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學成為熱門，但是如何真正走近國學，還有許多值得關注的地方。為了理解“國學”的概念，不妨從近代國學的命運開始談起。如果我們借用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説《百年孤獨》來形容的話，一百多年來，她隨著中國人民在近代以來的劇烈動蕩而一波三折，體現出國學的人文主題與民族特色。
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術
國學並不玄妙，它是“一國固有之學術”，即中國傳統的學術簡稱，中國傳統的學術主要凝聚在經史子集四部之中。因此，我們也可以説，國學的主幹是經史子集，其他的枝脈是由此而生發出來的。經史子集是中國古代學術的四個部類。其中“經”是指古代社會中的政教、綱常倫理道德規範的教條，主要是儒家的典籍; “史”是指歷史典籍; “子”是指春秋戰國以來諸子之學 ;“集”是指古代詩文詞賦的著作，分為總集、選集、別集。中國古代圖書分為四部，即“經史子集”，四部的名稱和順序是在《隋書•經籍志》中最後確定下來的。後來清代乾隆皇帝時編修《四庫全書》，就是按經史子集四部來整理和編修的。
國學四部不光是目錄學的概念，而且蘊涵著現代學科的意思在內。一般説來，經部、子部相當於現在的哲學學科，史部相當於歷史學科，而集部接近於現代的文學學科，這也説明國學與現代西學學科分類是可以互相相容的，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問題，當年的北大與清華國學門，也是將四部與現代學科互相融合的。從學理上來説，我們完全可以在現有的學科平臺上來振興國學。當然，中國傳統的學術也在不斷的變化之中，近代以來，受西方學術影響，一些從國外引進的新興的學科，比如考古學與文化人類學也在充實與豐富著國學，對此，我們也應當將其納入國學的視野之中，但是國學的主體是中國固有之學術，它採用漢字表達，凝聚在經史子集之中，這是不爭的事實，無須嘵嘵置辯，魚目混珠。
國學的學術價值觀與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是一種人文思想與價值體系，表現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的基本人生價值觀念與思想方法。它的主幹是儒家的尊重先祖，進德修業，內聖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遙獨立、禪宗的心靈自由、屈原的浪漫熱烈的精神氣質，是一種多元與和諧的精神文化體系。它的精神價值與思想方法是高度一致的，即講究陰陽和合，對立統一，開放包容，能夠吸收外來文化，新陳代謝，生生不息。
同時，國學如果從完整的意義來説，乃是指運用現代立場與眼光來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一門學問。它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傳統學術的內容;其二是用現代眼光來闡釋與創新傳統的學術。因而振興國學不僅是指光大傳統，更主要是指激活國學的創新精神與創新能力，後者尤其是我們今天進行文化選擇時所要秉承的融合古今,會通中西的能力。
國學的興衰沉浮
中國的學術充滿著濃郁的人文關懷的情操。這種文化情操在近代國學人物身上彰顯得特別清晰。從國學的歷史來看，她與中華文明的興衰起伏息息相關。是中華民族面臨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以來的動蕩變化的命運遭際時的文化選擇相關。近代以來國學的興起，正同中華文化在世紀之交的文化選擇相關，可以大致分成這麼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840年鴉片戰爭至1919年“五四”之前國學思潮的濫觴。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隨著古老封建帝國的衰朽，以及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略，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滯後與愚鈍也顯示出來，於是在西方科技文明與學術文明的影響下，先進的中國人在呼喚政治改良的同時，也開始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更新，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從最早的林則徐、魏源到維新運動人領導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都體現出這種融合中西，尋求變法圖強的學術精神。國學思潮正是在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下形成的，百日維新的失敗，使人們看清了封建頑固勢力的衰朽與殘忍，也對於中體西用文化路徑的無助，於是引起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領導人物一方面引入西方的啟蒙思想，另一方面則對於傳統文化加以倡導，以激發民族革命的思想，並且將二者有機地加以聯繫，比如當時的革命黨人與著名學者章太炎即是一位國學大師，他對於西方的學術也很有興趣，曾宣傳西方的進化論與自然科學，寫有《菌説》這樣的文章，但章太炎更感興趣的是他原先所受的國學教育。章氏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上面發表了許多宣傳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與學術的文章，以達到抨擊清滿清政權，鼓吹反清革命的目的。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寫的《關於太炎先生的二三事》一文中，曾説章太炎當時的主張有兩條，一條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另一條則是用國粹(國學)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
章太炎早在1906年日本主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時，刊登《國學振興社廣告》，謂國學講授內容為：“一、諸子學;二、文史學;三、制度學;四、內典(即佛典)學;五、宋明理學;六、中國歷史。”以上內容實際上包括了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各個學科。章氏于1906年于日本東京創立國學振興社，仿傚日本一些學者用一國固有之學問來弘揚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國學振興社培養了近現代中國的許多國學大家，魯迅即接受過他的教育。中國近現代的國學思潮就是從這裡開始的。現在中國許多著名高校的國學學者，從學術源流來説，出自於章氏門下。
