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在球場訓練
一座座金燦燦的獎盃經由黑暗漫長的穿山隧道，被送到這所偏僻的山區小學，擺滿了兩張桌子。
這些獎盃幾乎成了這支留守兒童足球隊走出莽莽大山、進入城市唯一的“通行證”。
可足球不能替代父母，這群留守兒童寧可不走出大山，不去“大重慶”讀書，也希望和父母在一起。
從重慶北站搭乘動車，要經過1個多小時手機信號全無的路途才能到達石柱縣城，而那裏距離三河鎮小學尚有6公里山路。
渝東褶皺的山脈將它與直轄市重慶的熱鬧分隔開來。山溝溝裏的三河鎮小學與外界最大的聯繫，是全校近1000名學生中，60%學生的父母常年在大山之外打工。
在這個偏僻隔絕、以留守兒童為主的學校，最閃耀的是一支女子足球隊。
一座座金燦燦的獎盃經由黑暗漫長的穿山隧道被運到這裡，擠滿了學校會議室前側的兩張矮桌。最“名震山外”的一次是去年11月，足球隊在重慶校園足球聯賽市級總決賽中奪得冠軍。
如今，這些獎盃幾乎成了她們走出莽莽大山、進入城市唯一的“通行證”。今年畢業的10名校隊隊員全部被重慶市區的初中看中，進城上學。
六年級(1)班的陶思芊也是其中的幸運兒之一。只是，面對為她驕傲的校長，她猶豫著咽下了自己的秘密。
馬靈巧在練習顛球
一個人，一隻球
下午3點，放學鈴一響，等不及老師宣佈下課，陶思芊已經在課桌下開始了小動作——把堆在腳踝的足球長筒襪拉到膝蓋下方。
這是她一天中最期待的時刻。
當校園漸漸空下來，蟬聲覆蓋住嬉鬧聲，就到了三河鎮小學足球隊每天放學後雷打不動的兩小時訓練時間。
這是一塊由深淺間隔的人工草地鋪就的7人制足球場，卻要供120個學生分享。由於“人多地少”，低年級的“小不點”基本上只在球場週邊活動。女隊高年級組的隊員也時不時要在一邊候場，等待教練魏小光的一聲“換人”。
對陶思芊來説，無論是空間有限的場地，訓練用的“打氣都能爆炸”的劣質皮球，還是松松地挂在球門上、被磨得起毛還破了幾個大洞的球網，都不會讓足球帶給她的快樂打上半點折扣。
經過1小時的訓練，她的臉頰像燒紅的炭，頭頂仿佛蒸騰著熱氣。她像男隊隊員一樣，擰開礦泉水瓶蓋，往臉上抹了一把水。
陶思芊很享受抬腳、一記勁射、進球這種“很爽的感覺”。她也很享受3人一組傳球練習時，和搭檔馬詩彤、馬靈巧，偷偷用“馬大姐”“陶大姐”稱呼對方，這足以讓幾個小女生笑個不停。
這是一支“色澤鮮艷”的隊伍。訓練的時候，大家從一堆五顏六色的球衣裏隨便選一件來穿，紅色、黃色、藍色，印著不同贊助商和相同的“三河鎮小學”字樣。
當全身汗濕得就像從水裏撈起來的她們踏出校門，就回到留守兒童的底色中來。
一墻之隔的校外，賣炸洋芋和關東煮的小車已經收攤，路上空空蕩蕩。除了學校隔壁的兩三家小賣部，學校所在街道上的一排商品房一樓店面都關門大吉。無論是“傢具城”還是“大藥房”，緊閉的卷閘門上都寫著“店面轉讓”。
“與其背井離鄉去打工，不如回家做天街房東”的廣告牌顯然不能挽留住三河鎮人的腳步。球隊裏大部分人的父母都在外務工，馬靈巧、馬詩彤都和奶奶一起生活。
從學校往西走500米，路邊一幢兩層的小樓就是陶思芊的家。從一樓房檐伸出來的遮雨棚，讓沒有開燈的一層看上去像一個黑咕隆咚的洞口。
如今，陶思芊獨自一人生活。她的父母在石柱縣的另一個地方修路。在這份工作之前，爸爸不定期地去湖南等地做建築工人，媽媽在縣城賣過鞋，也在家經營過小賣部。
