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毛澤東修改稿。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産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會作了報告。12日，毛澤東對這份報告進行了修改，強調“自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並根據這份報告通過了大會決議。

七屆二中全會是黨的歷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也就是説，它是中國共産黨在執政之前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

檔案的開篇就點明瞭會議召開的背景。“遼沈、淮海、平津三戰役以後，國民黨軍的主力已被消滅。國民黨軍的作戰部隊僅僅剩下一百多萬人”。“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

這三種方式，都是在解放戰爭中創造出來的。天津方式就是“用戰鬥去解決敵人”。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按我軍制度改編。綏遠方式就是暫時保存國民黨軍隊，過一段時間後再去改編。後來對國民黨殘余部隊，都是用這三種方式解決的。特別是後兩種方式的運用，大大加快了全國勝利的進程。

七屆二中全會是在中國共産黨已經接管了全國許多城市的情況下召開的，所以會議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問題。毛澤東在會議報告中指出，“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他還提出了在取得政權後，要同不拿槍的敵人鬥爭的新任務。

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對於中國共産黨在新中國成立後更好地執政，具有重大意義。工作重心轉移後，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

首先是人力問題。毛澤東提出“把軍隊變為工作隊”的方法，強調“必須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幹部學校”，還明確提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産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這些都是城市建設的力量來源。其次是中心工作。毛澤東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産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只有將城市的生産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産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産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併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特別在北方老解放區，“黨在這裡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産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七屆二中全會還規劃了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藍圖。這種規劃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和外交三方面。政治方面，毛澤東認為：“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佔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我們即將建立的政權性質是“無産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經濟方面，毛澤東分析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並指出，對於官僚資本，要沒收歸“人民共和國所有”，“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對於私人資本主義，要採取“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對於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另外，必須統制對外貿易，從而加速形成“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

外交方面，毛澤東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改革海關制度。”“在做了這些以後，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要同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非常可貴的是，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還諄諄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資産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資産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産黨人”，“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這就向全黨敲響了警鐘，這就提出了要防止糖衣炮彈的問題，這就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新中國成立後的事實證明，七屆二中全會的這些告誡是非常必要、極其重要的，也是很有預見性的。後來，果然有一些黨員幹部生長起各種不良情緒，資産階級也果然出來捧場，並用糖衣炮彈把一些黨員幹部打倒了。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告：“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這次會議以後，中共中央就由西柏坡遷往北平，離開了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

關於這次中央機關的遷移，毛澤東意味深長地把它稱之為“進京趕考”。七十年過去了，當年的趕考已是成績斐然。七屆二中全會是一次充分的“備考”。它提出的建國方略，它敲響的噹噹警鐘，它提出的諄諄告誡，讓共産黨人在執政之後經住了考驗，讓新中國在歷史上、也在世界上，都熠熠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