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介字中甫，衢州常山人，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進士，嘉祐六年(1061)舉制科，曾任秘書丞、靜海知縣、職方員外郎、尚書祠部郎中、秘閣校理、集賢校理、常州知州、湖州知州等職，子沇之、漢之、渙之、弟悆、悆子溈之，皆舉進士。
《宋史》記載王介十分簡略，僅在《王漢之傳》中言及“舉制科，以直聞，至秘閣校理”。王介早年事跡，史料極少。據李賢等《明一統志》卷43：“賢良峰，在常山縣北一十五里，宋王介讀書其下，後舉賢良科第一，故名。”由此可知，王介曾在常山縣北讀書，後世稱其處為“賢良峰”。王介入仕後的事跡，散見眾多史籍中，此將王介及其相關詩文鉤沉于下。
一、王介科舉入仕
宋代士人入仕主要途徑是參加科舉考試，王介也通過科舉取得功名。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王介中進士。明弘治間修《衢州府志·科貢志》載，“王介，慶曆六年賈黯榜進士”。清乾隆間修《浙江通志·選舉志一》載，慶曆六年丙戌(1046)賈黯榜進士有王介，常山人。與王介同年中進士的還有劉敞、劉攽兄弟和常山同鄉吳瑊等。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王介與蘇軾、蘇轍同中制科。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宋仁宗嘉祐六年八月，“乙亥，禦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軾所對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為祕書丞、知靜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官。……介，衢州人也。”《宋會要輯稿·選舉十一》又載：“(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命翰林學士吳奎、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權史中丞王疇、知制誥王安石就秘閣考試製科。奎等上王介、蘇軾、蘇轍論各六首。”“二十五日，帝禦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著作佐郎王介、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河南府澠池縣主簿蘇轍。”“軾策入第三等，介入第四等，轍入第四次等。詔軾為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府判官公事，介為秘書丞、知通州靜海縣，轍為啇州軍事推官。”中制科後，王介任秘書丞、知通州靜海縣。
制科又稱特科，是中國古代科舉制中不定期的非常規考試，必待皇帝下詔才能舉行。制科的主要科目有賢良方正科、直言極諫科、博學宏詞科等，具體科目和科考時間均不固定。北宋中前期，與進士科相比，不僅制科次數少很多，沒有中制科的人數也屈指可數，制科成為當時人人仰慕的“大科”。就北宋仁宗朝四十年(1023-1063)來看，進士科舉行13次，前後進士共有4561人，而中制科者前後不到20人。對於宋仁宗在位時的制科取士，南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仁宗皇帝》評曰：“仁祖以來，則制科得人為盛，書判拔萃余靖、尹洙，茂才異等富弼，而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在天聖則得何咏，在寶元則得張方平，在嘉祐則得王介、蘇轍、蘇軾，可謂盛矣。”
對宋仁宗朝中制科者，蘇軾《同年王中甫挽詞》：“先帝親收十五人，四方爭看擊鵬鯤。”王十朋《東坡詩集注》注：“堯卿仁宗天聖七年，詔複製科。八年得何咏、富弼，景祐元年得吳育、蘇紳、張方平，其後得余靖、林億、魯宗道、尹洙、田況、王中甫、錢易、純老二父子、公與子由，共十五人。”南宋王應麟《玉海·科舉三》有記載：“天聖則何咏、富弼，景祐則蘇紳、吳育、張方平，方平再中茂材異等賢良方正，田況中其選。慶曆則錢明逸、彥遠，皇祐則吳奎中其目，嘉祐則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父子則錢易、明逸、彥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由此可見，當時中制科皆非等閒之輩，基本都是當時的名臣、大家。王介能夠名列其中，也是當時出類拔萃的人才。
二、王介任秘閣校理
王介中制舉後，任秘書丞、靜海知縣。宋神宗時，王介入朝為官，在崇文院任職。《宋史》在《王漢之傳》中稱王介為“秘閣校理”。程俱《北山小集》卷34“王漢之行狀”稱王介“故尚書祠部郎中，充秘閣校理，贈少師”;又在卷30“王渙之墓銘”稱王介“以直氣讜言聞天下，官至尚書祠部郎中、秘閣校理，贈少師”。可見，王介曾任尚書祠部郎中，官至秘閣校理，卒後贈少師。