生活中，這個12歲的女生像在球場上一樣動作麻利。早上鬧鐘一響，她起來做麵條、蛋炒飯，端出冰箱裏的鹹菜。吃完收拾妥當，踮著腳把擦桌子抹布挂好。
在踢足球之前，陶思芊喜歡畫畫和看電視。
如今，她用足球打發在家的時間，一樓的墻壁上佈滿了足球的印子。在電影明星Angelababy之外，陶思芊又把葡萄牙足球運動員C羅作為自己的偶像。她在學校圖書角的一本雜誌上讀到了C羅從小在艱苦的環境下練球的故事，雜誌上説，C羅小時候就擁有自己的球場，那是水泥地的大街。
陶思芊從沒看過她的足球偶像的比賽。如火如荼地舉辦著的歐洲盃，也走不進電視頻道有限的大山。
洗完澡出來，她換上第二天要穿的球衣鑽進被窩，期待早晨的到來。
這些飛來飛去的劣質足球，正是孩子們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如果不是趕上了“好時候”，陶思芊也許會發現自己跟C羅多了一個共同點——在水泥地上踢球。
兩年前，學校還沒有球場。學生從水泥地上跑過去，總是帶起塵土飛揚，而且一摔就是一身傷。校長孫曉鳴承諾，一定給大家修一個足球場。
建場地需要將近50萬元，這是一個國家級重點貧困縣的鄉鎮小學不可能拿得出的數目。 孫曉鳴到石柱縣體育局和教委“到處要錢”。東拼西湊錢也不夠，孫曉鳴最後賒著工程款開始動工。球場建成兩年後，錢才付清。
一個人居住的陶思芊在做飯
孫曉鳴是球場邊最忠實的觀眾。有時候看得急了，穿著西裝褲和皮鞋的他乾脆衝上場去，踮起小碎步給學生示範帶球技術，不顧腰間的鑰匙串叮噹作響。
球場邊很少有家長“啦啦隊”。五年級的馬詩彤在球場兇狠拼搶的時候，她的爸爸正在1700多公里外的浙江寧波送快遞。
為了償還馬詩彤爺爺去世前治病欠下的幾萬元錢債務，原先在離家不遠的地方跑運輸的他只得和妻子到更遠的地方打工。
土墻旁邊掉漆的鞋架上放著三雙踢得灰撲撲的球鞋。家門前那片一下雨就澇成池塘的空地，是她和隊友一起練習顛球的地方。
每天早晨，當馬詩彤走下水泥砌出的100多級歪歪斜斜的臺階去上學時，她爸爸已經開著電動三輪車在寧波的大街小巷穿梭。
馬詩彤的爸爸每天要工作12個小時。每週日晚上，他和馬詩彤視頻通話10多分鐘。
馬詩彤早就習慣了家長的缺席，這個留著齊耳短髮的女孩在球場上是嚴防死守的後衛，平日裏也寡言冷靜，想爸媽的時候不會哭。
好不容易有一次，爸爸恰好從寧波回家辦事，在被學校老師叫去開會的時候，順便在訓練場邊站了一會兒。
這一站，讓這個有點酷酷的女生亂了陣腳，她覺得高興，可心裏咚咚地打鼓。腳一偏，傳飛了好幾個球。
在老師眼裏，這些飛來飛去的劣質足球正是孩子們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2012年，當過12年體育老師的孫曉鳴調任三河鎮小學校長，他便決定把足球作為學校的發展特色。
在他看來，籃球和排球對身高有要求，而農村孩子個頭普遍偏矮。足球是一項低門檻的運動，不需要多少器械，場地大與小都可以動，便於普及。他還把女足選定為學校的突破口。“農村孩子能吃苦、體力好，容易培養出好苗子。”
在這所沒有師資開設英語課的學校，找不出一個懂足球的老師。
學校裏沒有足球，孫曉鳴又去教委要了2萬元錢，20元一個膠皮球買了1000個，讓學校裏人人有球踢。就這樣，2013年4月，三河鎮小學女子足球隊“湊合”著成立了。第二年，男子足球隊也“馬馬虎虎”組建了起來。
兩隊員在練習頭球。
“重慶的房子都好高好高!”
