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文化産生於中國，是中國古代文明形成和發展的主要源泉。它很早就傳播到東亞和亞洲其他地區，後來又傳播到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成為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源流。以儒學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僅為亞洲文明也為世界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那麼，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時代，儒學是會走向衰落還是會走向新的發展呢?這是很多人都在關注和思考的問題，需要進行深入分析。
關於儒學文化對世界文明發展作出的貢獻
儒學文化早在西元前後的三四百年間，就由中國傳到了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區，逐漸形成了東亞儒學文化圈。正如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在《東亞世界的形成》一文中所説的：“東亞世界是以中國文明的發生和發展為基礎而形成的，隨著中國文明的開發，在那裏形成以中國文明為核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在後來的千百年間，儒學在世界文明發展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這裡，可以通過明末清初中國與歐洲思想文化交流的情況看一看儒學文化對世界文明進步所作出的貢獻。
中國的明末清初是指16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的兩百年間。此時的歐洲已經歷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和宗教改革，進入了向資本主義社會前進的歷史時期。承擔這次中歐思想文化交流任務的主要力量，是雙方特別是歐洲的宗教人士、商人、學者，還有一些官員、使節。他們既向中國人介紹和傳播“西學”，又向歐洲人介紹“中學”。所謂“中學”，就是包括中國的歷史、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風物民情等方面的知識與學問。在介紹和傳播“中學”中，他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首先，將中國的歷史文化典籍譯成拉丁文等文本，在歐洲出版發行。例如，他們相繼譯成拉丁文本的中國歷史文化典籍有《書經》《詩經》《易經》《大學》《中庸》《論語》《老子》等。其次，將他們所了解的中國歷史文化和現實社會情況用拉丁文等寫成各種著作，在歐洲出版發行。據有人不完全統計，從1687年至1773年的近百年中，來華的耶穌會士用拉丁文等寫了252種與中國有關的著作。第三，相繼寫了大量介紹中國情況以及他們對中國歷史和現實認識的報告、材料等，呈送給羅馬教廷和歐洲有關國家的當政者以及有關學者等。第四，介紹或直接帶領中國的一些官員、教徒、學者和學生前往歐洲進行考察與學習。總起來看，在中國明末清初進行的中歐思想文化交流對中國和歐洲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對於歐洲來説，隨著“中學”西傳，出現了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整整一個世紀的“中國熱”。這一文化現象，不僅表現在歐洲人對中國物質産品的欽慕和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他們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學習和借鑒上。
這裡可以談一談歐洲的一些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認識與評價。萊布尼茨在研究中國的思想文化並將其與歐洲的思想文化加以比較後認為：“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給我們一大覺醒。”伏爾泰是當時研究、了解和談論中國最多的一位歐洲啟蒙思想家，他論及中國的著作將近80種、信件200余封。他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格言奉為座右銘。重農學派的創始者魁奈也非常重視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他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可望不可即的仰慕對象，而是一個可以仿傚的典範”。因此，伏爾泰、魁奈曾被人稱為“歐洲的孔子”。對於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在歐洲出現的“中國熱”，法國學者莫裏斯·羅班曾作過這樣的描述：“在啟蒙時代的西方，中國簡直是無所不在。”
關於儒學文化的本質特性
在當今世界，儒學的思想價值可以用來為實現各國各地區共同發展、維護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進和改善全球治理服務。這是由儒學所具有的本質特性決定的。儒學在中國産生以後，不僅存在和發展于中國，而且傳播到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傳承和延續到今天。儒學具有持久不衰的生機與活力，有著不斷進步的發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質特性決定的。那麼，儒學具有哪些本質特性呢?最主要的是四個方面：開放包容，實事求是，經世致用，與時俱進。
儒學具有開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對別的學説能夠兼收並蓄、海納百川，能夠在共存之中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也就能夠不斷地豐富和發展自己。當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産生之時，與它同時並立的還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於虛心向道家、墨家等學説學習，認真從中吸取思想營養，儒家思想才成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顯學”。當它傳播到東亞其他地區時，又能與當地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促進了東亞文化圈的形成。當佛學傳入中國後，儒學不僅與之共存，而且將其引為自己的借鑒取長對象。這些都體現了儒學開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具備的生生不息的發展活力。