北宋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請韓琦、歐陽修等舉薦館閣人才，王介等二十人因此被舉薦。對此，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有，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十月，“(上)因謂輔臣曰：‘館閣養才之地，比欲選數人出使，無可者，公等其各為朕搜揚，雖執政親戚、世家勿避，朕當閱可否。’於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概等所舉蔡延慶、夏倚、王汾、葉均、劉攽、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張公裕、王介、蘇棁、安燾、蒲宗孟、陳侗、陳睦、李清臣、朱初平、黃履、劉摯，凡二十人，上皆令召試。琦等以為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茍賢，豈患多也?’乃令先召權提點陜西刑獄度支員外郎蔡延慶等十人，余須後試。”《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十一》也有類似的記載。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王介雖被舉薦，但沒有被召試。至宋神宗即位後，王介受皇帝召試。南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9：“故事，館職皆試詩賦各一篇。熙寧元年，召試王介、安燾、陳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試策論各一道。”由於可見，神宗即位後，召試內容一改英宗試詩賦，而改試策論。對王介被召試的時間，元代馬端臨的記載與葉夢得之書有所不同，馬端臨《文獻通考·選舉考十一》：“熙寧元年，罷試詩賦，而更以策論。二年，王介等五人始以策論試于學士院，皆除館職。”可見，《石林燕語》記王介等五人受召試在熙寧元年(1068)，而《文獻通考》則記在熙寧二年(1069)。王介召試後，授官秘閣校理。
秘閣校理為北宋官名，這與當時的皇朝藏書機構崇文院有關。北宋時期，國家藏書機構為崇文院，又稱三館秘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為現代國家圖書館之先驅。崇文院設官分職，掌藏圖書秘籍及繕寫校刊，其館閣官通稱館職，被視為儲才之地，是宋代士大夫企羨、追逐之清望官。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在崇文院中堂建閣，稱秘閣，收藏三館書籍真本及宮廷古畫墨跡等，有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秘閣校理就於此年設置。王介先為秘閣校理，後轉為集賢(院)校理，都是崇文院任職。
王介在任秘閣校理期間，曾討論喪服制度問題。《宋史》卷106《禮志九》載，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説，故請議服制，“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宋會要輯稿·禮十五》詳載王介上議全文，內容有1000多字，此不詳錄。顧炎武《日知錄》卷5“唐人增改服制”條又節錄王介之文，可見王介的議論引起顧炎武的重視。
王介任秘閣校理期間，參與考試開封府舉人。《宋會要輯稿·選舉十九》：“熙寧二年八月十四日，以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陳襄、集賢校理王權、秘閣校理王介、安燾、李常、館閣校勘劉攽考試開封府舉人。”正是在充任開封府考官期間，與劉攽爭言，王介的仕途升遷因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三、王介與劉攽爭言
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王介由秘閣校理，轉為集賢校理，同樣在科考期間充任考官。北宋時期，開封府發解試考官大部分是由崇文院(三館、秘閣)館閣官充任。熙寧三年(1070)，考試開封，王介為集賢校理，劉攽為館閣校勘。
劉攽(1023～1089)字貢甫，臨江新喻(今江西新喻)人，北宋著名的史學家，協助司馬光纂修《資治通鑒》。劉攽兄劉敞為北宋史學家、經學家，慶曆六年(1046)進士科榜眼。王介、劉敞、劉攽為慶曆六年(1046)同年進士，介、攽二人初交較好。劉攽《彭城集》卷12有《山陽送王中甫》：“弱扇避風瀾，卑飛歲復單。君行反閶闔，人望接鵷鸞。齋日容臺峻，書籤策府寒。誰言今昔異，王貢本彈冠。”詩中“容臺”為禮部的別稱。王介曾任尚書祠部郎中，為禮部屬官。“策府”為帝王藏書之所，當指崇文院。由“容臺”“策府”推測，王介當時已在崇文院任職，該詩應作于王介任尚書祠部郎中後。
王介與劉攽爭言之事，許多史籍對此有記載。《宋史》在《劉敞傳附劉攽傳》言及此事，稱“考試開封舉人，(劉攽)與同院王介爭詈，為監察御史所劾罷。”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也有簡要記載，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四月乙酉，“詔館閣校勘劉攽與外任。攽初考試開封，與王介爭言，為臺諫所劾，既贖銅，又罷考功及鼓院。至是，求外任，王安石因之並逐攽”。這些記載都是圍繞劉攽遭王安石放逐之事而言的，對與王介爭言的原委沒有交代。