踢球後，四年級的守門員丁小娟覺得自己變瘦了，短髮的後衛馬詩彤覺得自己“更兇了”，一群害羞的鄉下姑娘都感覺“活潑多了，話多了”。
當然，最大的共同點是變黑了。褪下足球襪，會看到她們結實的小腿都分成了黑白分明的兩截。每個女孩都頂著一張黝黑的臉，除了有蟲斑的地方一塊塊泛著白。
跟她們一起變黑的還有教練。
4個教練每天早上6點半就到學校，在第一節課前訓練1個多小時。下午風雨無阻地訓練2個小時。
這些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幾乎沒有物質報酬。教練每天只拿20塊錢的補貼，“就是一個喝水的錢”。
女隊主教練魏小光的妻子沒有工作。為了賺些外快，魏小光開了一個茶攤。每天下午訓練結束後，他騎摩托車從學校回到在縣城的家，還要在茶攤忙活到淩晨一點多才能休息。遇到足球隊有晨訓的時候，他只能睡三四個鐘頭。
帶學生參加夏令營活動的時候，魏小光一走就是一個月，還得花3000塊錢雇人幫忙料理茶攤生意。妻子嘴上抱怨著“兒子都不認識他了”，一轉頭幫他買好了十幾個孩子的車票。
在魏小光的眼裏，這些農村孩子肯吃苦，不嬌氣。女孩最開始一天哭兩三次，到現在很少有人哭。有的人摔破了膝蓋，眼淚流下來，“頭一甩就忘掉了”。
2014年4月，球隊首次出征，參加縣裏的小學生女子組比賽。沒有拿到名次，後來一打聽，全縣倒數第二名。
短短一年後，她們就取得了石柱縣校園足球小學組冠軍，還要去“大重慶”打大比賽。
在重慶，她們以“11：0”“8：0”“6：0”等等大比分優勢一往無前，最後一場決賽讓對手進了一粒球，順利升入全市小學的決賽。
第一次穿過大山到重慶主城區打比賽時，陶思芊和隊友們激動得一路都在叫嚷。
“重慶的房子都好高好高!” 她一下子把手舉過頭頂。隊員們都把去市區稱為“去重慶”，好像自己的鄉鎮並不屬於這個行政範圍。
對於生活在三河鎮上和附近山裏的她們來説，那裏到處都是“好玩的”。
第一次吃到自助餐，孩子們覺得非常新鮮。“餐廳特別大，有好大一塊區域都是各種各樣的菜!”自己在家時，陶思芊的選擇只有門前小花圃裏種的白菜、黃瓜和蔥。作為幾次比賽的獎勵，她們還參觀了動物園和科技館。
讓陶思芊震撼的還有主城區學校的球場，進行5人制比賽的時候，它居然可以分成兩個場子同時用。踩在這樣的綠茵場上，她的腿不由自主地發抖。
出現這種情況的不止她一個。魏小光看到，有的隊員平時明明訓練得很好，到了場上動作卻拉不開。還有孩子到了之後一晚上睡不著覺，第二天比賽時沒精神。
他完全理解孩子們的心情。“要是我到北京，肯定也緊張。”末了，他又補充一句，“當然，我也沒到過北京。”
足球場全貌。
時間久了，當對“大重慶”越來越“無感”時，這群“野孩子”就所向披靡了。
“你們不在的時候我一個人不也照樣生活!”
在球場，總有一條無形的線劃開了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城裏孩子的腿“白得就跟蘿蔔一樣”。
還有聲勢浩大的市區小學的觀戰親友團。“就跟高考似的，又是送水，又是紅牛。”家長們拉著橫幅，喊著口號，彩旗飄飄。
三河鎮小學隊這邊總是孤零零的。
最得意的一次比賽，人如其名的前鋒馬靈巧連進兩球，贏得了觀眾一片掌聲。她高興極了，咧開的嘴唇怎麼也包不住上翹的門牙。
喝彩的場外觀眾裏卻從來沒有她的父母。在重慶拿了市區總冠軍之後，她晚上到家，興高采烈地給爸爸打電話，只能得到一句抽象的誇獎：“你們還挺兇的，都踢到重慶去了!”
事實上，不光是比賽，她甚至沒有過一次有父母陪伴的生日。出生6個月時，爸爸媽媽就把她和大她9歲的哥哥託付給爺爺奶奶，外出到浙江溫州的繡花廠打工。
12年來，他們只回來過兩三次，已經吃不慣老母親做的家鄉飯菜。平日電話裏，做父母的最擔心女兒的安全，總是反覆叮囑她注意用電、上學路上小心過河、要聽爺爺奶奶的話。他們注意到，女兒踢球以後身體變好了，不像小時候那樣經常肚子疼了。
馬靈巧的爺爺還住在山區老家守著莊稼，每個月奶奶都要回去幾天幫忙，那是馬靈巧最脆弱的時候。從小鍛鍊出極強自理能力的她做飯洗衣上學都不成問題，但是會格外地想念爸爸媽媽。
自從在川北醫學院讀大學的哥哥給馬靈巧買了一隻黃色的足球，她找到了一個排遣寂寞的好方法。空蕩蕩的客廳，成了馬靈巧練球的場所。
今年春節，馬靈巧的父母回家過年，還給她買了一件“溫州最流行的羽絨服”，馬靈巧卻不喜歡。
堆滿桌子的獎盃。
她不想要羽絨服，她最想要的，是馬詩彤的那種智慧手機。
她擁有的那臺奶奶給買的旺旺仙貝大小的手機，只能接打電話和收發短信，不能上網也不能儲存照片。這一點讓她十分介意，因為她常常想著想著爸媽就想不清楚他們到底長什麼樣子。
在家度過的一個月裏，爸媽偶爾因為衛生習慣數落她兩句，馬靈巧扭頭就不理人了。第二天起來吃早飯，她突然撂下一句：“你們不在的時候我一個人不也照樣生活!”
