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文明》丨古羅馬地圖中的絲綢之路

西元1世紀開始，羅馬人通過南征北戰建立起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遼闊帝國。為了有效治理國家，羅馬人在波斯帝國和希臘帝國的基礎上，將羅馬大道從大西洋沿岸的不列顛行省修到地中海東岸的敘利亞行省和兩河地區，並沿途設置驛站，構築起了由首都羅馬為中心、由29條大型公路為主幹、連接帝國113個行省的372條大道，推動了陸上絲路西段的發展。與此同時，在希臘人和迦太基人的基礎上，羅馬人進一步開拓遠洋航線，在印度洋沿線建立補給點，開闢自地中海、經紅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到東南亞和中國漢朝的海上絲綢之路，東西方之間的海上香料和絲綢貿易日益繁榮。

在古希臘世界地圖的基礎上，注重實踐的羅馬人融合善於思辨的希臘人的地理和地圖遺産，繪製陸海絲路地圖—— “行程圖”和 “周航圖”。“行程錄”（拉丁語Itinerarium）和“周航錄”（古希臘語περίπλους，拉丁語Periplus）分別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陸上交通驛站和海上航線地理圖籍，前者主要記述陸上城鎮、驛站與交通里程，後者主要記述海上港口、補給點、導航點、航線里程與沿線商貿物産和風土人情。以3世紀《安東尼行程錄》、4世紀《羅馬帝國驛路圖》和1世紀《厄利垂亞海周航錄》、2世紀《黑海周航錄》為代表的兩部“行程錄”和兩部“週游錄”分別是羅馬帝國時期最重要的陸上和海上交通地理圖籍，也即羅馬帝國時期的陸上和海上絲路地理圖籍。

一 羅馬帝國的絲路情結與航路開闢

從海陸交通格局來看，羅馬帝國在幼發拉底河一帶和安息帝國相互對峙，陸上絲路受制於安息帝國。為了壟斷絲路貿易，安息阻止漢與羅馬建立直接關係和經濟聯繫。《後漢書·西域傳》對此記載道：“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

西元97年，漢朝使臣甘英出使大秦，甘英使團先經沙漠綠洲絲路往西域行進，經龜茲（今新疆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再經大宛（今烏茲別克費爾幹納盆地）、大月氏（今烏茲別克河中地區）至安息（即今伊朗波斯帕提亞王國）都城和櫝城（今伊朗北部庫米思Qumis，《漢書》作番兜，希臘語作Hekatompylos，意為百門之城），後經阿蠻、斯賓、于羅等地，抵達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灣）沿岸，安息船夫卻用危言阻止甘英一行。《後漢書·西域傳·安息傳》記載道：“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今波斯灣）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事實上，從波斯灣水陸兩路都能方便到羅馬帝國東部敘利亞行省，然後再到羅馬都城，但甘英聽信安息人的危言未能完成出使大秦的使命。安息人所謂“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指的應該就是古希臘神話中人首鳥身、以天籟歌聲魅惑水手觸礁沉默的海妖塞壬。

根據2世紀托勒密《地理志》引用馬林努斯（Marinus）《地理學概論》記載，一名叫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的蒙奇兜訥（即馬其頓商人）先從幼發拉底河到中亞石塔（Lithinos Prygos），又從石塔到賽裏斯國（Seres）的賽拉（Sera）城（東漢首都洛陽），記述了石塔至賽拉城陸上絲綢之路——“塞拉之路”。”這與《後漢書》所載蒙奇兜勒使臣于西元100年11月到洛陽並受到東漢政府接待和賜予‘金印紫綬’的時間和史實相一致。

