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神祇紋鎏金銀盤甘肅省博物館藏

三足折疊鎏金銅盤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民族博物館藏

新疆出土的葡萄紋彩陶罐

西式神祇人物紋鎏金銀壺寧夏固原博物館藏

西方神祇人物連珠飾牌銀腰帶青海省博物館藏

黃河靖遠段王生暉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李永平

絲綢之路是一條溝通中外文明的道路，把黃河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連接在一起，構成世界歷史展開的主軸。絲路韆鞦在，大河萬古流。絲綢之路與黃河的相遇，不僅帶來了中華文明與多個文明的匯通，還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産，為我們勾勒出黃河文明孕育出的農耕文明與多元文化交匯的絲路文明的歷史軌跡。如今，它們在繁榮千年的絲綢之路上煥發出更加燦爛奪目的光彩。

罕見寶物探究出處

作為一種食器，盤子伴隨著人類的飲食文明，並被賦予特殊的文化含義。歐亞非地區的新石器陶器中都有盤子，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盤內繪銜仙草盤龍紋的大盤蜚聲海內外，古代埃及、西亞兩河流域、印度哈拉帕文化遺址中都出土有陶盤。文明之初，盤子就與黃河流域飲食文化相伴相隨。甲骨文寓意為：（般，即“搬”，運送）+（口，盛器），表示用來端送盛器的大盤子。西周青銅器中，以虢季子白盤和逨盤聲名卓著。

在甘肅省靖遠縣出土了一件西式神祇紋鎏金銀盤，它是發現于黃河渡口的國寶級文物，是絲綢之路考古發現的最為著名的金銀器之一，也是甘肅省博物館《絲綢之路文明展》上最受觀眾喜愛的重要文物之一。

1988年，西式神祇紋鎏金銀盤出土于甘肅省靖遠縣北灘鎮，直徑31釐米，銀合金質地，鎏金。盤內滿飾浮雕花紋，分三圈置列。外圈紋飾為相互鉤聯的葡萄卷草紋，其間裝飾有蜜蜂、小鳥等小動物；中間一圈浮雕為古希臘奧林匹斯十二主神的頭像，每個頭像左側各有一隻動物；盤中央高浮雕的豹、倚豹手執權杖的酒神是銀盤的主題花紋。這件銀盤一齣土，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著名學者、時任甘肅省博物館館長初世賓先生率先研究考證認為：銀盤的時代在4—5世紀，最晚不過6世紀，其産地大約不會超出義大利、希臘、土耳其，是東羅馬時期的銀盤。

北京大學教授、考古學家林梅村認為：銀盤上所刻的一行大夏文銘文，其意為“價值490斯塔特”和“價值490金幣”。認為這個銀盤應當是大夏銀器。世界著名的金銀器研究學者、中亞歷史學家馬爾沙克認為：銀盤的時代在西元1—2世紀，甚至更早。他認為盤底圈足內一行虛點鏨刻的銘文，當為銀盤曾經擁有者的名字。日本學者石渡美江認為：這個銀盤是2—3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亞洲或者北非地區製作，3—4世紀傳入巴克特裏亞並刻上所藏者的名字，4—5世紀從巴克特裏亞越過帕米爾高原又經天山南路傳入中國。

葡萄紋飾絲路流長

神祇紋鎏金銀盤的外圈襯底紋飾，是古代中西圖像藝術中常見的纏枝葡萄紋樣。在希臘神話中，酒神狄俄尼索斯首創了葡萄釀酒，並將葡萄的種植方法傳播到世界各地，人們尊稱他為酒神和歡樂之神。葡萄也因此有了“酒神崇拜”的色彩。靖遠出土的西式神祇紋鎏金銀盤上，中間的主神正是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羅馬神話中的巴克斯）。銀盤中圈內的十二位神祇，也正是希臘奧林匹斯十二主神：太陽神阿波羅、月神阿耳忒彌斯、天帝宙斯、智慧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德墨忒爾、戰神阿瑞斯、美神阿芙羅狄蒂、使者神赫爾墨斯、春神帕爾賽芙涅。

