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2萬餘項科技成果

促成3500余項技術對接

為軍工領域輸送58名技術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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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專員吳淩

從業8年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績單

將“國之重器”的創新勢能

轉化為驅動市場前行的澎湃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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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檔案

成都工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成都工創科技”）于2018年11月成立，由國家技術轉移西南中心引入落地成都高新區菁蓉匯西南技術轉移聚集區。作為國家軍民兩用技術交易中心成都分中心的運營管理方，成都工創科技致力於為軍工院所、高等院校和科技型企業搭建技術轉化的橋梁。

在總經理吳淩的帶領下，成都工創科技構建了涵蓋科技成果評價、技術展示交易、資質服務等全鏈條服務體系。日常工作中，吳淩團隊既要高頻次對接軍工院所和企業的技術需求，又要著力打造專業人才隊伍。通過“內培外引”模式，公司組建了一支由內部骨幹和軍工專家組成的技術經理人團隊，並定期舉辦專業培訓活動，搭建院所與企業間的溝通平臺。

從業8年，吳淩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績單：累計整合科技成果2萬餘項，促成技術對接3500余項，組織包括高級技術經理培訓在內的6場技術經紀人專項培訓，為軍工領域輸送58名技術經理人，舉辦或參加“校企雙進”“科創天府·智匯蓉城”等成果對接活動超百場。

TA的轉化日記

“做成果轉化，必須從‘資訊仲介’到‘解決方案提供者’轉型。”

憑藉多年行業深耕，吳淩敏銳地指出當前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存在的短板。在他看來，多數機構仍停留在基礎的資訊對接層面，亟需提升技術評估、商業策劃等全流程高端服務能力。

通過不斷實踐、總結，吳淩已構建起一套服務體系。他認為，熟練掌握科技成果轉化相關政策是服務的首要前提。“合理利用好政府工具，比如科創券、稅收減免等，能為企業或創業團隊提供真金白銀的幫助。”吳淩説道。

例如，在服務AGV防爆鎧甲系統這個項目時，團隊全程協助院所完成技術合同登記，最終幫助其獲得稅費減免。吳淩表示，“這個項目涉及的技術交易金額達到800多萬元，按照政策規定，500萬元以下的技術交易可以免征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超過500萬元的部分則享受企業所得稅減半徵收的優惠。通過合理利用政策，為院所節省了可觀的稅費支出。”

除了精通政策，成果轉化機構內部還要形成系統化運作機制。

“首先要建立成果篩選評定標準，確定成果的技術價值和商業價值。”吳淩表示，“其次，根據成果與市場的成熟度差異，精準匹配轉化方式。”

此外，激勵分配機制是決定高校院所成果轉化率的關鍵因素之一。吳淩舉例道，“川大、電子科大老師的成果轉化概率能達到90%，但部分軍工院所目前只能到50%。”

他認為，在成果轉化過程中，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各方共同關注的焦點，因此為高校院所設計科學有效的激勵方案同樣至關重要。

從“資訊仲介”

向“解決方案提供者”的轉型

在國防科工領域，成果轉化始終以服務武器裝備研發為核心，實戰導向性尤為突出。吳淩指出，“相較于其他領域，國防技術成果應用場景明確、成熟度高，産業化更具優勢。”

不過，國有科研院所的成果轉化以傳統的技術許可為主，如作價入股等更加市場化的合作模式需破解國有資産管理、交易程式合規等環節，這也對服務機構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吳淩以團隊曾推動的某院所CVD金剛石涂層技術轉化舉例。該技術線上材加工領域應用廣泛，該院所因資金短缺亟需融資1000萬元擴大生産。經過需求挖掘，團隊匹配到了廣東某企業，其新材料業務領域與該技術高度契合。

“在推進該項目時，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國有科研院所在作價入股政策方面的滯後性。”吳淩介紹，當時國有資産管理對科研人員成果轉化的考核機制尚未完善，特別是缺乏對單一項目的容錯機制。這意味著科研院所領導在決策時承擔著較大風險。

“敢於簽字推進轉化的決策者和科研人員，都需要有極大的決心。”吳淩介紹，“我們不僅要完成技術對接，更要協助院所設計合規路徑，推動建立領導幹部的容錯免責機制。”

經過反覆磋商，吳淩團隊最終創新設計了“技術作價+現金入股”的合作模式。歷經4個月的多輪談判，雙方正式簽署合作協議。這一合作解決了院所的資金困境，也成為了軍工技術民用的成功範例。

這一案例背後，也折射出成都市在創新生態建設方面的持續探索與突破。吳淩認為，近年來，成都逐步構建起覆蓋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到産業落地的全週期服務體系，形成了高效協同的創新生態系統，同時，在軍民融合戰略深化和國防科技成果管理政策持續優化的雙重驅動下，國防科工科技成果轉化在數量和品質上均有明顯提升。

“雖然現階段的轉化工作已有明顯成效，但要真正實現科技成果的産業化落地，在制度建設、權責劃分等方面仍需持續完善。”吳淩表示，“國防科技成果轉化起步相對較晚，整個行業仍需經歷一個逐步成熟的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