為了繞開安息阻隔，羅馬人積極開闢海路。西元1世紀中期，羅馬人掌握了印度洋季風航行知識，從地中海出發經紅海、波斯灣到印度的印度洋航線日漸繁榮。《後漢書·西域傳》記載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托勒密《地理志》中記載了從漢都洛陽到交趾郡（今越南）海港喀底格拉，再從喀底格拉航行到印度洋的絲路貿易路線。西元166年，羅馬皇帝安東尼（即《漢書》中的安敦王）派出的使臣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經由越南最終到達東漢都城洛陽，向漢桓帝進獻象牙、犀角、玳瑁，開啟了漢朝與羅馬東西方兩大帝國官方直接交往的新紀元。

二 西元1世紀《厄利垂亞海周航錄》所見海上絲路

《厄利垂亞海周航錄》（古希臘語Περίπλους τῆς Ἐρυθρᾶς Θαλάσσης，拉丁語Periplus Maris Erythraei，Periplus of Erythraean Sea）是一部用通用希臘語寫作的羅馬帝國初期的航海貿易手冊和圖集，主要描述從埃及出發經紅海、阿拉伯海到達印度航線沿途的港口、導航點、航線、航程、沿途的商貿活動以及沿途各地物産和風土人情。古希臘語中Ἐρυθρᾶς Θαλάσσης意為“紅海”，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範圍包括從紅海亞丁灣、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今非洲東北部）、繁榮阿拉伯（Arabia Felix，今阿拉伯半島西南和南部）到今天的紅海、波斯灣和印度洋地區。

圖1 1597年奧特柳斯《寰宇大觀》之《厄利垂亞海即紅海周航圖》

《厄利垂亞海周航錄》成書時間為西元1世紀中期(大約西元40～70年)，由羅馬帝國治下埃及的希臘商人依據親歷見聞所著。該書記述了從紅海、阿拉伯半島、阿拉伯海、地中海世界與印度、中國之間的海上商貿網路，堪稱羅馬帝國時期的印度洋航海貿易百科全書。

圖2《厄利垂亞海周航錄》地名、物産和路線復原圖

流傳至今的《厄利垂亞海周航錄》中沒有地圖，比利時文藝復興時期地圖學家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1579年拉丁文版《寰宇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收錄有根據文獻編繪的《厄利垂亞海即紅海周航圖》（ERYTHRAEI SIVE RVBRI MARIS PERIPLVS）一幅。該圖描繪從紅海經繁榮阿拉伯、非洲角、亞丁灣至波斯灣到印度次大陸東西兩岸間的航線、重要港口、島嶼，最右邊中亞和中南半島地區用大段文字注記敘述奧特柳斯認為是羅馬帝國1世紀將領阿裏安（Arrianus）撰著《厄利垂亞海周航錄》的觀點。圖中用不同顏色區分紅海沿岸、阿拉伯半島、波斯灣和印度次大陸海岸線和港口。

《厄利垂亞海周航錄》等羅馬文獻記述的羅馬通往印度的路線主要有三條：一是從安條克到帕爾米拉，沿陸路或河流航線穿過兩河流域，進入波斯灣後沿海岸線到印度，安息即帕提亞和羅馬爭奪兩河流域與波斯灣的控制權，時戰時和，影響商路的安全與穩定。二是從東地中海沿岸到佩特拉，南下阿拉伯半島南部，再經印度洋前往印度等地，阿拉伯半島是陸路的樞紐地段和東方香料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該路線由多方勢力割據控制，沿途關卡林立，常因局勢變動受阻。三是從尼羅河經沙漠到達埃及港口，出紅海、過印度洋直達印度，以海路為主的埃及—紅海—印度洋—印度的商路，進入海路之前的陸上商路與航線上的重要港口都處於羅馬帝國的掌控之下，全程較為安全，成為羅馬帝國與東方貿易的主要路線。《厄利垂亞周航錄》還記載了秦尼城即漢都洛陽城絲織品陸路運至印度西部港口，再經海運至羅馬絲路貿易。

從西元1世紀開始，漢和羅馬兩大帝國在印度洋相遇，雙方分段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在印度洋實現了對接。《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漢朝海上絲路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合浦（今廣西合浦）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斯里蘭卡。恰好與《厄利垂亞海周航錄》中所繪注的海上絲綢之路相銜接，共同構成了東西方之間完整的海上絲路。

