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員合照。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透光白瓷。

花口碗。

瓜棱罐。

碗澀圈疊燒。

考古工作隊在工作。（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寧夏日報報業集團全媒體見習記者牛寶林彌楠攝）

初春，寒意尚未散盡，賀蘭山巍峨挺立。在這片雄渾的山脈之中，蘇峪口瓷窯址——這座沉寂近千年的古窯，在考古人員的努力下，緩緩揭開神秘的面紗。

這片約4萬平方米的遺址上，3組瓷窯作坊重見天日，出土的精細白瓷，不僅將我國瓷胎“二元配方”技術的應用時間從元代提前至兩宋時期，改寫了中國陶瓷技術的歷史，更成為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有力見證。

蘇峪口瓷窯址于2017年在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調查中首次被發現。2021年至2024年，為了解西北地區精細白瓷生産的窯業面貌，探尋西夏陵與西夏寺院出土精細白瓷的産地等學術謎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復旦大學，對編號為Y1-Y6的6座窯爐展開正式發掘，發掘面積2400平方米。此次發掘成果豐碩，完整揭露出包含六座窯爐的作坊遺跡。相關成果作為國家文物局2023年第一季度“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發佈，併入選2022年“全國六大考古新發現”。

1蘇峪口瓷窯選址深山的秘密

蘇峪口瓷窯遺址隱匿于賀蘭山蘇峪口山口內10公里的半山坡上，佔地約4萬平方米。即便如今有水泥路面通達，前往此處仍需在崎嶇山路上跋涉。那麼，西夏窯工為何選擇在此建窯？它是否因隱蔽性強而成為保障宮廷用瓷供應的關鍵據點？從交通運輸角度看，這裡的瓷器又是如何運送出去、運往何方？

自2017年考古人員踏入蘇峪口瓷窯址，這些疑問便縈繞心頭。2021年至2024年，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謎底逐漸揭曉。

“我們在周邊發現了水源，還有豐富的無精煤礦。在瓷窯址正前方的山體斷面處，找到了瓷土礦和石英含量近百分之六七十、接近現代標準的石英礦。”今年2月22日，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柴平平站在窯址前，指著四週山峰介紹道。水源、燃料和原料一應俱全，為窯廠生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蘇峪口瓷窯址標本室，發掘清理出的細白瓷器整齊排列。瓷器類型豐富，以高石英瓷器為主，有碗、盤、碟、盞、罐、瓶、壺、盆等。此外，還發現了瓷質建築構件、動物瓷塑及佛像等，但數量較少，這或許反映了當時世俗生活對某些器物的偏好。部分出土的高足碗中間有小孔，專家推測可能是插器。這些瓷器器型小巧規整，胎白釉薄，潤澤剔透。“以往所知的西夏瓷器多出自靈武窯，屬粗瓷，風格粗獷，而此次發現的細白瓷完全顛覆了這一認知，改變了我們對西夏白瓷以及西北地區瓷器的固有看法。”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鄭建明表示。

“從歷史角度看，大型瓷窯選址通常是多種因素綜合考量的結果。蘇峪口瓷窯址的選址，既依賴自然資源，也可能考慮了政治、軍事、交通等人文因素，這是個極具研究價值的課題。”鄭建明自2021年起與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對蘇峪口瓷窯址進行考古發掘。他認為，從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的建築構件、瓷瓦及眾多瓷器來看，其等級頗高。結合地理位置分析，該窯址位於賀蘭山，交通不便，卻緊鄰西夏陵和眾多離宮別苑，推測其可能是為西夏宮廷燒造瓷器的窯口。相比位於黃河邊上、交通便利且面向低端市場的靈武窯，蘇峪口瓷窯專為宮廷服務，可不計成本，這也解釋了為何會選址於此。

“在窯址區同時發現瓷土礦、石英礦、石灰礦、煤礦與水源等資源，這在我國陶瓷考古史上尚屬首次，也是國內首次發現如此完整的窯業資源組合，這也成為一個新的組合，被稱作‘賀蘭窯’。”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朱存世表示，蘇峪口瓷窯址首次揭示出宋元時期單個完整窯場的規模、構成及工藝流程，對於全國同一時期窯場的重建具有重要示範意義。蘇峪口瓷窯址是西夏燒造白瓷的重要窯場，也是目前國內發現最早的西夏瓷窯址，考古發掘意義重大。

2“二元配方”改寫中國陶瓷史

賀蘭山上，饅頭狀的窯爐幾乎完整保存，黢黑的火膛、散落的匣缽，以及不遠處有序排列的瓷土坑、釉料缸、石英砂坑、草木灰坑，仿佛在訴説著昔日的繁榮。首次發現的石英加工作坊、晾曬烘乾作坊、石英煅燒的窯爐，讓考古人員驚嘆不已，這座構建完整的制瓷工藝流程，展現了保存最好、結構最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

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瓷器的石英含量及性能參數已接近甚至達到現代“高石英瓷”技術標準，是我國發現的最早“高石英瓷”。在最近一次發掘中，考古人員清理出煅燒石英的窯爐，實驗證明，燒制過的石英更易粉碎。朱存世表示，當地瓷土三氧化二鋁含量較高，工匠創造性地在瓷土中添加石英，提升二氧化硅比例，降低三氧化二鋁比例，才燒制出與湖田窯極為相似的産品。