儒學具有實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們“惟是以求、知錯即糾”，而不能“知錯不改、文過飾非”。實事求是出自中國史籍《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劉德是一個具有儒學思想的人，《漢書》説他“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國儒學文化的發展歷程中是一以貫之的，是中國歷代儒學學者所追求和堅持的。這裡舉一個例子。東漢著名儒學思想家王充的《論衡》一書有《問孔》《刺孟》兩篇文章。文中認為，即使對孔子、孟子這樣的聖賢和儒家學説創始人，如果發現他們思想中有疏失有錯誤，也應加以“問難”，以糾“非”而明“是”。他説：“夫聖賢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猝吐言，安能皆是?”像王充這樣敢於指出和糾正前輩儒學思想家著述與言行中錯誤的學者，在古往今來的中國儒學界所在多有。這説明，求實、求真、求是是儒學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儒學具有經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們做到“知行合一、躬行為務”。所謂經世致用，就是要堅持將儒學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張應用於個人的修養和國家、社會的治理，也就是儒學大家們堅持倡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實幹興邦”。在中國西漢時期，著名儒學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為漢武帝所採納。實行這一方針的目的和實質，就是要把積極進取、致用為上的儒家學説確立為治國理政的主導思想。正是由於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充分發揮了治國理政、開物成務的實踐功能，才不僅成就了它對中國文明發展不斷作出重大貢獻，而且保證了它不斷從社會實踐中吸取養分，不斷豐富和發展。這也是儒學能夠長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個法寶。
儒學具有與時俱進的特性，所以它能夠“因時達變、推陳出新”。主張惟陳言之務去、棄舊而圖新，反對蹈常襲故、陳陳相因，是中國歷代儒學學者和儒學工作者為學與治世的共同追求。儒學産生以後的兩千多年間，經歷過多次大的自我更新與演進。先是從先秦時期的儒家學説演進為兩漢時期的經學;後來又經過魏晉南北朝和隋唐的儒釋道三學並立與交融互鑒，演進為宋明時期的理學;隨後又經過總結和吸取理學過於空疏的教訓，演進為清朝時期的實學。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對傳統儒學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改造，弘揚和發展儒學所蘊含的思想精華，使之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正是由於中國歷代儒學學者、儒學工作者和具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政治家，不斷根據時代條件、歷史使命和社會實踐發展變化的需要，適時推動儒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才保證了儒學與不斷前進的社會實踐同在，與長流不息的文明之河共進。
總之，儒學所具有的這些本質特性是十分寶貴的，是儒學的精髓所在。它們賦予儒學長久不衰的生機與活力，引領和推動著儒學不斷為歷史前進和社會發展進步貢獻智慧與力量。
關於儒學文化的思想價值及其應用與發展前景
當今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聯繫空前緊密，不同文明的對話與交流日益頻繁。同時，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今天的人類社會無論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取得巨大進步，特別是物質文明的進步達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像的繁榮境地。這些都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但是，經濟全球化也像其他事物一樣，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對立統一體。它在給人類帶來巨大利益與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弊端與難題。例如，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物欲追求奢華無度，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誠信不斷消減，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人與自然關係日趨緊張，等等。要消除和解決這些弊端與難題，不僅需要運用人類社會今天創造和發展的各種智慧與力量，而且需要運用世界各種文明以往所積累和儲存的一切智慧與力量。毫無疑義，對於具有悠久歷史的儒學文化，應充分挖掘其蘊集的豐富思想價值，結合經濟全球化、社會現代化的實際，實現其新的創造性轉化和發展，使之為改進全球治理，為消除和解決經濟全球化、社會現代化中存在的弊端與難題作出更大貢獻。儒學文化的應用與發展前景是光明的。
關於儒學和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傳統文化所蘊集的思想價值，習近平同志在2014年9月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上的講話中作了重要概述。他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比如，關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關於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關於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關於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關於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關於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關於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關於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關於集思廣益、博施眾利、群策群力的思想，關於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關於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關於清廉從政、勤勉奉公的思想，關於儉約自守、力戒奢華的思想，關於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關於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同樣，世界上其他各種歷史文化中蘊含的各具特色的思想價值，也都應結合當今的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弘揚，使之共同為消除經濟全球化、社會現代化中存在的弊端，為解決經濟全球化、社會現代化帶來的難題，促進世界和平與各國共同發展，造福於人類的現在與未來服務。
