磚，一套鐘镈……深掘一寸，便得一寸歡喜。侯紅偉將散落的秦文化“拼圖”悉心撿拾綴合，得以一窺那段塵封的歷史。

侯紅偉的“尋秦”之路，從此越走越遠。

家鄉陜西考古聲名顯赫，侯紅偉自幼便知道。然而，萬事萬物總有源頭，秦文化的源頭，就在甘肅。龐大的秦帝國是如何形成、興起的？揭露這些歷史謎題，正是甘肅秦文化考古的價值所在，也是侯紅偉癡迷的使命所繫。

20餘年間，侯紅偉踏遍天水、隴南的考古遺址。一個常思常新的叩問反覆出現在心底：歷史厚重，蹤跡又難辨，如何更好地尋脈秦址，並以考古實證串珠成鏈，揭開千年前的秦帝國面紗？

2015年擔任禮縣大堡子山遺址考古領隊，2019年擔任甘谷毛家坪遺址考古領隊，2021年擔任禮縣四角坪遺址考古領隊……侯紅偉負責的工作更加繁雜，身上的責任越來越重。

“從被動參與，轉變為主動擔當。”侯紅偉逐漸意識到，必須“跳”出對單個器物或單個遺跡發掘的關注，轉向對整個遺址發掘的系統規劃。從制定方案、調度人員，到與地方政府、合作單位打好交道，再到保障文物和人員安全等，都得統籌考量。

要實現這種轉變，需要以能力的提升為堅實依託，包括田野實踐的持續淬煉、理論知識的積澱更新。

有人説，田野是考古的生命力所在。山高路遠也好，天氣複雜也罷，田野考古發掘都必須“紮下去”。

2020年發掘四角坪遺址之初，侯紅偉和大家度過了一段艱難的“開荒”歲月：每年3月份，他們開始發掘，到年底結束，四時更疊皆在鎬鏟之下；每天，他們都很“難挨”，每日收工後，只能擠進鄰近山頭電視信號轉机站內的幾個房間，熱乎飯吃不上，上廁所不方便，手機也壓根沒有信號，天蒼蒼、野茫茫，唯有孤獨相伴。

也有人説，考古人有兩把“手鏟”，一把是田野考古發掘的必備工具，一把是分析檢測考古遺存“潛資訊”的科技手段。這些與時俱進的新技術、新手段，能讓隴地秦文化重煥光彩。

因此，侯紅偉始終沒有停下學習的腳步，吸納最新的考古技術，積累地質學、生物學、化學等各學科知識。用他的話説：“當極具偶然性的驚喜降臨，只有做足了準備，才能抓住。”

常有遺憾總是堅守

“秦文化的特質是踏實堅韌、注重實效，這是秦人最終成就統一大業的內在動因。”侯紅偉説，這種特質支撐秦人在西陲紮根、擴張，在商鞅變法時將務實精神推向極致，建立了高效的國家機器。

從事秦文化考古的侯紅偉們，也特別“務實”——以四角坪遺址發掘為例，每天清晨七八點，他們便在四格子山山頂布設探方、清理土層、辨別遺跡、記錄數據，全程俯身泥土，直至日暮收工。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這條“尋秦”之路，宛若秦人西遷隴右、西陲創業、崛起關隴、實現統一的創業歷程，並不容易。

尋秦路遠，歸家路長。

有一年，侯紅偉在考古工地堅守了270多天，風吹日曬讓他模樣大變。回到家，幼小的孩子怔怔地望著黝黑粗糙、鬍子拉碴的他，沒認出這是自己天天嘴裏念叨的爸爸。咫尺之間，父女二人，竟成了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們僵在原地，誰也沒敢上前。

對妻兒的虧欠感，始終縈繞在侯紅偉心頭，甚至孩子出生，他都不在妻子身邊……那些錯失的重要時刻，化作無法彌補的遺憾。

侯紅偉動搖過，尤其是錯失見父親最後一面之時。那是清水李崖遺址發掘最緊要的關頭，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考古”項目組組長趙化成幾次催促他回家，可他想著父親病情穩定，手裏的工作又千頭萬緒，於是一拖再拖……“最終，是妻子替我盡了最後的孝道。”

“母親只要在電視上看到我介紹考古成果，就會自豪地説，‘你選考古果然沒錯’，也會為在外奔波的我牽腸挂肚，反覆叮囑我保重身體、好好工作。”難回的家，成了侯紅偉心底最深的惦念。有時候他也會想，自己既未能承歡膝下，也不曾病榻侍奉，那麼作出的選擇，以及無盡的忙碌，究竟換來了什麼？

