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和保安的化學反應
“只要能去北大，有機會在重點大學旁聽，哪怕是打掃衛生我也願意。”
在2017年高考季，“北大保安”成為熱詞。一份得到北大保安大隊長王桂明認可的數據顯示，到2016年，北大保安考上大學的數量增加到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大專，少量本科，還有12名研究生。
近日挂在網上的一則北大保安招聘資訊，專門提到了這一點：“(北大保安)還可以參加北京市的成人高考和自考，做到工作學習兩不耽誤。”“近幾年來，北大保安大隊有百餘名保安員靠自學和成考，拿到大專或本科學歷。”
資料圖：1985年1月1日拍攝的北京大學校門。中新社發 趙偉 攝 圖片來源：CNSphoto
到北大當保安
江斌是在2011年成為北大保安的。
在到北大報到一週前，江斌在網上看到一條“保安北大講《論語》”的新聞。
一位名叫譚景偉的高中畢業生，在北京當了十年保安，2002年開始讀《論語》，2006年寫成20余萬字的《論語布衣解》，後改名為《一位保安的〈論語〉心得》出版。2007年5月，譚景偉在北大講論語，有人説他“糟蹋經典”，他説自己“仰不愧天，俯不愧地”。
江斌讀著他的故事，反覆咀嚼這句話，心神震蕩。1988年出生的江斌來自西北某省一個偏僻的村莊，這裡地處青藏高原東麓。高中畢業後，他在西安某民辦學校讀大專。有時候，他對著校園裏的湖發呆，滿心不甘。這個民辦大學發的學位證國家不承認，他好不容易走出大山，依然只能掙紮在社會底層。
他看到了一個勵志故事——湖北廣水山區的高考落榜生甘相偉，在北大當保安期間成功考取北京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應用文理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並在四年後因出版《站著上北大》一書而聲名鵲起。
甘相偉在逆境中艱苦奮鬥的故事，成為了中國高考作文十大素材之一。他本人被評為“中國教育2011年度十大影響人物”。
2010年，江斌決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只要能去北大，有機會在重點大學旁聽，哪怕是打掃衛生我也願意。”江斌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
在未名湖巡邏了一天，江斌被分配到東門站崗。八小時工作制，三班倒，早班是7點半至下午兩點半，中班是下午兩點半至晚上10點；夜班是10點至次日7點半。由於缺人，需要經常加班，一小時加班費3.7元，最忙的時候連續24小時都無法休息。
剛工作那段時間，江斌好幾次想要放棄。他發現，在北大當保安不像想像中那麼美好，要想統籌好學習和工作，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幾倍的努力。站崗時無法開小差，即便下了班，時間也無法自由支配，需要在宿舍備勤，即不經請假不能擅離宿舍。
幾週後，他漸漸摸索出了自己的學習方法。由於四人一班崗，兩人一組，在門口站兩小時後，輪換為傳達室內的坐崗，負責登記來訪遊客的身份證，坐崗和站崗交替進行。於是他利用兩小時的坐崗時間讀書學習。那時候，他還沒有明確的學習目標和計劃，只覺得知識重要，於是拼命讀書讀報。
他書讀得很雜，文學、哲學、法律、歷史均有涉獵。還常有教授把自己出版的著作或閒余的書籍送給他們，他都會認真去讀。
由於工作努力，他被提升為班長，隨後調至東北門站崗，手下管著十個人。
成為班長後，他更忙了，幾乎沒有時間休息和讀書。兩個小時的坐崗期間，他要分配工作，協調突發狀況；如果保安和人産生矛盾，他還要調解；晚上要查崗和巡夜；週末更忙，遇到遊客眾多的日子，經常焦頭爛額。
2011年4月，因為表現優異，隊裏要提江斌做分隊長，推薦他申報北京市保安系統先進個人。他交了申請，也通過了。但對於是否做分隊長，江斌很糾結——如果做，工作會更忙，投入會更多，離他的大學夢可能越來越遠；如果辭職專心學習，又沒有收入支撐。
恰在此時，東北門打掃衛生的一位老人給了他一個建議。
這位大爺是陜西省某小學退休校長，兒子在北大讀博士後，現已留校做講師。他推薦江斌去各院係辦公樓裏當保安，工作較保衛隊更清閒，室內坐崗，學習時間多。
北大在安保工作上採取外聘制，具體業務外包給北京市保安服務總公司文安分公司和各個物業公司。其中，保衛部隸屬於文安公司，歸管部門是北京市公安局，隊長王桂明同時也是文安公司的副總經理和工會副主席，下轄保衛大隊和各分隊，主要負責校門的駐守和校園內的巡邏工作。