對於王介、劉攽爭言的原因，南宋王稱《東都事略·列傳五十九》有介紹，其言：“考試開封府進士程文有用小‘畜’字者，王介謂犯神宗嫌名。攽曰：‘此六畜之畜，亦嫌名也。’因紛爭。”宋神宗名趙頊，“頊”“畜”音同，故王介言犯諱。北宋魏泰《東軒筆錄》所載更詳，此書卷9載：“劉攽、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犯主上嫌名，攽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為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攽，攽不校。既而御史張戩、程灝並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為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攽也。”卷11又載：“(劉)攽嘗與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積字，畜本音五六反，《廣韻》又呼玉反，聲近禦名。介堅欲黜落，攽爭之，遂至諠忿。監試陳襄聞其事，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判。”南宋王銍《四六話》卷下：“神宗初即位，王介中父、劉攽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禦名同音，貢父爭以為非，中父不從，固以為禦名，貢父曰：‘此字非禦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史以為言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由王銍的記載可見，劉攽言“畜”字為王介“家之諱”，是王介憤怒的重要原因。
對王介與劉攽爭言的處理，《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十五》載，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十月二十二日，“集賢校理王介、館閣校勘劉攽罷判鼓院、同知太常禮院，並令歸館供職。先是，介、攽充進士考試官，議事不和。御史張戩言，介、攽天資薄惡，污辱晝館，肆為喧(，慢侮多士，命監試御史知雜陳襄具析。因依襄具相詬詈之語以聞，詔各特罰銅八斤。既而，御史中丞呂公著言，攽素行猥薄，言多褻慢，一時流輩比之俳復;介稟性躁妄，喜于爭鬧，所至州軍，目為狂疾。昨試院中放恣益甚，語言傳播中外，鄙笑乞削職與外，處差遣。故有是命。”可見，對王、劉爭言的處罰，當時免除了考官職務，“並令歸館供職”。
當然，王介、劉攽爭言，也受到經濟上的處罰，監試陳襄令二人“免勘贖金”，罰了銅錢。陳襄《古靈集》卷6有《彈劉攽王介狀》：“臣竊以劉攽、王介在試院忿爭，為臺官張瑨等彈奏，已奉聖旨免勘贖金。朝廷雖示寬恩，物議未以為允。攽、介皆以文學被選置之館閣，不思修蘊器業，以為名臣。攽惟尚氣淩人，動為嘲侮。介特褊心好競，所至喧悖。率行若此，人何以觀?增長澆浮，損壞風教，無甚于茲。欲乞深示戒懲，特行貶斥，俾居於外，改過自新，不惟攽、介之福，抑朝廷忠厚之舉也。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可見，陳襄看來，王、劉爭言並非大過。然而，當時正處王安石變法之際，主張變法的新黨和反對變法的舊黨相互傾軋。劉攽屬舊黨，王安石借此排擠舊黨分子，遂對劉攽作放逐外任的處罰，這從《宋史·劉敞傳附劉攽傳》可見。
隨劉攽的處罰的加重，王介的仕途也應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王介後來外任知常州，不知與此是否有關。北宋孔平仲《談苑》卷3記載：“王介得知常州，劉貢甫以語謔之，介曰：‘貢甫非豈弟君子乎?’貢甫曰：‘雖非豈弟君子，卻是打爺知州。’常州風俗毆父，有橋名曰打爺橋。”由《談苑》所載可知，王介曾為常州知州，而確切時間暫不可考。
四、王介與王安石相關的詩話
王安石字介甫，據下引周必大文，王介與王安石為同學。王介中制舉，任秘書丞，其任命制文即王安石所撰，安石《臨川文集》卷51有《王介秘書丞制》。王沇之字彥魯，王介長子。王安石有《清涼寺送王彥魯》《送王彥魯》詩二首，南宋程迥《周易章句外編》記載王沇之與王安石的問答，由此來看，王沇之應為王安石的弟子。南宋周必大《文忠集·跋安福令王棣所藏王中甫及其子渙之漢之沇之等帖》稱，“王公與荊公同學”，“彥魯嘗從荊公學”。王介之子能拜王安石為師，表明王介、王安石私交較好。
有關王介、王安石的交往，一些筆記中記載了二人之間的逸事和詩話。宋神宗熙年六年(1073)，王介任湖州知州。南宋寧宗嘉泰間修《吳興志》卷14《郡守題名》載：“王介，職方員外郎、充秘閣校理，熙寧六年四月到。”王介赴任湖州，王安石以詩相贈，王介作詩相應。北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5“語言卒易”條載：“王學士介博記俊爽，然語言卒易，人多謂之心風。熙寧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將行，王丞相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應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意者以其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題為十篇上丞相，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丞相笑曰：‘閻羅見闕，宜速赴任也。’”湖州古為吳興郡，此地霅溪有白蘋洲。
