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新華聯集團董事局主席傅軍認為，目前，我國增值稅率高達17%，可考慮下降5%，調整至12%。
齊魯網北京3月3日訊（特派記者 蔡曉彤）3月3日上午，當被問到今年“兩會”的關鍵詞時，全國政協委員、新華聯集團董事局主席傅軍給出了“供給側改革將給民營經濟帶來更多發展機會”的回答。他建議，全面減輕企業稅負，充分發揮稅收政策作為需求側政策和供應側改革連接點的作用。
面對世界經濟錯綜複雜的形勢和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局面，黨中央于2015年年底適時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思路，期望通過提高社會需求尋求經濟的新增長、新動力。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的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的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傅軍認為，其重點就是要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降低企業成本，化解産能過剩，優化企業重組，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在他看來，供給側改革將引發經濟蛋糕的重新分配：減稅將導致生産凈稅額佔比下降，加速折舊和産能去化將導致固定資産折舊佔比短期上升、長期趨降，降低成本和産能去化將導致企業營業盈餘佔比上升。
目前，“供給側改革”已成為人們街談巷議的熱詞和媒體爭相探討的焦點，但傅軍認為，這一説法更多的是停留在思路上、意識上和説法上，還沒有操作細則的出臺和過硬措施的落地。他建議國家要儘快拿出幹貨，真正的使具體政策儘快出臺。
鋻於此，傅軍提出5項建議，助推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在供給側改革中的發展，確保中國經濟走上一條健康發展的快車道。
傅軍建議，應全面減輕企業稅負。有關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宏觀稅負大約在37%，已進入一個高收入國家階段。在高稅負的重壓下，企業難以快速擴張、搶抓機遇，也無力大幅提高員工的福利待遇。因此，國家應借助“供給側改革”的契機，全面降低企業有效稅率：一是降低增值稅。目前，我國增值稅率高達17%，可考慮下降5%，調整至12%。二是降低所得稅。傅軍説，就大型企業而言，25%的所得稅還算比較合理，但對中小微企業來説，這個稅率明顯偏高。國家可根據企業規模差異區別對待，對尚處於成長期的中小微企業予以20%的低稅率優惠。三是進行財稅制度的改革。簡化稅制，國家要加快推進“營改增”等稅改步伐，通過給企業更多的減稅減負讓利，充分發揮稅收政策作為需求側政策和供應側改革連接點的作用。
其次，大幅調降不合理費用。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社會綜合成本較高。其中，“五險一金”的標準過高，脫離中國發展實際，使企業與員工都不堪重負。還有城市維護建設費、教育附加費、防洪基金、職工教育基金、殘疾人保障金等等，都加在企業頭上，日常所需的水、電、氣、油等價格也比發達國家要高。同時銀行利率與歐美、日本等國家相比也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使企業的融資成本居高不下。高昂的社會綜合成本，使中國企業缺乏市場競爭優勢，難以參與國際競爭。因此，國家應根據中國國情和企業實情，取消一切不合理的亂收費，下調貸款利率，降低“五險一金”標準，為企業減免相關附加費用，切實提升企業盈利水準和核心競爭力。
他還提出，要讓市場真正在配置資源中發揮作用。建議國家在“供給側改革”中進一步簡政放權，出臺和完善實施細則，更多運用市場化機制，破除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制度性障礙，充分激發企業家精神和企業活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有效提升整體經濟體運作的效率。
另外，積極推進企業並購重組。目前，一些經濟行業不景氣，甚至有很多企業需要“退出”。這就是調整産能過剩的陣痛。傅軍認為，必須堅決剔除那些年年虧損嚴重，依靠信貸資金和財政補貼維持生存的“僵屍企業”。但“剔除與退出”並不意味著浪費資源，而是進一步重組、並購，重新整合資源。通過重組、並購，能形成一種集中度、效率、水準更高的結構，推動工業轉型升級、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提升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調整優化産業結構，培育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大集團。因此，國家要加大力度推進企業重組、並購，支援民營龍頭企業參與更多國有僵屍企業的改革，充分激活國有存量資本，同時也鼓勵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投資民營企業，通過優勢互補實現互利雙贏。
傅軍還建議，鼓勵中國企業加速創新。“中國企業一向“大而不強、快而不優”，這是長期以來與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有關的。”他説，與世界發達經濟體相比，30多年來，我國主要依靠要素驅動、投資驅動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由此導致我國經濟發展品質不高、效益不好，産品多在中低端水準上參與競爭，在國際産業分工中賺的多是苦力錢，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不高，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偏高，受制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