聽著這話，爸爸覺得心裏被刀子扎了一樣刺痛。
這位40多歲的父親説，“不到1歲我們就把她扔到一邊，她覺得陌生、不認識你，那你能怎麼辦?”
有些讓他寬慰的是，馬靈巧越來越懂事。有時她夜裏打來電話，正趕上夫妻倆在工廠加班，女兒會説，“你們也是不容易”。
“她現在能理解，這是形勢逼人，逼著離開家的。”
爸爸媽媽不知道的是，馬靈巧還有很多秘密。體育課上被球砸腫了耳朵，被送到醫院，她堅決不讓班主任給家長打電話，怕“説了之後爸爸媽媽擔心”。
在學校，馬靈巧從來不向隊友講起對爸媽的想念。
跟馬詩彤天天黏在一起玩的隊友中，很多人的爸爸媽媽也常年在外打工，她們的父母在哪個省、做什麼工作，馬詩彤一概不知。
“我們一般不聊父母，”馬詩彤説，“都聊一些開心的事。”
“媽媽在家的時候，一切都好了。”
在三河鎮小學，比起開足球課，更難的是召開家長會，到場的多半都是爺爺奶奶。
“有時候發現一個學生的自覺性下降了，或者衣服不整潔了，我就知道他的父母又出去打工了。”一位老師説。
每年春節後，學校會跟家長溝通，希望至少有一方留在學生身邊。對著電話，有老師重復了無數次：“你掙錢也是為了自己的孩子，成長過程中的缺憾是用金錢彌補不回來的。”
“我們不否定你掙錢，但是現在通訊那麼方便，白天做活，晚上可以多跟孩子聯繫吧?”
儘管學校組織了足球隊，放學後開設了葫蘆絲、大鼓、繪畫、刺繡等課外班，還推行“替代家長”。可父母的角色，無法替代。
在馬詩彤眼裏，同桌冉玉鳳是幸運的。畢竟，她還有爸爸在家裏。
冉玉鳳的媽媽馬德芬自小喪母，馬德芬很清楚對一個孩子，沒有媽媽陪伴的成長意味著什麼。
因為沒有媽媽，“來那個”的時候，馬德芬手足無措地問別人該怎麼辦，被人戲弄和笑話了一圈，最後叔叔家的姐姐給了一張“紙”，她還不知道怎麼用。
她有些擔憂千里之外11歲的女兒。“如果哪一天她‘來那個’了，肯定也會慌張。”
可是，自從丈夫2010年在重慶市區修橋時從高空墜落，失去了勞動能力，養活一家老小的重擔就落到了馬德芬的肩上。從前在縣城一個月一千來塊錢的收入變得遠遠不夠，她只得南下廣東一家生産手機配件的電子廠打工，一次去好幾個月。
每次出發都伴著眼淚。冉玉鳳放學回來，看到媽媽已經做好了一大桌菜，開心地問：“今天干嘛做那麼多好吃的?”