北宋魏泰《東軒筆錄》卷9同樣記載此詩話，然文字有所不同。《東軒筆錄》載：“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與王荊公舊交，公作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臨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于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正直聰明神鬼畏，死時應合作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闕，可速赴任也。’”對王安石與王介的這段詩話，北宋阮閱《詩話總龜》卷38、南宋胡仔《漁隱叢話·前集》卷33、南宋曾慥《類説》卷16、南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10、南宋蔡正孫《詩林廣記·後集》卷2、祝穆明董斯張《吳興備志》卷5、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119等皆有相關記載。
上文王安石所作詩句，安石《臨川文集》卷31有《送王石甫學士知湖州》即為此詩，此“石甫”誤，應為“中甫”。此詩第三句文集中作“遙想郡人迎下檐”。該詩第三句之“臨”字，僅見《東軒筆錄》，其他諸書所引皆作“迎”字。“擔”古體為“擔”，與“檐”形近。南宋程大昌《演繁露續集》卷6“下檐得替例物”：“介父送王介知湖州，詩曰‘遙想郡人迎下檐’。下檐，猶古之下車也。《會要》(六十九)曰：‘大中五年，奏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檐得替後資裝。天下州郡自有規制，自今後應刺史下檐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斂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舊例。’”據程大昌所言，應是“下檐”。《東軒筆錄》“臨下擔”有誤，應為“迎下檐”。
上文王介詩句，南宋王楙《野客叢書》卷12“王介詩”：“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替閻羅。’後兩句事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閻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鮀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衛靈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鮀排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為祝鮀，是狃于流俗之見。觀晉王沉為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鮀之佞。’《北史》曰：‘群犬吠新客，佞僮排疏賓，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知此説久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佞，有諂佞之佞。”王介詩第三句，《野客叢書》作了詳解;此句與《東軒筆錄》完全不同，其他諸書皆同《續墨客揮犀》《野客叢書》。王介詩最後一句，《東軒筆錄》中“應合”，諸書皆作“猶合”;“作閻羅”，諸書多作“代閻羅”，而《野客叢書》作“替閻羅”。最後兩句應為“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可見，魏泰《東軒筆錄》雖為北宋人之作，距二王逸事時代不遠，但引文未必正確，而《續墨客揮犀》所載詩文較為正確。
有關王介、王安石交往的相關詩話還有一些，此錄之於下。南宋葉夢得《石林詩話》：“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謔，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荊公遊甚款曲，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雲：‘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荊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衛介發也。”有此詩可見，王中甫、王介甫二人相交甚好。
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1：“章聖朝種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燕禁中，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懌，雲：‘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荊公進用，時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詆之雲：‘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荊公不以為忤，但賦絕句雲：‘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蓋取於此。中甫，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為從官，子沇之彥允、漢之彥周、渙之彥昭、潙之彥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種明逸即種放(955—1015年)，字明逸，河南洛陽人。