辛亥革命後，軍閥統治使人們對於原來的革命十分失望，再加上傳統文化中一些不好的東西氾濫一時，國粹主義與袁世凱倡導的尊孔讀經使人們對於傳統文化産生了厭惡的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十月革命爆發，馬克思主義主義傳入中國，西方學術長驅直入，導致了二十世紀初以來，人們在西方民主與科學影響下的文化思路，於是“五四”在猛烈批判中國傳統學術與文化的同時，開始了對於西方政治體制與學術文化的全盤接受。矯枉過正，走向文化的偏激也是在所難免的。
第二階段，自1920年“五四”運動之後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國學的昌盛。這是國學研究最為輝煌的時期。因此我們在這裡要作重點介紹。自“五四”之後，隨著人們對於當時的國勢以及文化選擇的重新思考，於是中國固有之傳統再度被人們所審視與反思，正是在這一反思意識之上，形成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的國學興盛時期。當時的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率先開辦國學門等形式的國學教育，其中蘊涵著明顯的文化選擇與教育改革的意識。1925年夏天，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在清華大學國學門開學典禮的致辭時感嘆：
現在中國所謂新教育，大都抄襲歐美各國，欲謀自動，必須本中國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時組織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經史哲學。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學方法，並參以中國考據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尋出中國之魂。
曹校長為此提出，國學研究是要“尋出中國之魂”，即中國文化的精神，也是當時許多國學研究實體與人物的共同想法。值得關注的是，開學那天，梁啟超作了題為《舊日書院之情形》的學術演講。當時的國學人物提出“融會中外，博通古今”的口號，在充分吸收外來學術文化的前提下，重鑄學術與教育之魂。從宏觀戰略的高度上提出了中國傳統學術的在重建中華文化與中華之魂時的意義。足可以為今人借鑒。當時的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均為國學研究的重鎮，尤其是清華國學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更是具有學術偶像的意義，至今仍然廣受世人的感佩。當時全國的高校紛紛創辦國學教育，比如東南大學、廈門大學、無錫國專等。魯迅1926年經廈門大學文科學長經林語堂的引薦，曾在廈大任國學院講座教授，之後才到中山大學任教。因此，説魯迅反對國學不知從何説起。2006年12月底，廈門大學正式復辦國學研究院，本人也參加了當時的學術會議。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當時“國學熱”中形成的幾大實體：
一、北京大學的國學研究。它以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為契機。在蔡元培“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下，既請陳獨秀任文科學長，也請劉師培任經學教授，又把27歲剛在美國讀完博士學位的胡適請來任哲學教授。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設立國學門，由章氏弟子、著名訓詁學家沈兼士任主任。並出版《國學季刊》，由編輯部主任胡適寫了《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對推動國學研究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二、清華大學的國學研究。它比北大更有名，因為産生了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1925年夏天，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聘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為導師，被稱為“四大導師”。又聘李濟(字濟之)任講師。第一位導師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是中國近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政治活動家，也是最博學的學者之一。他的著作集《飲冰室合集》，收有論文集45種，專著104種。要學習和研究國學，梁啟超的著作起碼以下幾本書是應該讀的，即《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第二位導師是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是享有國際盛譽的著名學者。北京大學從1922年設立國學門起，多次請王國維任導師，王國維皆未應聘。至此才同時應聘為北大國學函授導師。王國維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經史、小學成就最高。著作有62種，出版44種，尚有18種未出版。代表著作是論文集《觀堂集林》。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與《歷史人物》兩書中評論説：“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第三位導師是陳寅恪，是學貫中西的享有國際盛譽的國學大師。他讀書很多很熟，《二十四史》中的某條史料在第幾卷第幾頁都能説上來。他懂八種外語，文、史、哲兼通，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精博的學者之一。連“敦煌學”這一學術名稱，最先也是由他提出來的。1949年以前，在清華大學同時兼任歷史系與中文系兩係的教授。1949年以後到廣州中山大學，也是任歷史、中文兩係的教授。他被稱為“教授的教授”，意思是他的水準是給教授當教授的。