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4月 13日,馮侖出席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友總會主辦的第二屆中歐社會責任主題論壇併發表演講。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投身到公益事業中,民營企業家也都有了掙錢、捐錢這兩個身份。中國的企業家現在是賺錢第一,捐錢第二,花錢第三。

2012.01-2013.12,馮侖擔任阿拉善 SEE第四任會長。

不久前故宮單院長榮休,我們都很關注。不少人表達出非常不捨的情感。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在他上任的一年多以前,我們成立了一家公益基金——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是由萬捷、馬化騰、陳東升、王石等企業家,也包括我,一起發起的。單院長在七年任期當中,聚合了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在內的很多力量,使故宮展現了它偉大而獨特的一面。

今年 1月,第四年度“馬雲鄉村教師獎”在三亞如期頒發。因為馬雲的努力,鄉村教師這個群體回到我們的視線。郭廣昌也發起了“鄉村醫生”精準扶貧計劃。

不只是故宮文物保護、鄉村教師和鄉村醫生境遇的改善,在所有的領域,從阿拉善的環境保護、地震災區的救援,到兒童先天性心臟病的治療、勞改犯子女的教育、失足少女的挽救,再到“遠到天邊”的一些鳥類的保護、紅樹林的保護,以及長江瀕危生物的救助……差不多天上地下、男人女人、有臉的沒臉的,都被企業家們用掙錢以外的時間和精力,逐漸地關注和覆蓋了。

企業家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這麼多的心力?我想了一下,將近 20年前,我參與發起第一個公益基金會愛佑華夏基金會的時候,剛剛有公益條例。到現在,我參與發起了 16個公益基金。所以最近幾年賺錢少,花錢更少,原因就跟參與公益有關。這是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我發現現在有不少企業家,大體上就是賺錢、捐錢、花錢;賺錢第一、捐錢第二、花錢第三。因為賺錢、捐錢這兩件事基本上把 90%的時間佔據了,唯一能花錢的就是躺著按摩一下腳,因為走得太遠必須捏腳來稍微放鬆一下。接下來就是聽黨的話,邁開雙腳走向公益。

什麼叫公益?經過這 20年,公益又怎麼就變成了現在這樣呢?

我覺得,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時代、社會、經濟、體制的變化給我們民營企業家提出了挑戰,我們所能做出的回應。差不多在 20年前社會上出現了收入差距,之後這個差距逐漸拉大。有錢的人要學會要臉,沒錢的人要學會努力,分錢的人要講究公平。社會上提出了很多的問題,於是我們開始做公益。

我記得阿拉善 SEE剛成立不久後,我們組了一個團到全世界學習如何做公益,這是我第一次為公益來學習。在我們之前的前輩們,他們也做類似的事情,他們稱之為“慈善”,包括在鄉村辦學。我們投身到更大的領域,同時去學習如何成立、管理公益基金會,學習怎麼樣培養公益人才。

從那時候起,我們就開始思考,如果光掙錢,不去回應社會在發展當中對民營企業提出的道德要求、社會責任要求以及對財富重新安排的要求,是不是得當?我們認為,對這些要求不作出回應,民營企業就不可能有很好的發展。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積極思考該怎麼做,很多民營企業家在一起談論這些事情。

恰好那個時候來了一個機會,或者説外部給了我們一個刺激:當時地球上最有錢的兩個人,比爾·蓋茨和巴菲特,提出一個倡議,號召大家一定要捐出一半的財産。他們在北京辦了一個晚宴,邀請了很多人。有人想偷著去,有的人明著去,總之那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晚宴。

在這個晚宴之後,我們就弄清楚了一個事情,民營企業的發展的確要特別重視和幫著解決整個社會關切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財富的再分配問題,企業家的社會責任的問題,或者説怎麼經過財富創造的過程,從而讓社會更和諧而不是更衝突的問題;不僅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同時也要保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民營企業自身生存、發展、環境進一步改善的問題。

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注意到身邊的民營企業家們,每一個人都有了兩個身份,第一個是掙錢的身份,第二個是捐錢的身份,成為了很多公益事業的理事長或者是捐款人。

到今天為止做到了什麼程度?差不多每天成立兩個公益基金,一年大概 700家左右。到目前為止,全中國有 7000家公益基金會,2/3是由民營企業發起和成立的,每年捐款和募款超過 1000億人民幣,解決或者一點一點地改善了很多社會的、但政府沒來得及管的,或者不該政府管的問題。