通過對出土瓷器的科學檢測與分析，考古人員發現這裡的瓷器採用了“二元配方”技術，且其石英含量及性能參數接近或達到現代“高石英瓷”標準，這意味著我國瓷胎“二元配方”技術的應用時間從元代提前至西夏。

“二元配方”技術的應用，給西夏瓷器品質帶來了革命性變化。瓷器質地更堅硬，能承受更高燒制溫度，減少了變形和開裂風險。瓷器透明度和光澤度大幅提升，釉色附著性更好，燒制出的瓷器表面更加潤澤、晶瑩剔透。這些高品質瓷器，不僅滿足了西夏宮廷和貴族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西夏陶瓷業的發展，使其在當時的瓷器市場中佔據一席之地。

“我們觀察到，用煤作為燃料燒制瓷器的技術在金代才開始推廣，而蘇峪口瓷窯址在北宋時期就已採用，應該是受到了北方當時最先進的河北定窯和磁州窯的影響。”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表示，蘇峪口瓷窯址的窯業技術，是南北制瓷技術融合的典範。北方常見的“饅頭窯”結構簡單、建造方便、熱效率較高，煤炭作為燃料燃燒産生的高溫穩定且持久，為瓷器燒制提供了可靠能源保障。大規模使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有效防止瓷器在燒制過程中受到污染，提高了瓷器品質和成品率。

3“橫空出世”和“官窯身份”

蘇峪口瓷窯址沒有前期發展起源和衰落過程，為何“橫空出世”？在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方，為何會突然出現這座窯址？從出土的各種精細白瓷産品中，能否揭開蘇峪口瓷窯址官窯身份的神秘面紗？

這種南北技術的融合，反映了西夏與周邊地區頻繁的文化交流和技術傳播。西夏雖地處西北，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中原地區、南方地區保持著密切聯繫。南方的制瓷工匠可能通過某種途徑來到西夏，帶來先進的制瓷技術和工藝，與當地制瓷傳統相結合，形成了蘇峪口瓷窯址獨特的窯業技術。

在蘇峪口瓷窯址考古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能感受到作坊佈局合理、工藝精細，每一個環節都展現出極高水準。在標本室，一件蓋子上刻有西夏文字的匣缽吸引了眾人目光。經查閱，這個西夏文字為“白”。“這可能跟西夏的國號叫‘大白高國’有關，同時根據史書記載，西夏人崇尚白色，或許這跟他們喜愛景德鎮細白瓷有很大關係。”故宮博物院考古部研究員項坤鵬表示，隨後興起的靈武窯，則明顯受到遼、金等北方政權的影響，生産的瓷器風格更富有草原風格。

專家還發現一件底部刻有“官”字的瓷器。“有的有‘官’字，有的沒有‘官’字，這是否説明這個窯址是官民兩用的呢？”項坤鵬表示，此外，此次出土的瓷制板瓦，四週是素胎，中間施白釉的這種燒造方式很有特點，同時這種板瓦在西夏陵北端建築遺址也有出土。通過這些細節，可以大膽猜測這座瓷窯的官窯身份。

“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的瓷器與景德鎮湖田窯生産的輕薄胎、精細的青白瓷極為相似，屬於南方白瓷，與北宋時期深受文人士大夫階層喜愛的定窯素面瓷器異曲同工。”秦大樹認為，從這些細節也可推測，當時西夏官窯與北宋官方聯繫緊密，甚至有可能是湖田窯的工匠直接參與製作。

在西夏建國30年左右的時間，為何突然出現這座官窯性質的古窯？促使其燒制瓷器的契機是什麼？從窯爐和燒制工藝有北方傳統工藝的影子，從器物造型和釉料花色又存在南方景德鎮湖田窯的風格，用釉料密封匣缽口的工藝，到底是來自景德鎮湖田窯，還是通過中間北方定窯或者河南周邊區域呢？此外，到底是窯工的遷徙帶來了技術，還是單純的器型模倣？這些窯工是主動遷徙，還是被動遷徙而來的呢？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劉輝提出諸多疑問。他表示，蘇峪口瓷窯址的重大發現為我們呈現了西夏瓷獨具特點又非常重要的面貌，對中國制瓷史的震撼是毋庸置疑的，但這些疑問也值得我們深度思考並繼續探索。

4瓷器上的文化交融

蘇峪口瓷窯址為研究西夏與兩宋時期各政權間的文化交往融合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鄭建明指出，西夏地處西北，與周邊宋、遼、金等政權交往頻繁。在瓷器製作工藝上，能明顯看到不同文化的交融痕跡。

“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的瓷器和景德鎮湖田窯的産品類型很接近，尤其是高足碗和盞等，在器型、大小等方面非常相似。但從它的胎、窯型結構等方面看還是有很多特殊性。”景德鎮陶瓷大學教師魏強兵表示，這充分體現了技術交流和技術本土化的特性，也就是説西夏時期制瓷技術在和南方交流的時候，根據當地釉料和瓷料的特點進行了本土化的技術改進。

“蘇峪口瓷窯址的瓷器，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見證了這一偉大的歷史進程，為我們研究中華民族融合發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物證據。蘇峪口瓷窯址的考古發掘成果是民族融合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在瓷業生産上的表現，反映出不同政治區域內的文化交流的趨向統一。”朱存世表示，蘇峪口瓷窯址的考古成果以全新的材料助推了陶瓷考古的發展，並從瓷業生産的角度闡釋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創新性，實證了兩宋時期民族融合、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進程，對於研究這一時段的歷史和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