海上絲路全線貫通後，羅馬人通過遠洋貿易獲取的中國絲綢在羅馬城價格昂貴，導致羅馬帝國黃金外流，羅馬元老院曾因下令禁止貴族婦女穿著輕薄如紗的絲綢衣物，但從古羅馬龐貝古城壁畫中花神芙洛拉（Flora）和酒神巴庫斯侍女邁娜德（Maenad）的絲綢服飾來看，絲綢衣物是古羅馬貴族渴求追慕的風尚。西元1至2世紀，羅馬、安息、貴霜和漢朝等四大帝國通過絲綢之路建立起直接聯繫，推動海陸絲綢之路走向繁榮。

圖3 義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藏1世紀龐貝古城壁畫身穿絲綢衣物的花神佛洛拉

圖4 義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館藏1世紀龐貝古城壁畫身穿絲綢的酒神侍女邁娜德

三 5世紀“羅馬帝國驛路圖”中的海陸絲路

羅馬帝國疆域遼闊，測繪水陸交通並撰繪行程圖錄是治理帝國的重要手段和依據。從西元前1世紀的凱撒主政時期，羅馬人就試圖繪製帝國全境交通圖。凱撒養子屋大維繼位成為奧古斯都（西元前27-西元14年在位）後，指派自己的女婿羅馬將軍、地理學家阿格裏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負責繪製帝國交通驛站圖，測繪完成後又經過不斷完善在西元5世紀時定型，成為羅馬帝國官方驛路範本。現存古羅馬時期的行程錄和行程圖主要有《安東尼行程錄》（Antonine itinerary）《波爾多行程錄》（Bordeaux itinerary）以及《波廷加地圖》（Tabula Peutingeriana）。

古羅馬的行程錄的編繪收受到了希臘裔帕提亞人查拉克斯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Charax）《帕提亞驛程志》（古希臘語Ἰσίδωρος ὁ Χαρακηνός，Stathmoi Parthikoi）的影響。伊西多爾是奧古斯都同時代人，其家鄉在安息帝國時期兩河下游波斯灣沿岸的沙哈克斯城。伊西多爾西元前26年之後編著了古希臘語的《帕提亞驛程志》，該書記載了安息帝國從地中海東岸主要城市安條克城直到印度之間的陸上交通驛站，是研究當時安息帝國國內交通和早期絲路的重要文獻。西元元年前後《帕提亞驛程志》傳入奧古斯都治下的羅馬帝國，成為羅馬帝國的東方學啟蒙資料和安息地理情報，並影響了羅馬行程錄的編繪。

維也納的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幅羅馬帝國驛路圖——《波廷加地圖》，該圖全長675釐米，寬34釐米，繪製于多張拼接而成羊皮長卷上，是現在所知唯一傳世的羅馬帝國交通驛路圖。現存之圖中，西元328年建成的君士坦丁堡城、402年起西羅馬帝國都城的拉文納（Ravenna）都得到了突出表現，而西元5世紀中葉被毀的萊茵河西岸的下日耳曼（Germania Inferior）諸城在圖上依然存在，表明該圖的表現年代為西元5世紀初期。13世紀，一個基督教僧侶在德國考爾馬爾（Colmar）根據5世紀傳本製作了現存的羊皮卷圖。14世紀維也納學者凱爾特斯（Conrad Celtes，1459-1508）在德國沃爾姆斯（Worms）的一家圖書館中發現了此圖，並於1507年將其交給德國人文主義學者和古董學家波廷加（Conrad Peutinger，1465-1547）出版，此後該圖長期被波廷加家族收藏，所以被命名為“波廷加地圖”。