侯紅偉的迷茫和痛苦，是每一個考古人都曾面對的。又靠什麼挺下來？他説了四個字——職業堅守。如何理解職業堅守？或許，就是在迷茫、倦怠、孤獨、遺憾面前，依舊追求一絲不茍，依舊做到精益求精。

“工作是永遠幹不完的，但只要幹起來，還是希望能把它幹好。因為，我選擇了這份工作。”侯紅偉想，做出任何選擇，都會有遺憾，可人生不就是在一個又一個遺憾中度過的嗎？“有了遺憾，我們盡力去彌補，實在彌補不了，就把它永遠記在心裏好了。”經歷了許多，侯紅偉發現，自己還是那麼熱愛秦文化考古，一如深深影響他的老師趙化成。

“2010年到2011年，清水李崖遺址發掘期間，趙化成先生年事已高，更歷經數次癌症手術，身體狀況不好，但他依舊堅持在考古一線，和團隊成員同吃同住同發掘。”在侯紅偉的印象裏，趙化成老先生從不跟大家講什麼道理，只是默默躬身力行，但那份無聲的感召，牽引著整個團隊跋涉向前，每個人都不自覺地緊追他的腳步，做好工作。

前輩的精神，侯紅偉傳承了下來。“希望更年輕的後輩接續繼承這種精神。”

唸唸不忘必有迴響

禮縣四角坪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侯紅偉和團隊成員“守得雲開見月明”的“高光時刻”。

經過5年多系統性發掘，他們明確，四角坪遺址是一處秦代大型禮制性建築遺址，體現了宗廟建築、畤祭建築之外的又一種秦祭祀建築形式。

“遺址建築群整體呈典型的中心對稱格局，具有極強的禮儀性，規模之大、等級之高，實為罕見。我們推測，它很可能是為始皇帝西巡準備的祭祀場所。”侯紅偉説。

站在四角坪遺址上，侯紅偉是有成就感的，“這個遺址從規劃、調查、勘探、發掘，基本是在我的規劃下一點點完成的。”

也正如他始終相信的，“唸唸不忘，必有迴響”。多年間，他和團隊成員通過一鏟又一鏟發掘、一筆又一筆記錄、一次又一次深入思考，去尋求問題的答案，亦一點點接近歷史的真相。

“我經常一個人在四角坪遺址來回踱步。在這裡，我不僅真切地感受到建築格局的恢宏，還會産生許多疑惑，‘為什麼要削平山頭，修築這個祭祀建築’‘這個祭祀建築到底是為誰修築的’……很多問題，我需要自己去了解清楚，還要面對公眾進行合理的闡釋。”一路“尋秦”，侯紅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畢竟，考古工作不是尋寶探險，而是一項嚴謹的科學工作，有著揭示歷史原貌、填補歷史空白的作用。

四角坪遺址發現初期，僅被判定為秦漢時期的軍事瞭望及防衛遺址。若不是侯紅偉和團隊成員精耕細掘，該遺址的重要價值，或將永湮塵壤——它是國家祭祀變革與中國“大一統”歷史進程的物化載體，體現了中國古代統一國家形成初期的風格和氣魄，它的建築格局，深刻影響了漢代德陽廟、王莽九廟甚至後來天壇、地壇等的祭祀建築風貌。

侯紅偉直言，這是自己主持參與的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十大”殊榮（禮縣四角坪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給予了自己和團隊成員莫大的認可和鼓勵。

但他更清醒地認識到，“尋秦”路上，自己並非獨行；考古途中，總有新人加入。這無數同行，包括有奉獻畢生的老一輩學者，還有初入行業的青年工作者，終其一生可能都與“十大”無緣，“難道説，他們沒有成果嗎？”

他認為，考古人的畢生追求，不應簡化為取得某項業界榮譽，這本質上是一種目標的錯位。而應在工作細節上、認知上、學識上不斷突破，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然後更好地運用考古學，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些事，如秦國在歷史長河中留下諸多蛛絲馬跡般，以踏石留印的考古工作，為“考古中國”增添自己的一磚一瓦。

登上四角坪遺址所在的四格子山山頂，極目遠眺，四野盡收眼底；天空很低，仿佛觸手可及。侯紅偉站在山頂，思緒常被拉向很遠，遠到2000多年前的秦國；又很快將思緒拉回，視線移至腳下，他知道，自此出發，還有許多事要做：除了繼續埋頭于考古發掘和資料整理，還需強化考古成果的闡釋、傳播，促進考古成果社會共用，讓秦文化走進大眾視野。

尋秦20年，侯紅偉覺得，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只是開了個頭。“但萬事開頭難，下一個20年，或者下下一個20年，新的繼任者一定會站在我們的肩膀上，把甘肅秦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