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産黨問責條例》，會議強調，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專家分析，在即將迎來建黨95週年之際，中共再度釋放出從嚴治黨的強烈決心。
“七一”前再亮從嚴治黨利器
根據官方發佈的新聞通稿，這次政治局會議指出，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條例貫徹黨章，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
此外，會議指出，對於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後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釋放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本月7日，官方曾發佈消息稱，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京主持召開部分中央部委負責同志座談會，並到遼寧省召開座談會，就制定中國共産黨問責條例徵求意見。
王岐山在講話中指出，制定問責條例就是要把利劍高懸起來，告誡和警示全黨，黨中央對問責是動真格的，黨的領導幹部不擔當、不負責就要被追責。
此外，王岐山還強調，制定問責條例要堅持問題導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黨章、聚焦政治責任，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開展問責。要抓住“關鍵少數”，直指壓力傳導不下去這個突出問題，讓從嚴治黨嚴起來實起來。
專家解讀：治理官員只要權力、不擔責任的現象
目前，此次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産黨問責條例》的具體內容尚未公佈，但是通過政治局會議的相關表述，已經可以透視出中共這部黨內問責條例的諸多側重點。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對中新網記者分析，此次會議強調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這就頗具針對性。
馬懷德説，此前中共黨內也有諸多問責制度，但是，就執行效果來看，問責存在不平衡、不主動的現象，影響問責的嚴肅性和有效性，一些領導幹部不作為、亂作為、不擔當的現象突出。
“比如，被動問責的多，主動問責的少。一個問題出現了，有領導批示、有上級督辦這樣的問題就問責的多、問責的快，其他問題就少問責、不問責。再比如，一些問題，直接責任追究的多，領導責任就追究的少，主體責任沒有落實。問責不力，官員的責任意識就無法形成，從而出現了官員只想要權力，不想擔責任的現象。”馬懷德説。
此外，針對會議強調要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的相關表述，馬懷德説，這個要求就是將黨內問責更細化、更具體、更明確。
馬懷德分析，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需要黨的每個組織和每個黨員幹部共擔，以前總在強調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但是對於黨內的不同系統來説，落實從嚴治黨和權力問責，責權需要分的更細緻。
“既然是全黨的問責條例，就要細緻説明責任‘誰來問、問什麼、怎麼問’的問題，有必要明確到具體的系統和部門，組織系統的責任誰來問、問什麼、怎麼問，宣傳系統、統戰系統、政法系統等，這些都需要明確。”馬懷德説。
制度背景：中共問責制度從分散走向權威
關於中共的黨內問責制度，此前比較為人熟知的是中辦、國辦在2009年頒布的《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這個暫行規定至今已有7年。但是，中共關於問責的相關制度規定並不僅限于這一個。
馬懷德介紹，此前，中共黨內問責制度較為分散和零碎，現行的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中，與問責相關的多達119部，其中專門規定問責的就有12部，這其中就包括上述《暫行規定》。在此次全黨的問責條例出臺之前，涉及黨內問責的制度不僅較為分散，且存在表述不一、概念不清、內容不聚焦、可操作性不強等諸多問題。
記者注意到，2013年11月，《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適時修訂《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問責情形、規範問責方式。抓緊制定嚴格做好被問責幹部工作安排的有關規定，嚴格被問責幹部復出條件、程式和職務安排等，保證問責制度與黨紀政紀處分、法律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銜接。”
馬懷德表示，中辦、國辦此前印發的上述《暫行規定》是在十八大前，並且由中辦、國辦聯合下發，體現出內容還是在行政問責的層次。如今通過的《中國共産黨問責條例》，是一部黨內法規，它的權威性、系統性，以及對十八大之後新情況、新問題的針對性都更強了。
十八大以來，包括《中國共産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産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産黨巡視工作條例》等，中共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一再紮緊。
馬懷德説，從《暫行規定》升到《問責條例》，意味著中共將問責制度通過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支撐又有了重要一環，在“七一”前夕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這部問責條例，再度釋放出中共從嚴治黨的強烈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