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以下簡稱中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近幾年，中國智庫如雨後春筍般競相涌現，數量已逾3000家，遍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智庫活動逐步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決策的全過程，並以民間外交的方式參與國際事務，其引領思想輿論、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逐漸發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智庫除了不斷引進發達國家智庫建設的成功經驗，還形成了一些有別於其他國家智庫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中國智庫專家直接向各級黨政機關提供決策參考意見，或直接派人參與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決策過程，或作為討論者、執筆者直接參與重大決策的制定和重要文件的起草，直至直接向黨和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為中央政治局和各級黨政部門集體學習提供講解、導讀等智力服務。這些都體現了中國智庫的特色和優勢。
規模宏大的智庫建設，在推進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不平衡、不協調的現象。有人説中國智庫“庫多智少”，這種説法固然頗多揶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問題所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一些智庫建設沒有很好規避“運動式推進、排浪式發展”的痼疾，如流於“搭臺子、請名人、辦論壇”便是其重要表現;二是一些智庫工作人員對智庫作為現代社會治理機制不可或缺的要素及其客觀性、專業性、公正性、科學性的本質要求缺乏深刻理解;三是科研隊伍尚未被有效動員和組織起來，致使一些智庫成果品質平平。提質增效是當前全球智庫發展的基本趨勢，中國智庫發展也不例外。為此，需要加強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明確並堅定智庫發展的主要方向
中央《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明確了我國智庫建設的基本標準：具有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相對穩定、運作規範的實體性研究機構;具有特色鮮明、長期關注的決策諮詢研究領域及其研究成果;具有形成一定社會影響的專業代表性人物和專職研究人員;具有有保障、可持續的資金來源;具有多層次的學術交流平臺和成果轉化渠道;具有功能完備的資訊採集分析系統;具有健全的治理結構及組織章程;具有開展國際合作交流的良好條件等。
對照這8條基本標準，當前國內多數智庫還有較大差距。尤其是一些智庫不具備自己的研究機構、研究隊伍、研究領域以及可持續的研究成果。誠然，在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飛速發展的今天，智庫運作平臺化、網路化、社交化、論壇化的趨勢日益凸顯，但這些變化主要涉及智庫成果的傳播方式與渠道，與智庫本質基本無涉。應當説，擁有自己的專業化成果，以此作為主要特徵來“揚名立萬”，並據以區別於他人，這是智庫的本質規定。從這一規定出發，在今後的發展中，中國智庫應將提高研究品質、推動內容創新以及同政策研究對接作為主要方向。
理解和滿足現代智庫的本質要求
獨立性、建設性、人力資本密集和社會影響力較大，是現代智庫的基本特徵，也是中國智庫提質增效的基本價值取向。
所謂獨立性，絕非獨立於黨和國家的利益，而是獨立於各種利益集團和非科學的資訊來源，尤其是與利益集團的“遊説團”嚴格劃清界限。在實踐中，獨立性是指智庫不是各級政府及其機構內設的政策研究室，也不是它們的宣傳部門;智庫秉持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為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服務的宗旨，致力於提供專業化的知識、準確的資訊和多種選擇可能，幫助政策制定者和公眾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惟其獨立，智庫才能做出經得起實踐檢驗和歷史考驗的研究與判斷。
所謂建設性，是指智庫研究不能滿足於發現問題，也不能以批判現實、發牢騷為能事，而應致力於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在這個過程中，智庫應將深厚的學術積澱與縝密的政策設計密切聯繫起來。做到這一點，需要智庫研究人員不僅是精通學術理論的行家裏手，而且是深諳世情、國情的“智者”，還是精明的管理者。智庫研究應以深厚的學術積澱為基礎，以科學理論和現代方法為依據，掌握詳實可靠的數據和資料，用簡潔易懂的方式説話。
所謂人力資本密集，是指智庫研究人員應當是相關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世界排名靠前的著名智庫均不以人數取勝，多數智庫機構僅有十幾名或幾十名研究人員，但這些機構匯聚的都是各界高手。就經濟領域而言，其中不乏大牌經濟學家，如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卸任後便受聘于全球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吸引世界一流的專家學者加盟，是中國智庫提質增效的一個重要抓手。
所謂社會影響力，至少包含四方面內容：一是決策影響力，即能夠影響決策者;二是輿論影響力，即能夠引領思想輿論和社會潮流;三是學術影響力，即對理論界和理論研究産生導向性影響;四是國際影響力，即能夠掌握國際話語權。智庫的根本追求是産生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是建立在獨立性、建設性和人力資本密集基礎上的;失去了這些，智庫的影響力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中國智庫應深刻理解和體現現代智庫的這些基本特徵。
為智庫研究提供堅實學術支撐
提高中國智庫的研究品質和創新能力，必須廣泛動員我國的優秀科研力量，使之成為提高智庫成果品質的強大學術支撐。這需要我們充分認識學術研究與智庫運作的各自特點、區別和聯繫，在此基礎上建立學術研究與智庫運作的有效溝通機制。
學術研究與智庫運作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功能區別：其一，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提煉學理、觀點和理念;而智庫運作的要義是運用已有的學理、觀點和理念解釋現實問題，提出政策建議，解決實際問題。其二，學術研究的個性和主觀能動性較強，在相當程度上為學者個人志趣所左右;而智庫有明確的目的和效率指向，要求匯聚各方專家、動員各種資源、平衡多方觀點並形成共識，體現的是機構組織的共同看法。其三，學術研究追求的是“十年磨一劍”，講究厚積薄發;而智庫運作要求及時、迅速作出反應，最忌延誤時機。其四，對學術成果優劣的判別，依據在於觀點和理論的自洽性、原創性;而智庫成果的判定標準在於是否在國家政策中得到體現，是否被相關領導和部門關注，是否在社會上産生影響。其五，學術發展的過程高度依賴“養士”機制，而智庫的運作重在“用士”。既然學術研究與智庫的功能與運作模式存在較大差別，就需要有適當的體制機制安排來妥善處理二者的關係，使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因此，在智庫與政府管理部門之間、智庫與科研機構之間建立人才流動機制。前者可以保證智庫研究的正確方向與敏銳性，後者則可以保證智庫研究的品質、內容、深度及可持續性。做到這一點，需要對學者兼職等一系列現行制度作出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