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敘事的時空構建，可以看作是個人宗族(家族)、郡邑鄉里、家國天下三個層次空間維度在時間維度中的交互與演進，這一時空舞臺的主體自然是人，而其中文人在歷史舞台中具有比其他群體更為強烈和自覺的主體意識。 《禮記·大學》指出，一個人如果要“明明德于天下”，則應當以“修身、齊家、治國”，並指出“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是這個過程的條件和方法。
國史、郡志、族譜以及個人詩文構成敘事時空中的歷史證據。今天，覽常山“宋詩之河”的歷史和人文背景下，也可以採擷到詩人們家國情懷的獨特呈現和表達。
一、南渡士人：何以為國，何以為家?
西元1127年的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山河破碎，其情狼狽。但出於維護尊嚴的考慮，這場政治、軍事上的失敗帶來的逃亡意味，被刻意掩蓋甚至美化，稱之為高宗“南狩”。這一時期，北方士人紛紛率族南遷避亂，需要指出的是，南遷之舉不僅有保全家族的目的，更有拒絕與金政權合作的氣節表達和政治抉擇。如常山博龍溪惇敘堂樊氏世譜這樣解釋始遷祖樊清南遷的原因：“豈無事金，何以為心?非膚非發，乃獸乃禽”。
在樊氏世譜中，進一步指出舉族南遷的必要性和動機上的異同：對老一輩來説，南遷是對國家的忠誠，而較為年輕一代的南遷，則兼有盡孝的動機，舉族南遷符合“天道、人倫”的要求的行為。
南渡士人家族最初大量聚集臨安，稍後又分散到各地，其中一部分人就選擇在浙江上游的常山安頓親眷家屬。在常山當地世譜中，第一階段稱為“扈蹕南遷”，即為宋高宗“南狩”修橋鋪路，提供物資、人才和政治道義的支援;第二階段稱為“擇趙氏凈土”，即在江浙一帶寓居、定居，因此才有了近900年來的生息繁衍。
同一空間下，從靖康之變往前推40年，衢州人趙抃的《元日》詩中有：“住在三衢山好處，望中還賦式微詩”，引用詩經“式微式微，胡不歸”句，表達懷鄉之情。相比于南宋時期的動蕩，年逾古稀的趙抃筆下北宋三衢的鄉關，是篤定而溫暖的歸處。
而對南渡的士人來説，政權風雨飄搖，北土淪陷，故國、家園都在遙遠的北方，除非能一舉直搗黃龍，否則回到故園必然是空想。士人效忠於南宋朝廷，固然有作稻粱謀並籍此實現政治和人生抱負的思量，更寄予了收復故土的使命願望。在這裡，國與家再一次緊密聯繫在一起，並具有很大的可期性。
然而現實往往難以盡如人意，有時難免殘酷。效力於高宗的趙鼎幾起幾落，在政治上，趙鼎偏積極的“主守”立場，經歷數次挫折，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逐漸趨向更為保守的“主守”立場，即便如此，仍為以秦檜為首的投降求和派所不容。
身處亂世，倉促間離開故土，對故土的眷戀與依賴是自然的。建炎三年(1129)，趙鼎在《趨三衢別故人》中寫道“傖父何由習楚風，家山俱在古河東。” 趙鼎老家黃河東邊數十里的山西解州，故稱家山在古河東。趙鼎四歲時其父去世，由其母樊氏教趙鼎詩書而進學，靖康之變後，趙鼎追隨宋高宗一路來到臨安，而家眷安排的常山。初來乍到的趙鼎家庭，與先前已經到常山的樊清、范衝、魏矼等故舊家庭聚集，相互幫襯慰藉。此次在三衢別故人，趙鼎懷有“四海未知棲息地，百年半在別離中”的離亂悲情。
可見，南渡後最初的幾年裏，“故鄉”的概念，是指生於斯長于斯，但以淪為金人鐵蹄下的遙遠北方。
二、廟堂、江湖中與故國、家園
南渡前，老一輩的人有的已經退休，如常山樊氏始遷祖樊清，在北宋末年已經致仕，而樊清的長子事丞，在徽宗政和五年(1116)以儒學提舉任嚴州府(今浙江建德)團練推官;次子大鑑(出繼湍公為嗣)，于政和二年(1112)舉進士，後任真州(今江蘇儀徵)防禦使。靖康二年(1127)，樊清的長孫也已經舉進士。對樊清來説，雖然已經擇居常山疊石，但始終懷有回歸故土南陽的願望，但時不我待，這一代老人當然沒有能夠實現回到北方故里的願望(世譜像傳：“始公亦欲歸南陽之故里，而其卒也”)。
相比之下，此時年過不惑的趙鼎，與范衝、魏矼年紀相倣，正值當年。趙鼎從北邊攜帶家屬一路追隨宋高宗，自然是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的。
滿懷希望出仕的趙鼎，在臨安很快遇到了政治阻礙。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趙鼎因忤旨歸黃崗山賦閒，在山路間築獨往亭，並賦詩《獨往亭》示親朋：“山下溪流接潮水，時憑雙鯉報平安。”以常山溪流與杭州錢塘之間水道及書信聯通，揭示自己未能切斷對時局的關心以及為收復故土，“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為此，趙鼎的故人呂本中、林季仲、張嵲、沈求與、張浚等都有詩歌相和，鼓勵趙鼎當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審時度勢，在歸隱鄉里與效力朝廷之間作出抉擇。