南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10“見譏不較”：“王介素與荊公不相能，荊公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雲：‘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曰：‘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雲：‘江晴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南宋蔡正孫《詩林廣記·後集》卷2也錄有此詩話，最後有句“末語又譏介之輕狂也”。
除上文詩話中王介、王安石的逸事、詩話，王安石還有與王介的唱和詩。王安石《臨川文集》卷12有《和中甫兄春日有感》：“雪釋沙輕馬蹄疾，北城可遊今暇日。濺濺溪谷水亂流，漠漠郊原草爭出。嬌梅過雨吹爛熳，幽鳥迎陽語啾唧。分香欲滿錦樹園，剪綵休開寶刀室。胡為我輩坐自苦，不念茲時去如失。飽聞髙逕動車輪，甘臥空堂守經帙。淮蝗蔽天農久餓，越卒圍城盜少逸。至尊深拱罷簫韶，元老相看進刀筆。春風生物尚有意，壯士憂民豈無術。不成歡醉但悲歌，回首功名古難必。”高克勤認為，此“中甫”是馬中甫，“馬中甫，廬江(今屬安徽)人，與王安石同年進士，《宋史》卷三三一有傳”。據《宋史》卷三三一有《馬仲甫傳》，“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可見，此作“仲甫”而非“中甫”。據《宋代登科總錄》，慶曆二年(1042)進士有“馬仲甫”，與王安石為同年進士，而非“馬中甫”。王介字中甫，而馬仲甫之仲甫為名，古人在詩文中稱好友用字而非用名。故高克勤認為此詩中甫為馬中甫，有誤，此“中甫”應是王介字中甫。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17有詩《送程公辟得謝歸姑蘇》：“東歸行路嘆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傳畫去，吳王花鳥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為誰開。”程公辟即程師孟，字公辟，吳(今江蘇蘇州)人。倒數第三句後有王安石自注：“少保元絳謝事，居姑蘇，又王中甫善歌詞，與相唱酬燕集。”南宋李壁《王荊公詩注》於此注：“中甫，王介也，逸少、微之皆取古人，以比今之同姓者。”由此詩可知，王介晚年曾居蘇州，與程師孟、元絳相唱酬。
王介去世後，王安石作輓詩悼念。《臨川文集》卷35有《王中甫學士挽辭》：“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盛名非復居人後，壯歲如何棄我先。種橘園林無舊業，採蘋洲渚有新篇。蒜山東路春風綠，埋沒誰知太守阡。”李壁《王荊公詩注》于該詩的注文，此錄之於下。題名後注：“王介，衢州人，嘉祐六年與二蘇同中制科。”頷聯後注：“齊東昏侯，明帝子，帝嘗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賈充謂庾純：‘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三千牘’，見《史記·東方朔傳》，中甫仁宗時以制策登科，故詩有牘三千盛名之句。東坡亦嘗為作輓詩，遺其子沇之。”尾聯後注：“種橘，用劉長卿《送李中丞》詩‘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據諸公多言介心疾故，公前詩戲以‘白蘋洲渚正滄波’之句。今又及“蘋洲”事，疑猶前意。劉貢父在試院因爭‘畜’字，與介忤後，與歐公書云：‘某愚戅孤蹇，前在試院，不幸與小人共事，論議之間，為所詬辱，既素知其心病狂，易都與包含隱忍，未嘗酬對。’據此，則介之心疾，似有之矣。”李壁稱王介“心疾”，是言介心存嫉妒，應不妥。
王介為人正直，是得到當時有識之士認可的。據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六月乙亥，鄭俠又上書言：“(馮)京及元絳、孫永、王介四人者皆仁義人也”;本書于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正月庚子又載，“(鄭)俠雖薦京宜為宰相，然實不識京。俠又稱元絳、孫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識絳，余皆未識”。鄭俠(1041—1119年)字介夫，福州福清(今屬福建)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進士，一生為民請命，為國為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耿介絕俗，名高天。鄭俠不識王介，而稱王介“仁義人也”，表明王介已受當時士大夫讚譽。王介能夠得到鄭俠的認可，可見王介為人做事，並非為個人私情。王介性耿直，由前文所述與劉攽、王安石的交往可以看出。明淩迪知《萬姓統譜》卷44載：“王介，常山人，性強記，負直氣，舉制科，累官至秘閣校理。與王安石遊甚款，然未嘗降意相下。”可見，王介以性直為世所知。當然，王介耿直的性格，不為世所容，也定程度上影響到其仕途，他雖初與王安石私交甚好，王安石為相，介未獲重用;與劉攽爭言，也應在朝野産生不利的影響。
五、王介與與蘇軾、蘇轍等人相關的詩文
王介與蘇軾、蘇轍兄弟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同中制舉，故情誼非同一般。王介與二蘇的交往，史籍未見過多記載，然在王介去世後，二蘇有挽詞和哀悼之詩。蘇軾《東坡全集》卷7《同年王中甫挽詞》：“先帝親收十五人，四方爭看擊鵬鯤。如君才業真堪用，顧我衰遲不足論。出處陞沉十年後，死生契闊幾人存。他時京口尋遺跡，宿草猶應有淚痕。”此詩末有東坡自注：“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猷、錢純老及余與舍弟在耳。”京口在今江蘇鎮江市。據蘇軾此詩，王介卒後，葬在京口。
