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山東泰安市民王女士日前因身患重病的父親需要轉到濟南接受治療，從濟南叫了一輛救護車到泰安再到濟南，但80公里的路程，救護車竟要價3600元。當時面對病情危重的父親，王女士只得掏了這筆錢。
解決價格問題，首先需要強化市場監管，比如將救護車的收費納入政府的管理體系，對亂收費的救護車進行處罰。按照濟南市物價局的規定，救護車收費基礎價格為10元，行駛里程按照往返合計計算，每公里3元。按照這個規定，80公里的救護車費只需480元。但是，物價部門的規定還有一條：救護車服務的費用可由供需雙方在使用前協商確定。正是這條規定的存在，使那輛救護車可以振振有詞地收取“天價”費用。
按照市場化的原則，車費確實可以由供需雙方協商確定，但是這只能是在供需雙方有充分的博弈條件之下才能採用的方法，起碼要讓作為病人的消費者有充分的選擇權。但救護車市場的實際情況是，病人急需到醫院急救，時間就是生命，對救護車的收費只能無條件接受。這種特殊的關係使病人難以對救護車收費討價還價，而救護車則可以乘人之危，開出天價，病人方面無奈之下也只能答應。顯然，病人與救護車之間不存在平等的市場條件，兩者不可能展開充分的價格博弈。
相對而言，救護車的需求是個“小眾市場”。救護車不可能像計程車一樣在城市道路上空駛攬客，這種特性也決定了它不能適用市場化的原則，讓用戶有充分的選擇空間。而救護車由於出車在很多時候不飽和，因此一旦遇到需求則很容易“獅子大開口”。由此可見，“天價救護車”頻繁出現，關鍵在於對救護車市場的定位模糊不清，或者説錯誤地使用了市場化的定價機制。
對病人來説，救護車這種難以轉移的剛性需求不適宜運用市場化原則決定價格。政府部門應將救護車納入民生公益類事業，一方面，每個城市的急救中心都應按照人口總量的一定比例配足救護車。另一方面，嚴格控制救護車的價格，並公佈收費標準和監督電話，而不能引入所謂的價格協商機制。
一般地説，需要使用救護車的病人大都是大病重病患者，其醫療費用本身已經很高，因此救護車收費應實行低價原則，大體上保持與城市公交的同等水準。政府則應對急救中心實施財政補貼，保證配足救護車、使用暢通。建立這樣一種機制，既讓民眾用得起、用得好救護車，也能讓救護車在政府行使的醫療保底責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周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