陳寅恪的主要學術著作是《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與《二編》，都已出版。第四位導師為趙元任，是語言學奇才，中國科學語言學的奠基人，被稱為“中國語言學之父”。他專長漢語音韻學與方言學，又精通多種外語。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調查方言寫成的《現代吳語的研究》一書，是現代漢語方言研究的奠基之作。1938年以後，在美國各大學任教，研究世界各國語言，更加廣通博達，成為世界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對中國現代語言學界影響深遠，造就甚多。中國當代語言學大師王力教授説：“趙元任可以稱為中國第一代語言學家，我學語言學是跟他學的，我後來到法國去，也是受他的影響。”王力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畢業論文《中國古文法》，就是由趙元任與梁啟超聯合指導的。由於有以上“四大導師”為中堅的教師陣容，所以當時清華的國學研究水準在全國是最高的。
三、前國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蔡元培任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由黃侃的高足傅斯年(字孟真)任所長。傅畢業于北京大學國文門，留學倫敦大學、柏林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數學與哲學等，學問廣博，又有學術領導才能，任所長21年。1949年去台灣，任台灣大學校長。代表著作有《性命古訓辨證》等。研究所內分四個研究組。第一組為歷史組，研究歷史問題與古籍校勘整理。第二組為語言組，研究漢語與國內少數民族語言。第三組為考古組，研究中國史前史與考古學。第四組為民族組，研究中國民族史。同年趙元任到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語言組組長，領導了對全國主要方言的調查，成果甚多，寫成調查報告多種。李濟任考古組組長，主持了對殷墟的十五次發掘，奠定了中國現代科學考古學的基礎。歷史組由“古史辨”派的著名學者顧領剛任組長。該所主辦的刊物《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是前中央研究院最重要的一份學術刊物，許多著名學者的重要論文發表在這個刊物上。至1949年出21本，1949年以後在台灣繼續出版。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分專任和兼任及通信研究員，這樣就把全國許多著名學者的研究力量集中在一起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國學研究的實體與個人，不再詳細介紹了。
儘管當時的國學研究與教育輝煌一時，但後來都沉寂了。這是為什麼呢，也是今天人們經常要問的問題。我認為對此要作具體分析。大致有這麼幾層原因：第一，從總體上來説，當時中國處於內憂外患的條件下，教育改革與發展受制於時代的播遷，在兵荒馬亂的年頭，許多志士仁人的國學教育理想只能付諸東流。一代大師往往在時代痛苦下走向死亡，比如國學大師王國維的自沉便是不幸年代所造成的。第二，如何處理現代西方學科體制與國學教育體制的關係，這是最難應對的難題。在當時的情況下，雖然人們要恢復中國傳統學術的地位，但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如何做好固有之學術與現代學科體制之關係，往往顧此失彼，牽一髮而動全身。結果國學教育因為無法應對當時整體上的西方學科體制，只能偃旗息鼓。清華大學的國學命運除了1927年6月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沉，使清華國學院痛失一大導師外，還因其他幾位教授疲於應對的實際事務而最終輟辦。比如陳寅恪要同時兼任歷史系與中文系的教授，而國學則是文史不分科的。西學分科與國學教學體制的暫時齟齬造成了這種結局。而趙元任、李濟等由於專業研究的需要，忙於外出學術考察與田野作業，無暇顧及國學院的事務。但儘管是這樣，當時的清華首屆國學班培養出來的一批人材許多後來成了國學大師，這是人們所忽略的，比如著名的古漢語專家王力，歷史學家謝國禎、姚薇元等人都是清華國學院培養出來的。證明這種國學教育的成效是顯著的。第三，任何教育改革在開始時總是要付出實驗代價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在觀念上與運作上，如何在探索中取得經驗，是需要一定條件與時間的。前人沒有做完與做好的事，需要我們今天再接再勵，一往而無前。
國學命運的第三階段，是指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目前。這是指建國後國學命運的沉浮。建國後，雖然我們對於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也進行了新研究，在教學上也加入了古典文化的內容，而且西方學術分科的研究方法對於中國古典文化的研究與教學帶來了許多新氣象。但是由於對於中國傳統的學術分科重視不夠，再加上厚今薄古指導思想的偏頗。因此，國學作為一門系統研究與闡釋中國傳統學術的學問，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基本上銷聲匿跡。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體上的打壓。進入新時期之後，國學才獲得了復興的條件。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學與國學教育在北京大學袁行霈等學者倡導下，有了長足的發展。2005年10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正式成立，標誌著新的國學高潮的興起。近年來，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國學全面復興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國學的消長升降與中華文明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關於這個問題，將在後面的講座中還要詳細談到，這裡就不多説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回顧百年孤獨中的國學命運，我們可以看到國學是一種人文性與時代性極強的人文學術，是我們民族精神與民族命運的真實投射。(主講人：袁濟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