希臘—羅馬神話中，酒神也是植物神、葡萄種植業和釀酒的保護神。傳説，狄俄尼索斯懂得所有自然的秘密以及酒的歷史，乘坐著由野獸駕駛的四輪馬車到處遊蕩。他走到哪兒，樂聲、歌聲就跟到哪。西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東征，將希臘文化帶入了中亞，葡萄種植、葡萄釀酒技術以及酒神崇拜也一併進入中亞地區，技術和習俗也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傳入中國。到了西元4世紀，新疆的塔裏木盆地以及高昌地區都已經大面積種植葡萄。到隋唐時期，葡萄酒釀造技術也傳入了中原地區。

1987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靜縣察吾乎墓地出土了一件田園葡萄紋彩陶罐，這件田園葡萄紋彩陶罐的時代在春秋時期，自罐口而下以深紅色繪出3組不規則的網格紋，內填圈點，寓意阡陌縱橫的田園；居中一組枝葉捲曲的葡萄藤蔓紋，柔麗多姿，為這個看似平平無奇的陶罐添上一抹新穎俏皮的生活氣息。葡萄象徵豐收和希望，葡萄紋飾受到普遍喜愛。

唐代盛行的“海獸葡萄鏡”中的“海獸＋葡萄枝蔓”紋樣，與絲綢之路的暢通和中西交流的密切相關聯。

交往交流美美與共

張騫“鑿空”通西域，絲綢之路交流融合不斷向深度和廣度推進，歐亞非大陸的文化、西方式器物和圖像對黃河流域也産生著影響。在經貿和文化交流中，最為活躍的一條線路是：地中海沿岸—古代伊朗—中亞—天山南北—祁連山南北—黃河流域。

除了西式神祇紋鎏金銀盤之外，具有地中海風格、裝飾希臘羅馬神話人物故事的金銀器在黃河流域及其鄰近地區也有發現。計有：

鎏金銀壺：1983年出土于寧夏固原深溝村李賢夫婦合葬墓。現藏于固原博物館，是固原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壺體通高37.5釐米，重1.5公斤。高長身，卵形腹，細頸、鴨嘴形流，圓形底座，彎曲兩端成羊頭，頂端鑄1人頭，高鼻，戴圓形帽。壺身腹部有凸起的3組6人男女圖像。有研究者認為，其上的圖像內容為希臘神話中引發“特洛伊戰爭”的導火索“金蘋果”的故事。

嵌連珠包金飾牌人物銀腰帶：青海省博物館藏包金西方神祇人物連珠飾牌銀腰帶的時代在北朝到唐朝時期。9塊包金飾牌上裝飾了2位武士，2位希臘—羅馬神話人物。神話人物分別是勝利女神尼刻和太陽神阿波羅。

鎏金銅盤：青海出土。其上圖像是阿波羅和達芙妮在月桂樹下相見相會。

鎏金銀盤、鎏金銀壺、銀腰帶、鎏金銅盤等均為貴金屬製品，充分説明古代絲綢之路上地中海周邊地區與黃河流域文化文明交流的廣泛和深入，是古代東西方文化與黃河文化互融互通的具體體現。

驛道節點黃河關津

河西四郡設立，從長安往西，渡過黃河，沿著河西綠洲到敦煌，再往西，絲綢之路成為古代黃河流域與歐亞非大陸交通的陸上直達通道。

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發掘到一枚王莽時期的木簡，上面記錄了長安到張掖郡氐池（今張掖市）的20個置之間的里程。記述了從長安到張掖的這條漢代官道的大致走向：由長安向北，經右扶風郡的茂陵、伏置、好畤，沿涇水到北地郡的義渠，再經安定郡的月氏、烏氏、涇陽、平林到高平，再過隴山到武威郡的媼圍、揟次、小張掖，再經刪丹、日勒、鈞耆、屋蘭，最後到張掖郡氐池，總計20個置。依照今天的線路，則是陜西西安—咸陽—涇陽—淳化—彬縣—甘肅寧縣—涇川—平涼—寧夏固原—六盤山—甘肅靖遠—景泰—古浪—武威—張掖，沿河西綠洲西行，到達敦煌。這是一條東南—西北行的幹線，黃河以東的路線，學者稱之為“高平道”或“安定道”。自漢代開闢暢通以來，經歷北朝、隋唐和歷代王朝，一直到今天，都是關中地區通往河西走廊的主要交通幹道。出土銀盤的靖遠縣北灘鎮正處於從高平（今寧夏固原）經過黃河渡口到媼圍的關鍵路段上。