而大部分教學樓和院係辦公樓裏的安保，則由物業公司負責。每個院係辦公樓一般配備3~4名物業，分屬不同的物業公司。與保衛隊的保安一樣，這些物業人員同樣是合同工，沒有三方協議，沒有五險一金。
但對於江斌而言，這的確是更好的選擇。5月，江斌沒有等到20號領工資，就和一幫在東北門站崗的兄弟一起去了法學院，成了一名物業管理人員。
江斌終於有了更多的時間學習。此前他就對法律感興趣，又在法學院工作，就利用得天獨厚的資源，在不上班的時間旁聽。讓他印象較深的有朱蘇力教授的法理學、張千帆教授的憲法，以及薛軍教授的民法等課程。
每天，在上午跑完步後，江斌回到宿舍或去二教自習看書。中飯後回宿舍練會兒書法，然後繼續看書。晚飯後開始上班。他值晚班，從下午5點到晚上12點，在法學院凱原樓的前臺值守，負責整理老師的快遞，收發報刊雜誌，做一些雜活。
他喜歡寫書法，尤其是行草，大氣自由。以前在東門和東北門站崗的時候，他都不忘帶去自己的文房四寶。
有一天，一位法學院的在職研究生跑來跟他説：“我觀察你好久了，如果真的喜歡法律，不如系統學習一下。”法學院的老師也建議他，與其這樣旁聽，不如考法學院的成人自考本科，踏踏實實地學。
他於是諮詢了北大繼續教育學院，領回了一套成人考試的教材。他開始給自己制定嚴密的學習計劃，早上起來朗讀，因為清晨的記憶力最好，適合背唐詩和文言文。下午復習英語語法，晚上上班間隙看《民法》，不懂的可以隨時問路過的老師和同學。2013年9月，他順利專升本，成為一名北大法學院的在職本科生。
資料圖：就讀于北京大學的外國留學生。中新社發 王駿 攝
“看你挺上進的，想幫幫你”
和江斌不一樣，張俊成一開始並沒有考學的想法，人生的轉折源於一次遭遇外國人的經歷。有一天，正在站崗的張俊成攔下了7個進北大觀賞的外國遊客。由於語言不通，他只能試圖用中文解釋他們不符合進校條件。不知道外國人是否聽懂了，但見他們轉身走到馬路對面，對他豎起了大拇指。
他正要揚起笑臉，不過一瞬，外國人的拇指朝下，做了一個鄙視動作。張俊成頓時感到血衝向了頭頂。
張俊成下定決心要學好英語，不僅是為了維護自尊，更是出於北大保安與外賓溝通的需要。北大保安大隊大隊長王桂明在接受採訪時曾經提及，1994年文保保安公司入駐北大時，保安經常遇到外國人問路的尷尬，雖然都是一些簡單的詞彙，但大多只有初中學歷的保安也聽著像天書。
後來，王桂明發現有的保安開始在業餘時間自學“英文100句”。他向公司建議為保安創造一個好的學習環境，得到了支援。
2016年，《魯豫有約》委託哈佛畢業生彭朗去北大測驗保安的英語水準。被採訪的四位保安，有兩位不會英文；一位口語發音地道、流利，用英語聊天沒有障礙；還有一位口語發音一般，但能順利解決老外遇到的問題。
在被老外挫傷自尊的第二天，張俊成就去對面的早市，買了兩本初中用的英語教材。他底子薄，基礎差，100分的初中英語試卷，他只能考7分。剛開始自學時瞎念瞎背，沒有章法。
一天傍晚，他正在傳達室裏讀英語，英語系的教授曹燕路過，停下來聽了一會兒，説：“小夥子很上進，但你這種學習方法不僅學不好，還會學壞。”
過了一段時間，曹燕突然把張俊成叫到了自己的辦公室。桌上擺著兩張聽課證，一張是北大英語強化班，一張是成人高考考前輔導班。
對於英語強化班，曹燕推薦了四門適合他的基礎類課程。22年後，張俊成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這四門分別是許國璋英語、新概念英語、英語精讀和聽力。
曹燕看著他，説了一句話：“你要想改變現狀，光靠自己學是不行的。”
張俊成於是開始在老化學樓、老地學樓和西門之間奔跑。上午7點開始上課，中午12點臨下課前，他提前離開，心裏默數著時間，從教學樓跑到西門要八九分鐘，快一點的話七八分鐘。12點一到，他已經換好了衣服，站在西門的崗亭上，由學生變成了保安。值班到下午3點，他又匆匆忙忙跑去上下午的課，直到5點，再次跑回西門。
張俊成住在6個人的宿舍，每晚10點熄燈，一開始，他在熄燈後偷偷蒙在被子裏拿手電筒看書。後來，他跟保衛隊申請，希望可以到會議室自習，時間延續到11點。隊裏體諒他，同意了他的請求。
北大保安大隊大隊長王桂明曾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自豪地説，北大的保安隊為保安的學習創造了良好的環境，為求學的保安大開綠燈，幫他們調整適合學習的崗位和班次；另外，北大工會組織開辦的平民學校，每年都會為保安留出20個聽課名額。