蘇軾《東坡全集》卷14又有《王中父哀詞(並敘)》，敘文曰：“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西、陳令舉、錢醇老、王中父，並軾與家弟轍，九八存焉。其後十有五年，哭中父于密州，作詩吊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沒矣。又八年，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沇之相遇于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以遺沇之，時沇之亦以罪謫家于錢塘雲。”詩為：“生芻不獨比前人，束稿端能廢謝鯤。子達想無身後念，吾衰不復夢中論。已知毅豹為均死，未識荊凡定孰存。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此詩是蘇軾與王介長子在京口相遇後而作。
蘇軾與王介沇之相遇于京口，所做哀詞，後為南宋汪應辰所得。汪應辰《文定集》卷11有《跋蘇東坡與巨濟帖》：“王介字中甫，其子沇之字彥魯。蘇公自黃移汝，與彥魯遇于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束稿端能廢謝’之句，故此帖問束稿，而雲致意彥魯也。”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今江西省玉山縣)人，曾寓居衢州常山，卒後葬于常山。南宋周必大《文忠集》卷11有《跋汪季路所藏東坡作〈王中父哀詩〉》：“前輩言坡自帥杭後，為文用事先令門人檢閱，今觀柬稿帖，則已加詳矣。況暮年乎!況他人乎!”汪季路即汪逵，字季路，汪應辰子。
對於蘇軾《王中父哀詞》，清查慎行《蘇詩補注》卷24有注：“九人：富弼字彥國，張方平字安道，錢明逸字子飛，夏噩字公酉，陳舜俞字令舉，錢藻字醇老，吳奎字長文，王介字中父，合先生兄弟共十人，序中‘九’字訛當作‘十’。 ”又注“沇之辠謫”：“沇之字彥魯，少從王介甫學。彥魯之得罪，因太學生虞蕃上書，付御史舒亶、何正臣治其獄，踰年方決，追逮徧四方。彥魯時在國子直講，潁州團練推官坐受太學生章公弼請囑補上舍，不以實，除名，故雲‘束稿端能廢謝鯤’。先生作中父挽詞，有他時京口尋遺跡宿草，猶應有淚痕之句，則中父蓋塟于潤州，而與其子復相遇於此也。”此注有助於理解蘇東坡詩文內容。
王介卒後，蘇轍路過京口，遂來祭拜王介。蘇轍《欒城集》卷14有《過王介同年墓》：“平生使氣坐生風，徐扣方知學有功。應奉讀書無復忘，虞翻忤物自甘窮。埋根射策久彌奮，投老為邦悍莫攻。墳木未須驚已拱，少年我亦作衰翁。”末有蘇轍自注：“昔與中甫同登制科，仆年最少，今已老矣。”虞翻字仲翔，三國時期吳國會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富有才學，因性直率而得罪孫權。蘇轍以虞翻作比，意在表面王介因性耿直而不為世所容。
有關王介與眉州蘇氏的關係，此尚需略贅數言。2016年11月15日《今日常山》中有《蘇東坡：關乎常山總是情》，該文認為蘇軾妻王閏之為常山王介之女。《東坡全集》卷93《書金光明經後》稱：“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同書卷98《釋迦文佛頌並引》言：“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為亡妻同安郡君王氏閏之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可見，王閏之曾封同安郡君，為蘇過之母。據蘇轍《欒城後集》卷22《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公娶王氏，追封通議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東坡先生年譜》亦載，“生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于京師”，“謹按，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也”。通議郡君即王弗。王閏之為王弗堂姊。《東坡全集》卷89《亡妻王氏墓誌銘》：“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據此，王弗為眉州青神人，王閏之也應是青神人。又據《東坡全集》卷91《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可見，同安郡君王閏之在娘家稱二十七娘。同書卷83《王元直》：“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王元直為王閏之弟。寄叔為蘇軾、王閏之子蘇過。蘇過《斜川集》卷5《王元直墓碑》：“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公諱箴，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介者，父也”。據此，王介有子女王箴、王閏之，為眉州青神人。《東坡全集》卷91《祭王君錫丈人文》：“軾始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夭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罍篚。恩厚義重，宜有以報。”據此，王君錫即王介，字君錫，眉州青神人。可見，王閏之父親確名王介，但並非常山王介，而是青神王介。