儒學文化與世界上其他傳統文化一樣，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準、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等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不可避免會存在一些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的東西。這就要求人們在學習、研究、應用儒學文化時，堅持革故鼎新、擇善而從，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套照用。具體説來，一要採取有鑒別、有揚棄的繼承態度;二要把握好繼承的目的是為了古為今用、以古鑒今，而不是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三要緊密結合新的社會實踐和時代要求，不斷總結和吸取實踐中的新鮮經驗，使儒學文化的思想精華能夠因時制宜，實現新的轉化、昇華和發展。所有從事儒學文化工作的人都應注意貫徹這些原則。
關於不同文明要交流互鑒
儒學文化能夠持續傳承和不斷走向新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由它的本質特性和思想價值決定的。但儒學文化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始終需要學習、吸收、借鑒其他文明的長處、智慧與經驗，以保持和增強自己的生機與活力。
任何一種文明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東方文明是如此，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也都是如此。世界上有哪一種文明是可以長期孤立地存在、長期獨自封閉地發展、長期單邊地保持生機和優勢的呢?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中歐文明、亞歐文明、東西方文明存在和發展的歷史都無一例外地證明了並將繼續證明這一點。歐洲在經歷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紀以後，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資産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終於擺脫衰亂和落後狀態，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實現了歐洲文明的復興。這首先是歐洲各國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同時與歐洲各國人民努力學習借鑒東方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長處、智慧、經驗也是分不開的。
不同文明之間之所以需要互相學習借鑒，是因為各種文明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它們在發展中都是波浪式前進的。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與經驗反覆説明，世界上各種文明的形成有先有後，發展的速度有快有慢，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也有程度大小、數量多少的差別。也就是説，世界上各種不同文明不會是同時産生、齊頭並進、等量齊觀的。正因為如此，才會産生相互交流和互學互鑒的需要，也才會通過互學互鑒形成相互交融、相互輝映和你追我趕的生機盎然的文化景象。所謂波浪式前進，就是説任何一種文明的發展進程，由於對客觀條件的利用或時機把握上的差失和種種局限的制約，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線前進、一帆風順的。在前進的速度和發展的水準上會有快慢、高低之別，以至於會發生這樣那樣的曲折，就像波浪一樣有波峰也有波谷。
各種文明發展的不平衡和波浪式前進，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無論東方文明、西方文明還是世界上其他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都不斷地從正面啟示或從反面警示人們，這一客觀規律是不能違背的。即使一種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行列中一時間處於領先地位，對其他文明和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也切不可使這種地位和貢獻成為包袱，從此孤芳自賞、固步自封，以為不需要向別的文明學習借鑒了;更不能以為自己的文明是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從此輕視和鄙薄甚至排斥和打擊別的文明，這種認識和做法是自取衰敗之道。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是有過的。拿中國來説，就有這樣的教訓。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經濟文化發展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然而，在15世紀中葉也就是鄭和下西洋後，中國明朝的當政者以為自己的國力與國威遠在世界各國之上，逐漸採取閉關鎖國政策，不去吸取別的國家、別的文明的智慧與長處，加上制度上、治理上的原因，中國和中國文明的發展從此開始走下坡路。到了清朝，雖然清初的康熙皇帝也曾對“西學”産生過興趣並學習了一些“西學”知識，但他和清朝的當政者們沉迷于所謂“天朝上國”的顢頇自大之中，並未倡導各級官員和國民學習、吸取歐洲文明之長。而且，他自己和一些官員所學習的“西學”知識，基本上不涉及制度層面，只是局限在器物和技術層面。到了清朝晚期，外國列強一打進來，就如同摧枯拉朽一樣，國勢的危局已經難以挽回。這一教訓啟示我們，儒學文化要走向繁榮，必須謙虛謹慎，堅持不懈地學習和借鑒別的國家、別的文明的有益東西，這才是正確的生存和發展之道。
歷史已經進入21世紀，這將是一個充滿巨變而又有著光明前途的世紀。幾千年來人類積累的一切理性知識和實踐經驗，依然是我們在新的世紀創造性前進的重要基礎。只有不斷發掘、利用人類已經積累和正在創造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特別是其中蘊含的啟示、智慧與經驗，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世界、認識社會、認識自己，才能推動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現代化健康地向前發展，才能更好地開創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的美好未來。(滕文生 作者為國際儒學聯合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