張俊成于1995年10月考上了北大法學院專科。回憶起當年，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初曹燕老師把兩個聽課證放到他眼前時，最初他是婉拒的。英語培訓班一學期的學費是3600元，成人高考是1800多元。那時候，他每月的工資只有214元，根本上不起。
曹燕當時就説，已經跟老師説好了，了解了他的情況，讓他免費聽。“看你挺上進的，阿姨想幫幫你。”
張俊成哭了。不僅是感動和感激，更因為對於一個背井離鄉的少年而言，這份溫暖太難得。
考上北大後，張俊成的睡眠時間更少。在三年法學院求學期間，他週一到週五白天上課，晚上值夜班，從十點到次日七點。週末沒有課，全天值班。平均每天睡三個小時。
問到他如何堅持下來，他淡淡地説：“習慣成自然。”
資料圖：北京大學圖書館啟動館藏“大倉文庫”善本展，展出兩萬餘冊從日本回購的中方典籍。中新社發 張浩 攝
沒有圍墻的校園
王謙手捧《國家人物歷史》，看得入迷，桌上攤開的還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史學月刊》等文史類學術期刊。曾在山西當過初三化學老師的他，已經在北大歷史系待了近四年。
王謙是山西大學中文系2004級的本科生，畢業後當過老師，兼職過酒店大堂助理，還和朋友一起做過轉運煤的生意，最多時候月入7000元。直到2014年，他來到北京。
在參觀了幾次北大後，王謙覺得這裡“恬靜又溫暖”。他自稱不喜歡忙忙碌碌的快節奏生活，正好歷史系的一位保安剛離職，於是王謙就留在北大，當起了保安。
進入校園後，王謙發現北大並不像他想像中那麼高不可攀，“以前覺得北大很神聖，就像瓊樓玉宇，現在覺得很樸素。”
從北大教授身上，他最能感受這種樸素的美。這些在他眼裏學富五車的教授們，大多為人謙虛、真誠，穿著也低調含蓄，對保安講話也不會盛氣淩人。
王謙喜歡和這些教授們交流。以前，他只能在百度上看到他們的照片，現在，教授們進進出出，圖片變成了真人。他對上一個，就打一聲招呼：“××老師您好，我拜讀過您的×××。”
一來二去，歷史系的教授們也對這個懂歷史的小夥子上了心。
他經常收到歷史系老師的贈書，有宋成有教授送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李新峰教授的《明代衛所政區研究》，以及王元周教授的《小中華意識的嬗變》等。王謙希望通過大量閱讀文史類書籍和期刊，加深文史修養，為以後的工作做好鋪墊。
白天上班有空的時候，他就看文史雜誌和國學著作，下班後一個人在宿舍，研究一些複雜的問題。他承認，很多史學領域細而深，專業論文很難看懂，“自學起來很吃力”。
由於怕老師覺得問題幼稚，他很少提問。有時，他看一篇學報上的文章需要兩天時間，在不懂的地方做個標記，然後自己反覆研究。他戲稱自己是在“練功”，只不過目前功力尚淺，仍需努力。
江斌也收到過老師的贈書，有張千帆教授的《憲法導論》、汪建成教授的《刑事訴訟法》，以及陳瑞華教授贈送的司法考試教材。遇到看不懂的，他會主動問老師和同學。
有一次，法學泰斗江平來北大作講座，主題是“中國法治的困境與突破”。江斌回憶，當時的報告廳裏人山人海，走廊和過道處全是人，連窗臺上也坐滿了人。他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他站在最後，聽完了整場。
直到現在，江斌還能活靈活現地模倣江平老師的語氣，説出那句讓他印象深刻的話：如果國家對法治不採取什麼措施，最後只有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沒辦法。
江斌説著便笑了。
張俊成還記得和北大西語系教授張玉書一起遛彎兒的日子。那時候，張玉書愛拉著他繞未名湖散步，邊走路邊講馬哲、講黑格爾。張俊成一開始還不懂，後來才意識到，他在以這種方式給自己上課。
他努力集中精神聽，什麼唯物唯心，薩特尼采，哲學實在艱深，他不懂，也不敢問。後來熟了，他慢慢鼓起勇氣打斷張教授的話，提出自己的困惑，他發現張教授不僅不會不耐煩，還會深入淺出地講解。
後來，他也做了別人的老師。升任分隊長後，張俊成每週都會組織一兩次學習，利用保安們在傳達室坐崗的時間開展教學。他有時教英語，有時就某個他能講清的文史哲或社會類話題組織大家討論。有路過的教授看到，經常會給予他們指導或參與討論。
他還要求參與學習的保安記筆記，每月參加月考，鞏固知識。但他也坦承，由於保安均為20歲左右的年輕小夥，多數來自農村，教育程度低，沒有定性，很多人一開始不太積極。張俊成對他們説：“知識改變命運，道理你們都懂。但你們要想改變命運，得拿出實際行動。”
