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 規則設計可向TPP借鑒經驗

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從經濟全球化問題切入，提出全球經濟治理滯後，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同時，隨著新的産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日益形成，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規則卻未能跟上新形勢，機制封閉化、規則碎片化十分突出。

了解和參與世界經貿規則變化調整能夠更好地適應全球化進程，這對於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融入世界市場並引領世界經濟發展尤為重要。

國際經貿規則演進歷程

全球經濟治理頗有影響的國際貿易慣例可追溯到19世紀中葉，國際法協會于1928年在波蘭華沙制定了CIF買賣合同的統一規則，共22條稱為《1928年華沙規則》。此後，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和1929~1933年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國際社會認識到各國之間存在經濟、貿易關係上的矛盾，並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與開發銀行和國際貿易組織作為調節世界經濟貿易關係的三大支柱。

1946年，美國草擬《國際貿易組織憲章草案》提請聯合國理事會通過，形成《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的雛形，將貿易談判和關稅減讓的條款具體化， GATT主要處理和解決貨物貿易的糾紛和爭端。90年代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全球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需要更廣闊平臺，貿易的方式和內容範圍也更加廣泛，對國際經貿規則起主導作用的是1994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了GATT，擁有160個成員，貿易總額達到全球的97%。在GATT基礎上，WTO除了貨物貿易，還涉及服務貿易、智慧財産權、投資措施等領域，在全球貿易推動中起著核心作用。尤其是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對外貿系統改革的推動作用很大，使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然而多哈貿易規則談判的失敗，使得進入21世紀後WTO的影響力受到一定限制。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現有經貿規則跟不上世界經濟的發展，其必然結果是更高級規則的建立。美國奧巴馬政府試圖在WTO之外，推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等超越WTO規範的全面性經貿自由化網路。“TPP”是標誌性貿易規則協定，協定的30個章節已經披露，除了關稅、投資、智慧財産權等領域之外，TPP還涵蓋技術貿易壁壘、綠色增長、勞工保護、食品安全、競爭政策和政府採購等多個領域。

從GATT以來到WTO成立，消減關稅壁壘已經做得非常到位，但是綠色貿易壁壘、新型技術貿易壁壘等形式的壁壘越來越複雜，因此針對環境、勞工待遇公平貿易以及智慧財産權、原産地規則等提高了難度，這些規則本身也對中國未來的改革起到了推動作用。

雖然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上臺後稱TPP將停滯，美國政府將只關注美國利益、保護美國就業，但是由於多哈談判擱置，以WTO為代表的全球貿易談判未能跟上全球價值鏈發展對新規則要求的趨勢，為填補國際電子商務、網際網路交易、新型服務貿易等的空白，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地區自由貿易協定數量大增，尤其是亞太地區産生近100個新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3月14日表示中國在考慮接手TPP。當前世界經貿規則動態變化的需求和走勢必須引起中國的重視和積極應對，參與國際規則的調整和機制設計。

“一帶一路”的挑戰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所建設的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信貸資金，通過組建多邊國際金融機構，關注發展中國家在國家治理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貿易、投資和金融需求，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擴大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

然而，目前“一帶一路”倡議在操作層面存在不少困難，我們的規則機制設計還不夠全面，需要進一步完善，這可以從發達國家國際規則設計中得到一些借鑒經驗。比如，在跨境貿易和服務方面，TPP條款第10條規定各締約方允許跨境服務相關資金免費轉賬，而我們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很多投資存在著當地掙錢卻寄不回來的情況，如中亞的土庫曼實行限額管理，需要在規則層面加強規範設計;再比如，在環境方面，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鼓勵綠色投資，盡力避免工業化國家所必然經歷的嚴重環境污染問題，從1952年英國倫敦的霧霾事件致4700人死亡，到日本1955年工業氣體污染1246人喪生，再到印度新德里2014年PM10已經達到每立方米400的高濃度，和中國北京2015一年中有179天處在霧霾中，已經成為工業化國家亟待解決的問題，並且具有極大的負外部性，需要制定明確的規則加以規範，如TPP條款第20條中規定的打擊非法貿易，禁止某些漁業補貼，保護環境的相關法律法規。

此外，在透明度與反腐方面，由於“一帶一路”沿線有些低收入國家政府更疊頻繁，我們到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又需要較長的週期，很多情況下與政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巨大，TPP第26、27、28條都有相應的具體規則，確保國家法律規則與國際規則接軌，監督落實執行並有相應報復措施。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大博弈在全面展開，中國要積極尋求國際合作、掌握國際經貿規則，成為多邊貿易協調中的重要平衡力量。

在WTO多哈回合談判難以進展時，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間簽署自貿協定的趨勢加快，各國調整貿易策略，尋求新的制度安排，儘管在局部領域受政治衝擊影響，全球化陷入調整的波動期，從危機以來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的演化過程實踐來看，為應對經濟全球化新問題，規則創新與制度改革是市場的基本方向。

中國的內外戰略選擇

在國內層面，中國要進一步重視自身的內部市場，推動改革與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規則設計也需進一步完善。首先在創新智慧財産權服務方面，廣東自貿區正在建立智慧財産權維權援助中心，開展了智慧財産權質押融資風險補償金試點，啟動風險補償機制，對自貿區的中小微企業智慧財産權質押融資提供重點支援，其他自貿區啟動較慢，發展遲緩。其次，各個自貿區金融機構的積極佈局及體系建設取得了快速發展，銀行、保險、券商、融資租賃等持牌機構入駐，但是其他金融細則如資本賬戶體系、提高對外放款比例、人民幣跨境租賃資産轉讓和涉及間接投資資本流出等未能真正落地，金融改革進程和取得的成效相對緩慢。最後，我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在促進投資開放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例如，負面清單對於外商投資旅遊、拍賣等領域是允許的，但項目審批、落地仍按原有關規定執行，制度設計的很多標準急需和國際一系列多邊或雙邊談判新規則對接，需要系統總結推出國際經貿合作新規則、新模式，為我國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合作新規則累積新經驗。

國際層面，在世界經濟形勢巨變的大背景下，我們要了解國際經貿規則變化的動態演化進程，與時俱進加強中國對外和對內的戰略部署，學習借鑒先進的規則標準，加強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與世界經濟治理的力量，促進國內的相關改革併發揮積極的引領作用。從目前的發展階段來看，可以將對外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對內推行的自貿試驗區改革有機結合，例如自貿試驗區已經總結完善的海關貿易便捷化模式方面，可以推廣到與21世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海關、檢驗檢疫、認證認可、標準計量等方面合作與政策交流的新模式、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貿易供應鏈安全與便利合作的新模式等。

部分民主選舉國家領導人為了贏得選民的選票而放棄了經濟長期發展利益，使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大幅增加，但是適應貿易發展的世界經貿規則不可能後退或停滯不前，適應、完善和改革國際貿易規則成為世界經貿格局調整的重要內容和必修課，搶佔未來競爭制高點和主動權是必然趨勢。

(作者係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