1598年，該圖由地圖出版商莫萊圖斯（Johannes Moretus）和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在安特衛普出版，而原圖仍由波廷加家族收藏。1714年，波廷加家族重現發現並出售了該圖，幾經週轉最終於1753年被奧地利歐仁王子收購併入藏奧地利維也納哈布斯堡王室霍夫堡宮廷圖書館，並一直保存至今。入藏霍夫堡宮廷圖書館後，該圖被多次複製出版，1887年德國學者米勒（Konrad Miller）對該圖缺失的最西段進行了重建，使得今人能夠了解該圖的全貌。2007年，見證了兩千多年前羅馬帝國交通狀況和歐洲地圖發展史的《波廷加地圖》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成就了一段穿越時空的傳奇。

《波廷加地圖》的大致方位為上北下南，左西右東，涵蓋歐洲大部、亞洲西中南部、非洲北部地區，西起大西洋和不列顛群島，東至中國東部的太平洋，南至北非和印度洋，北到斯基泰人居住的歐亞草原，用拉丁語繪注三大洲重要山脈、河流、湖泊、森林、海洋、島嶼以及555個城鎮和3500多個地名，以紅色線條突出描繪主要交通道路里程。圖中所繪海洋西起大西洋、東至印度洋、太平洋，環繞整個大陸，表明海洋是構成羅馬人所知世界的重要部分，也是連接不同大陸的重要通道，以地中海、黑海為中心的現實海洋世界和海上航線在地圖中得到了清晰表現，沿途重要的港口城市、島嶼也以形象符號描繪，塔普拉班島（Taprobana，即今斯里蘭卡）被誇大表明其在海上絲路上的重要性。

圖5 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波廷加地圖》中的地中海和亞平寧半島航線

圖6《波廷加地圖》中地中海和黑海間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航道

圖7 《波廷加地圖》中紅海、波斯灣至印度和中國印度洋航線

值得注意的是，受制于卷軸圖式與地理知識等因素，圖中海岸線輪廓扭曲變形較為嚴重，對於東南亞尤其是中國東部海岸線的表現多出於傳聞和想像。圖上的中國部分只標注“Sera Maior”即“大塞拉”，卻並未繪注其他有效地理資訊，表明當時羅馬人實際地理知識邊界只到印度洋沿線的東南亞地區。

《波廷加地圖》將事實上並不屬於羅馬帝國、而是屬於安息帝國和貴霜帝國的西亞大部、中亞大部和南亞北部地區繪入圖中，標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以來的行省、城市歷史地名，繪注希臘化時代以來的東方驛站名稱和商路驛道，反映了奧古斯都以來的羅馬皇帝繼承古希臘亞歷山大大帝以來的世界觀念和知識遺産，將古羅馬時代的西方地理和古希臘時代的東方歷史地理融為一圖的政治取向，使該圖呈現出時空交錯的場景。

結語

古希臘羅馬時期，歐洲人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遼闊帝國，在波斯帝國的基礎上完善了陸上官方道路驛站體系，並開闢了以地中海為中心，從大西洋經紅海、波斯灣至印度洋的航線，打通了陸海絲路西段，與中國從東方開闢的絲路東段實現了對接，並在疆域開拓、海洋探險和商貿實踐中撰繪了大量陸海絲路圖籍。

古希臘地圖多以世界地圖的形式來展示三大洲輪廓和東西方交通大勢，多是學者個人編繪，對於具體路線的表現不夠清晰。而古羅馬帝國行程圖和周航圖多是出於疆域政區治理、道路測繪、行軍打仗和經商貿易，多由國家組織編繪，體現了羅馬人長于實踐、工程和實用的民族性。總體來看，古羅帝帝國時期編繪的絲路圖籍見證了古羅馬人探索東方、開闢航路、開張遠洋貿易的壯舉，是研究古典時期絲綢之路西段歷史地理的第一手資料，有助於實現以圖明史、以圖證史、以圖補史，推動海陸絲綢之路景觀的再現，是重要的絲路文化遺産。（來源：《絲路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