靖遠地處關中平原通往河西走廊的關鍵地段，也是河套地區南下河隴地帶，從而再通往四方的基地，是軍事行動和人群遷徙的駐屯和過渡地帶。

黃河流經靖遠時，水勢變得平緩，民間有“甘肅黃河富靖遠”之説。自古以來，靖遠一帶農業發達，人口密集。漢唐時期，靖遠及其附近黃河兩岸，先後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渡口，鹯陰口古渡、烏蘭古渡、索橋渡古渡等。

漢簡和《漢書》記載，河西竇融政權配合東漢王室進攻割據天水的隗囂，就是從媼圍（位於今甘肅景泰縣）渡河到達屬高平縣的靖遠一帶，再向天水進發的。東漢設立鹯陰縣（鹯陰古城位於白銀市平川區水泉鎮）。魏晉南北朝時期，控制了鹯陰，進可至平涼、天水，退可因河自守，這一帶成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帶，出土于靖遠、陜西歷史博物館藏“歸義羌侯金印”是這個歷史進程的重要見證物，彌足珍貴。靖遠一帶，也是黃河流域石窟寺分佈的集中之地，五佛沿寺石窟位於景泰縣五佛鄉，石窟中有五尊大佛，又名五佛寺。靖遠法泉寺石窟，四週環山，溝內有泉水流出。開鑿于北魏時期，宋崇寧及明景泰、嘉靖年間不斷擴建，逐漸形成洞窟連片，造像豐富，樓閣林立，古木參天的佳景。這兩處石窟寺地處黃河流域石窟寺群與河西石窟寺群的連接處，承擔著佛教藝術承西啟東、南達北通的作用，在佛教藝術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功不可沒。

20世紀70年代以來，靖遠縣雙龍鎮北城村北城灘古墓群先後出土了五方隋唐墓誌，都記載了烏蘭城和烏蘭縣，為研究中古時期的烏蘭建制提供了寶貴的文物資料。北周始置的烏蘭關、烏蘭縣城設在今靖遠縣雙龍鎮北城村的北城灘古城，位於黃河東岸；到隋代開皇十九年（西元599年），烏蘭縣被撤併入鳴沙縣，而烏蘭關仍然存在；唐武德九年（西元626年）恢復了烏蘭縣的建制；到武周天授二年（西元691年），烏蘭縣城因南瀕黃河，不斷受到河水沖刷，城內沙石不斷，人們不堪久居，遂搬遷到東北7里處的平川地區，而烏蘭關仍在原地，扼守黃河烏蘭津；唐蕃對峙時期，在烏蘭關及其南岸建造了一座烏蘭橋。從北城灘出土的多方隋唐墓誌可知，敦煌氾氏從河西西部向東遷徙，經由河西走廊、絲路北道皋蘭路，渡越黃河烏蘭津後，在烏蘭縣落腳定居，生息繁衍，遂成為會州烏蘭縣人，卒後葬于北城灘。北城灘唐代墓葬出土的胡人俑、彩繪駱駝俑、駝夫畫像磚，以及今靖遠縣北灘鎮出土的鎏金銀盤，就是從西方沿著絲綢之路流傳到這裡的。這些文化遺物表明，絲路北道是當時溝通東西方之間的重要路線，而位於北城灘的烏蘭關、烏蘭縣是絲路北道與黃河交叉的關鍵節點。

唐代詩人王之渙的《涼州詞》中這樣寫道：“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詩中的意境似乎是邊塞的荒涼景象，反映了行旅在絲路跋涉的艱辛，但同時也傳達了黃河與絲綢之路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密切淵源。

（作者單位：甘肅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