“我買好去廣東的票了。”馬德芬開始哭起來。
臨行前的每一天晚上，她都吃不好也睡不好，夜裏頻頻起來去偷看女兒和兒子睡覺的樣子。由於受不了告別，她故意等到女兒上學之後自己再出發。
可是，在家的時候，馬德芬也總是自責不是一個好媽媽。女兒很小就勤快懂事，6歲多就學會自己洗衣服，上學也沒讓她操心接送過。生活壓力太大了或者跟丈夫冷戰了，她還是忍不住往女兒頭上撒氣，轉頭就訓斥，“做作業這麼不認真!”看到女兒把自己的房門關上，她又心很痛，反省自己不應該這麼兇。
她還覺得自己“説話不在點子上”，這讓女兒有事也都是悶在心裏，不願意跟她講。
同樣不講的還有女兒對她的思念。每次一家人視頻聊天，哭得最兇的都是馬德芬，女兒不時走出鏡頭範圍，沒有在她面前流淚。
而在學校裏，冉玉鳳從媽媽生日前十天就開始忍不住告訴同學：“我媽媽的生日快到了，我好想她。”
她從過年攢下的壓歲錢裏拿出40元錢給自己買了一隻足球。每天傍晚在房前屋後玩拋球和顛球。
今年過年回來的時候，馬德芬趕上看了一場女兒的足球比賽。在台下狂喊加油的她其實“什麼都不知道”，但是一看到女兒“跑得挺快的”“很有精神”，就特別興奮。
“我自己沒有什麼文化，只希望能養大孩子。”一天學都沒有上過的她有些愧疚從不能指導女兒做作業，“踢球和讀書都還是要靠校長”。
女兒冉玉鳳從沒有告訴她，她內心給媽媽打了高分。媽媽給自己做飯、洗衣服、關心自己，已經讓她覺得很幸福。
“媽媽在家的時候，一切都好了。”冉玉鳳露出淺淺的酒窩。
走出大山!
對於冉玉鳳這樣的低保戶家庭，校長孫曉鳴格外關注。他希望冉玉鳳的父母一定要堅持供孩子讀書，不要把她當成勞力來使用，“要不然一代一代的只會永遠受窮”。
讓孩子不再重復自己的生活，這正是馬德芬的動力。
在悶熱難耐的廠房裏上班的時候，她最大的期望就是自己的兩個孩子以後成為“有文化的人”，能夠坐在裝有空調的辦公室裏涼快。
為了實現這個願望，她必須努力掙錢供他們上學。
哪怕對工作手套過敏的手指已經開裂化膿，她也忍著痛不請假。而就算一個月一天都不休息，她最多也只能拿到4000多元錢。平日裏，馬德芬“花一分錢都要想半天”，在工廠飯堂吃1塊6一兩的剩菜。
“這就是農村孩子的命。”35歲的她説自己頭頂上已經全白，有的時候連氣都喘不過來。
“萬一，我女兒就改變命運了呢?”她轉念一想，不由得高興起來：“那我肯定整晚睡不著，做夢都要笑醒!”
馬靈巧的父母也希望女兒“讀出來轉為城市人口”，拿穩定的工資，“淘汰打工的身份”。
這對從1993年開始背井離鄉打工的夫妻説自己“打怕了”，卻還不能停下來。這邊老闆給發工資，轉頭就得給正在讀大學的兒子“發工資”。“等他們不需要找我拿錢了，我就能退出江湖。”馬靈巧的爸爸説。
初中沒讀完就輟學的他和小學文化的妻子如今都做到了車間領班，夫妻倆每個月加一起也只能掙六七千元。
他們希望兒女“有自己的能力去找錢，不要像我們這麼大年紀還要賣苦力”。
馬靈巧剛開始踢球的時候，他們還顧慮會影響學習，反對了一段時間，直到女兒的成績穩定在班裏前兩名才稍稍放心。
他們並不了解，通過踢球，女兒也許能踢開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門。
今年6月，包括馬靈巧、陶思芊在內的六年級畢業班的10名隊員被重慶市第三十七中學校和西南大學附屬中學選中，她們不僅不用交納跨區擇校的高價，還有可能申請到一定量的生活補貼。
馬靈巧爸爸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不是騙人的?”託兒子在網上查了一番之後，他的心才定了下來。
陶思芊媽媽也非常支援。一直生活在石柱縣內的她説不出具體的所以然，但是相信“能走出去那肯定不一樣”。
陶思芊是她的第三個孩子，在享受二孩政策的土家族屬於超生的一個。日子過不下去的時候，夫妻倆考慮過把她送人，並聯繫好了一個自稱來自北京的買家。
哭了一整夜之後，陶思芊的媽媽又改變了主意，第二天天還沒亮她就讓丈夫把女兒抱了回來。後來回想起這件事，她對女兒説，“要是那時候叫人把你抱走，説不定你就在大城市生活了。”
馬靈巧和陶思芊多次在班會課上、錄影機前用普通話字正腔圓地演講：到了更好的環境會好好踢球，將來成為專業的足球運動員，為國爭光。
足球帶給孩子們一條出路。只是，“娃還小，不知道珍惜”。教練預言，5年以後，等她們再長大一些，就會明白這段人生轉折的重要意義。
趴在自己家的窗前，馬靈巧垂下睫毛，輕聲嘟囔著捨不得奶奶。
“其實我不是很開心，”陶思芊聽到可以進城讀書的消息後，心事重重，“我媽媽生我的時候42歲，現在已經50多了，我想多陪在她的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