王介與蘇軾即同年中制舉，不僅與蘇軾有交往，與蘇門弟子也有交情。晁補之(1053—1110年)字無咎，濟州鉅野(今山東巨野)人，北宋著名文學家，“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雞肋集》卷11《和王仲甫病暑》：“吳邦憚暑如蜂蠆，河曲還遭長日曬。蔗槳金碗賴蠲煩，內托潛陰數為敗。黃昏乍快風吹發，驅拊蚊虻坐明發。青衫主簿氣如雲，茂陵無事悲消渴。茫洋河伯何為者，兩涘無因辨牛馬。何生狂夢涸歸墟，喉舌湯湯未勞瀉。能來一嗽華池津，七椀清風立有神。更尋齒下微妙訣，遣君體適仍魂平。案頭白紙如堆雪，人事紛紛日將月。與君未遇尤四時，利害相磨生內熱。”此詩題名中“王仲甫”，應為“王中甫”。當時暑天過熱，王介生病，遂做《病暑》一詩，晁補之作和詩一首，可見二人關係較為親密。晁補之《雞肋集》卷67《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又載，“君諱輔字安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改著作佐郎，知安吉縣。歲饑，籍富家出粟食流民，所活以千計”; 陳君“將代民詣郡”，為使者所拘;“時王介守湖，請使者曰：‘安吉不可以無陳君也。’乃得歸。”據晁補之所撰墓誌，王介為湖州知州期間，使安吉知縣陳輔得以歸政。
張耒(1054—1114年)字文潛，號柯山，亳州譙縣(今安徽亳州市)人，也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張耒《柯山集》卷14有《次韻和王彥昭九日湖園會飲》，卷21有《次韻王彥昭感秋三首》。王漢之，字彥昭，王介子。由張耒與王介之子的唱和詩可見，張耒與王漢之相處甚歡。而且王介與張耒之父相交較好，故張耒較了解王介的詩文逸事。據張耒《明道雜誌》記載：“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將之官，名公多作詩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工。……王詩云：‘乍被軒綏寵，新辭計省繁。三江吳故國，百里漢郎官。煙水莼牙紫，霜天橘顆丹。優遊民政外，風月即清歡。’”又載：“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舉登第。性聰悟絕人，所嘗讀書皆成誦，而任氣多忤物，以故不達，終於館職、知州。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雲：‘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前古未有也。平生所嗜惟書，不治他事。其談語多用故事，淺聞者未易曉。”《明道雜誌》這裡記載了三首王介的詩。
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10“詩因助語足句”，也記載了王介所吟送人應舉詩和贈人落第詩。另外，吳曾《能改齋漫錄》卷17又載：“豫章雲，‘醉醒醒醉’一曲乃《醉落魂》也，其詞雲：‘醉醒醒醉，憑君會取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陽春意。須將幕席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兀兀陶陶裏。猶勝惺惺，惹得閒憔悴。’此詞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觧下癡條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不知《醉落魂》一詞是否為王介之作。
雍正間修《常山縣誌·藝文志》著錄有王介《王中甫詩集》，不知何據。據上文所述，王介確有不少詩作，且張耒《明道雜誌》稱“王中甫詩工”，然王介詩大多散佚。南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46《祠祀志三·寺院》“高座寺”條：“(高座寺)古今詩刻皆廢，可考者唐李翰林、本朝呂侍講、王中父三篇而已。”據此，王介應有與高座寺相關詩作，然是詩文內容已佚。明李賢等《明一統志》卷43《衢州府·山川》“唐臺山”條，“唐臺山，在龍遊縣北四十五里，下有臺山寺，宋王介詩：‘天地鑿開混沌國，鬼神剜鎪驪龍窟。不知發秘是何年，欲叩山靈無處得。我來一見快平生，不覺清風生兩腋。乘鸞歸去夢魂消，白雲依舊埋蒼石。’”《明一統志》稱此詩為“宋王介詩”，此王介有常山王介之可能。弘治間修《衢州府志·詩文志》也載有王介詩《唐臺山》。萬曆間《龍遊縣誌·藝文志》亦載此詩，題為《白石山》，且注“介字符石，金華人”。據《宋史·王介傳》，“王介字符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可見，南宋時金華有名王介者。《明一統志》所載《唐臺山》詩作，或是金華王介之作，姑存此。
(作者係衢州學院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衢州市地名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常山縣宋詩之河文化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魏俊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