在這個時期，寓居之地是遮蔽風雨的耕食之地，也是接納收留仕途和政治上失意時的歸處。雖有“夢裏不知身是客，且把他鄉作故鄉”的自然流露，但收復故土仍是他們的夢想。
三、“何以為家”：千年之問留下的語言活化石
無論是開枝散葉于常山的學士樊清，還是一心報國的仆射趙鼎，以及無數在此期間南渡擇居三衢之地的士人，都面臨“何以為家”的困惑。
在朝廷方面，南宋稱杭州為“臨安”，其政治定位為“行都”，稱為“行在”，旨在宣示不以偏安半壁江山為永久之計以及收復北土的政治立場和決心。而南渡士人同樣希望回到北方故土，在國家、宗族、群體、個人的目標，在這裡達成了一致，這也是南宋政權合法性和人心歸附的基礎，是士人多持“主戰”立場的內在動機。
在民間，對擇居南方各地而出生在北方的人來説，這些地方當然不是他們的“家”。而對他們的晚輩來説，以北方祖籍為家，則是謹守人倫與孝道的需要，以至在南方生活多年，歷經幾代人，他們始終不敢稱三衢為家。
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孔子四十八代嫡孫曲阜的孔端友襲封衍聖公，政和元年(1111)奏修曲阜闕里孔廟。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在揚州祭天，孔端友奉詔陪祀。次年，金兵進一步南犯，孔端友率族人一百多人，追隨高宗南渡，而聖門弟子顏、孟、曾的後人三族唯孔氏馬首是瞻隨行。 在杭州，高宗準備賜孔端友居衢州，孔端友將這一安排告知新結識的時任員外郎的趙鼎，趙鼎本寓居衢州常山，聞言欣然表示願助一臂之力。孔門舉族逆江而上，接到聖旨的衢州知府胡唐老，于渡口迎候衍聖公一族，並安置族人于衢州府學。後人稱衢州為“東南闕里”，正是源於衍聖公率族在衢州定居這一歷史事實。
風雨飄搖中的南宋雖只是半壁江山，但衢州交通便利而遠離兵燹，孔氏一族安置在衢州府學，對身為儒家的讀書人來説，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是文化心理上的安定劑。分處浙江河口-源頭兩端的“臨安-衢州”成為“政治-文化”的首要之地。
“闕里”原為借指，以表示對南遷寓居衢州的南孔的尊重，衢州地處東南，故稱“東南闕里”，以區別曲阜。 衢州既已成為孔門的落腳處，而士人追隨南宋皇室和曲阜聖門，故不敢妄稱衢州為自己的“家”。 這樣，三衢之地的“家”，因祖輩家園在北國、聖門落腳在衢州雙重的原因，不可以直呼為“家”了。
名義上的臨時落腳點衢州，在實質上成了這些士人及其家族新的家園，這樣就形成借指“闕里”表示擇居地的“家”，以避免被人誤解為對北方故園的遺忘。
在這個背景下，紹興五年(1135)，樊清的曾孫，年僅24歲的樊德輝(諱充)完成了南渡後第一次修世譜的工作，趙鼎以通家之誼為之作序。世譜接續了北邊的世系，這也是對故國、家園的另一種寄託與緬懷。
南渡之人大多操北方方言，到了地處吳越之地的衢州，當地人主要講吳語。在慢慢融入當地的過程中，部分詞彙也強勢地滲入到當地方言中。
如今，距離靖康之變已經890年，許多人已經不再在意南渡前北方老家在哪，但常山縣幾乎所有講本地話的村落，仍然沒有“家”這個詞彙，“家”字只出現在村落名中(念gā),以及外來詞如“科學家”(念 jiā)等表示職業身份的詞彙中，而口語中表示家眷居住所在的“家”，一律是“闕里”。這是南渡後擇居地的詞彙“家”受到雙重抑制與刻意回避使用，以至逐漸消亡的語言活證據。
紹興十四年(1144)趙鼎被秦檜陷害，移海南吉陽軍(今海南三亞)安置。 南去的路上，趙鼎在《賀聖朝·道中聞子規》寫道：“徵鞍南去天涯路。青山無數。更堪月下子規啼，向深山深處。悽然推枕，難尋新夢，忍聽伊言語。更闌人靜一聲聲，道不如歸去。” 這裡，“子規啼”、“道不如歸去”，則已經帶有回到東南闕里的常山黃崗山的意味了。
四、結語
南宋特殊的政治格局，造就了特殊的家國、故園情懷。 在國家層面，收復故土是南宋政權合法性的需要，而現實中又受到各種制約;在個人層面，北方的故園與南方的寓居之地，何處為家，也經常面臨兩難的境地。這些問題，不僅反映在國家層面，也反映在士人的詩文，以至寓居地家族的日常語言中。
而這種特殊性和個性的表現，也同樣蘊含著士人們的家國情懷的共性，在現實的衝突和張力中折射、閃現著精神的光輝，對我們今天理解家國、故園具有啟發意義。
(作者係中核集團秦山核電公司高級工程師、常山縣宋詩之河文化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樊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