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18日下發通報，要求各新聞單位對記者站、網站、經營部門、采編部門進行集中檢查清理。通報禁止記者站跨行業、跨領域採訪報道，禁止新聞記者和記者站未經本單位同意私自開展批評報道。

　　
       這一通報立刻引來強烈反響。這些反響大體圍繞了兩大問題，一是時下層出不窮的媒體記者敲詐勒索等謀私行為，二是記者的輿論監督權問題。對後一個問題，網際網路上的議論尤其多。由於新華社昨天的報道非常籠統，官方的進一步解釋看來對引導圈內共識，弄清具體規定頗有必要。

　　媒體如今處在前所未有的困難時刻，媒體記者的水準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參差不齊的時期。毋庸諱言，很多媒體將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向經營工作，有些財經媒體甚至將采編和經營部門打通，形成機制上的傾斜。這些無疑會影響媒體的客觀性，為媒體下屬的記者站和記者個人用採訪權換取私利開了更大口子。

　　央視財經頻道的郭振璽事件使得媒體和記者的聲譽雪上加霜，加強治理顯然勢在必行。

　　然而網上輿論的很大一部分針對了“禁止新聞記者和記者站未經本單位同意私自開展批評報道”這句話。這一強烈反應的背景是，最近兩年不斷有媒體記者以“個人名義”在網上開展各種轟動性爆料，它們都很尖銳，有些得到驗證並達到輿論監督的效果，但也同時對社會輿論的整體面貌産生了複雜效應。是否應鼓勵這些記者在媒體之外開展批評性爆料，一直存在爭論。

　　我們認為，媒體對旗下記者開展批評報道做統一管理，這是必鬚髮生的改進。世界大的新聞機構都是這麼做的，這是現代社會輿論秩序的基礎性規則之一。

　　與此同時，中國廣大媒體人的現實願望和感受也需得到關注。大家對批評報道的認識，對實施批評報道環境的看法，都是管理部門應當認真了解的。任何治理都需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援，才能順利推行。

　　圍繞“言論自由”的深層爭議一直在媒體圈中存在，對批評報道的任何管理都會讓一些人形成對這個問題的聯想。對市場化媒體當前經濟下滑的焦慮，與部分人的長期困惑交織在一起，造成了敏感的事情更加敏感。

　　我們想説，批評不可能在中國被禁止，限制正當的批評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但有一層窗戶紙必須徹底捅破，那就是，中國媒體在本國的政治體制裏決不會在核心屬性上與西方媒體高度相像。中國媒體只能與本國國情相契合，對中國的社會治理髮揮建設性作用，這包括批評報道。中國的媒體人也必須在這一根本框架內探索業務模式，尋求個人發展空間。這些應當是中國媒體和媒體人自我認識的基石。

　　試圖針對國家體制開拓具有挑戰性的批評報道，這在中國不可能走遠。媒體人如果在這樣的道路上設計個人的前途，也會遲早碰壁，走不下去。入媒體這一行，就需對此建立清醒認識。

　　國家早已形成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這條路把中國帶向前所未有的繁榮和進步。這是一個龐大體系，它在人類歷史上堪稱是全新的。中國媒體需要融入這個體系，在它的內部互動中扮演積極角色。而且何為“積極”，只能由實踐來定義。媒體人不能先驗地搬來西方那一套，要求整個體系圍著媒體人的偏好和意志進行修改。這完全不現實。

　　如果説“禁止私自開展批評報道”是針對敲詐勒索之外另一類記者行為的，我們認為，帶著這樣的基礎認識來理解通報，可能更容易些。

 

初審編輯 闞金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