舉個例子來説,比如愛佑華夏基金會,它靠著自己的努力,一年能夠解決 20000例先天性心臟病的貧困兒童的治療問題。就這一個公益基金,解決了中國 40%的貧困兒童先天性心臟病問題,善莫大焉。

至於企業怎麼解決問題?我覺得就是通過企業家的能力,對有限的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提高效率,最終解決某一類的問題。比如貧困兒童先天性心臟病問題,隨著公益組織的努力和一點一點地解決問題,政府也開始重視,把它納入了醫保系統,所以這個問題在中國就有人管了。這就是由公益基金會先來刺激了一下,先來解決一點,最終使問題得到了普遍的解決。

所以我們講到公益基金會,講到企業家的公益人身份時,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企業家用自己的能力和方法,用有限的資源,提升效率,解決某一個細分領域的問題,帶來社會的點滴改進和文明的進步,這是我們企業家的公益身份最重要的含義。

除此以外,在這個身份下,我們做事情還得有專業能力,這也是特別重要的。愛佑華夏現在成為一家著名的公益基金會,被認為是過去這十年、二十年裏誕生的最有效率和成績的公益基金會之一。當然,還有不少同樣出色的公益基金會,也都是民營企業家創辦的。這些基金會為什麼能做得很好?因為他們會用企業的組織,用有效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我舉個例子。大家知道,西湖大學是由企業家支援的,是通過民間力量匯集,用金錢和才智來支援的大學。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裏,它募到了 60億。最開始通過熟人來募集的效果並不好,於是他們把這個團隊帶到了一家國際上著名的機構,形成了一整套的募款方法,包括 KPI考核、激勵等等一整套方法,建立了若干層級的組織。因為有專業化的訓練,提升了團隊的能力和組織的能力,於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募集到了這麼多的資金。

科技是最終競爭力的關鍵之處。提升我們國家的科技能力,政府之外,民間這麼有效率地運作,除了奉獻精神,更重要的還有企業家參與所帶來的專業的能力以及追求效率的本事。

我們也知道,現在很多的公益基金會募不到款,特別是一些公辦的基金會募款有它的局限性。相反,私營企業家主導的基金會募集非常快,同時管理非常透明,治理非常有效。比如,公益産品怎麼網際網路化,公益項目怎麼産品化?私營企業家主導的基金會往往都做得很好。現在壹基金、阿拉善 SEE每年通過網路募集的公益資金都超過了 1億,這些都是企業家想出來的辦法。一個企業家來做公益的時候,他有自己的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最大效率的創造結果的能力。

企業家在公益當中扮演的不是啟蒙者角色。知識分子、道德先生是我們環保的啟蒙者,但今天他們的身影已經遠去。今天邁開步子來做公益的恰恰是企業家。

企業家在做公益的過程中,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對自己企業價值觀的校正。

大家知道,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企業家面臨著很多選擇。這些選擇最終是需要價值觀來判斷的。我們怎麼樣看別人看不見的地方,算別人算不清的帳,做別人不做的事情?全靠企業領導者的價值觀來引領。我們把大量的時間、精力投身公益以後,就會注意到企業的需求在某一局部可能的欠缺,就會發現還需要改進的地方。

做公益時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啟發。通過公益我們知道企業想要發展必須兼顧社會環境、諸多的人群以及各個方面不同的利益。而一個企業家開始注意到股東以外的周邊的社會關係、社會人群、社會問題的時候,這就叫開始有了社會責任的意識。而社會責任説來道去,就是管身邊的“閒事”,但這些“閒事”是關係到企業長期發展的生命攸關的事。

這就是為什麼企業家會多了一個公益人的身份的原因。公益的身份意味著我們要在經營企業的同時,關注社會的一些問題。同時用企業家的能力找出解決的辦法,匯聚社會的資源,善用社會的資源,來回應社會的訴求,解決問題。

正是因為這樣,中國民營企業到今天仍然能保持持續發展。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企業家總體來説回應了三個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自己和自己的關係問題,企業內部的合夥人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像梁山好漢一樣的江湖人聚集,還是股東關係?你究竟是大哥,還是董事長?這是我們自己要回應的問題。有了《公司法》之後,《公司法》給了我們一個指南,我們就把這個問題回應完了。第二個問題,我們賺了錢怎麼跟社會相處?第三個問題,我們在發展當中怎麼跟國有資本相處,怎麼跟體制環境相處?

這三個問題,也是未來十年、二十年,民營企業需要很好回應的重大問題。如果中國的民營企業能回應完這三個問題,我相信中國的改革就接近完成,中華民族的復興就能在我們的手裏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