他感慨，北大的文化學術氛圍濃厚，無形中影響了很多人。“那個時候，混日子的比較少，大多數保安都很珍惜在北大工作考學的機會。”
1998年，張俊成從北大法學院專科畢業。在他讀書的三年期間，約有16名保安順利通過成人高考考入北大。
有一首歌叫《未名湖是個海洋》。歌詞寫道：“未名湖是個海洋，詩人都藏在水底。靈魂們都是一條魚，也會從水面躍起。”
這首歌的專輯的名字是《沒有圍墻的校園》。
變和不變
有時候，江斌會覺得自己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
保安隊多數人來自農村，河北、河南、山東人較多，文化程度不高，懷抱考學目的的人佔比很小，江斌和他們之間仿佛有一面無形的墻橫亙其間，幾乎沒有共同語言。
王謙也很少和不愛學習的保安來往。他見過保安和領導爭吵，見過有些保安難改痞子習氣，有些人滿嘴髒話。
相較而言，他更喜歡和學生交朋友。問他在當保安期間最感動的是什麼事？他説是一頓餃子。
剛當保安沒多久，王謙聽説康博思的水餃很好吃，但保安的飯卡不能用。一次，他無意間跟新交的朋友阿城提起，阿城説：“這有什麼，我帶你去吃。”滾燙的餃子落肚，如同他的心，熱乎乎的。
阿城是歷史系博士生，後來王謙和他熟了，每隔一週就會去他那吃飯，他帶去啤酒和小菜，兩個人熱熱鬧鬧地吃火鍋或燒烤。他説，這樣的生活“乾淨又熱烈”。
但有些現實也讓他沮喪。在北大，保安只能在農園、藝園和暢春園一層吃飯，無法登錄校園網，不能進圖書館。王謙每月的工資是2400元，沒有獎金和加班費，也沒有五險一金和社保。
2015年，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組織，來自社會學系、中文系、法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等19個院係61名本科和碩博研究生參與撰寫的《北大後勤工人調研報告》指出，承擔北大校本部安全保衛任務的文安公司，沒有為在北大工作年限在兩年以下的任何一名保安繳納過社會保險。保安的流動性非常高。
江斌對《中國新聞週刊》説，有的保安來一段就走了，有的甚至早上八九點來了，中午飯吃完就走了。王謙回憶自己在北大歷史系工作四年間，人文學苑的保安來來去去至少有50個人。
考入北大後，有半年時間，江斌發現自己“怎麼都讀不進去書”。那年他已經25歲，以前的同學多數已經成家立業。同學聚會的時候，有人説，你怎麼還一個人孤零零漂著，多可憐。
而王謙則萌生了考研的想法，但父親不贊成，認為到了他這個年齡應該成家立業，不適合再讀書。
在老家的同學也勸他回去。一位同學在老家開了公司和酒店，年收入五六百萬。王謙覺得，家鄉人不懂他的追求。
“我就喜歡看書，越讀書越感到自己無知。他們過他們的生活，我過我的生活。”
來北京後，王謙只告訴父母自己做物業工作，不敢提到工資。這幾年，他一直用著以前攢下來的9萬元存款。
畢業後的張俊成漸漸明白，北大畢業證書只是代表了一段學習經歷，能否實現自己的抱負，還需要實際行動。
2015年，張俊成創辦了長治市科技中等職業學校，自己擔任校長。現在，他可以將自己的觀點傳遞給更多的孩子了。
江斌先後三次考研，都失敗了。2017年1月，他拿到北大的專科畢業證，回老家參加公務員考試，也落榜了。現在，他打算繼續考研。
王謙仍在歷史系讀書。不工作的時候，他喜歡在北京城閒逛。他去過五道口的酒吧，到工體看過球，參觀過國家大劇院和外交部。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來北京，發現公交坐反了。他一聲不吭地下了車，默默走回來時的路。現在，他覺得自己“完成了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
江斌有時會想起自己在北大當保安的同事——來自西安翻譯學院的小方，從北大離職後自己開了公司，後來在全國各地作巡迴演講；從景德鎮陶瓷大學畢業的佳佳，喜歡在水杯上畫畫；焦哥自己寫了本書，叫《拯救中華》；從解放軍偵察連退役的王哥在國際安全防衛學院學習過保鏢技術，身手一等一的好；丁詩人筆名未名苦丁，發表過諸多詩作。
2015年，丁詩人寫道：“莫道英姿晚，大器乃晚成。”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江斌、王謙、李仁木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