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錢氏主政東南之際，國小事繁，財政開支巨大，雖然統治者對發展生産較為重視，但“吳越以一隅捍四方，費用無已，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悉加倍數。”吳越歸宋後，常山人江景房攜圖籍隨侍到開封，因賦稅如舊，擔憂百姓再受重賦，故意把戶口田畝圖籍扔入水中。宋太宗沒根據，只好把每畝三斗的重稅，改成一斗，衢州及東南的老百姓從此受惠不淺。在歸宋的關鍵時刻，為解百姓沉重的賦稅之苦，江景房怒沉賦稅圖籍，留下了千古佳話。
江景房，字漢臣。宋乾德年間(963-968)，曾陪隨吳越王錢弘俶至宋廷朝貢，授殿中侍御史，出任鎮海、鎮東兩鎮節度使判官。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國歸宋，江景房再次隨吳越王進京，向宋廷進呈《納土表》，同時奉旨將兩浙賦稅圖籍等相關檔案運往汴京。按以往慣例，“既平諸國，皆因其故籍以賦於民。”江景房深感家鄉父老生活艱辛，為了減輕兩浙人民的負擔，江景房不顧自身安危，“沉其圖籍于河”。江氏抵達開封覲見宋太宗時，妄稱途遇巨風翻船，圖籍已失，並自請其罪。按照現在的説法，江景房丟失了國家重要文件檔案，犯了瀆職罪，而且以身試法，真是罪不可赦。宋太宗聞知後大怒，欲將其治以死罪。幸虧有大臣保奏，才得以倖免，就此貶到偏遠的山西沁水縣做個小縣尉。不久，江景房就辭官歸隱，回到桂岩老家，躬耕田畝直到去世。
宋廷失去兩浙賦稅的依據，於是任命王永(字方贄)為兩浙轉運使，重新厘定兩浙賦稅。吳越時衢州和浙江其他地區舊稅制是每畝田稅三斗，王永依北方制度“更定賦法，畝一斗，其餘什賦苛斂，一切以便宜罷之”，這樣一來，就比原賦減輕三分之二。
宋代之後，還將除少數公田之外的土地，改為私人所有，並允許自由買賣，“有錢則買，無錢則賣”，這極大調動了農民墾荒種糧的積極性，一時形成“平原豐稔農家慶，犴狴空虛吏放閒”的繁榮清平時局。衢州平地少，山地坡地較多，當時又從越南引進的一種良種水稻——佔城稻，它屬於早秈稻，“不擇地而生”具有早熟高産耐旱的特徵。佔城本為國名，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據史書記載，佔城稻最早傳入我國是在五代時期。當時中原地區戰亂頻頻，閩中地區相對穩定，閩王王審知開闢甘棠港，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也就在這個時候，佔城稻被引進，在福建地區傳播開來。宋真宗時期(998-1022年在位)，為解決因人口增加造成的糧食短缺問題，由中央政府大力倡導、認真組織，民間積極響應，利用佔城稻的耐旱特性，擴大糧食種植面積，達到了增加糧食産量的目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因江淮兩浙地區遇旱少水，遣專人到福建取佔城稻稻種，數量多達“三萬斛”。分別在長江、淮河以及兩浙地區推廣，並命各路負責財政稅收的轉運使張貼榜文，進行廣泛宣傳，指導農民種在高處的田地中。當時有種“百日黃”的品種，成熟期短，適於在南方普遍種植，衢州也在這個時候大量引進佔城稻加以種植。
衢州人拔秧插秧時可能還普遍使用“秧馬”這種農具，“秧馬”也叫“秧凳”，就是插秧人坐的T型獨腳凳子。蘇軾説：“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衢州進士梁君琯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制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蘇軾還寫了多首詩歌稱讚這種便民的小農具。
宋太宗端拱元年(988)狀元胡宿經過衢州寫見聞説：“短亭疏柳映鞦韆，馬上人家穀雨前。幾樹旗槍茶霍靡，一溪鱗甲水潺湲。鶯期別後聞余弄，蠶候歸來見小眠。可惜西湖湖上月，夜來虛過十分圓。”減了農業稅，耕者有其田，又引進耐旱高産水稻，種茶養蠶，衢州和東南地區的農業得到快速發展。休寧人程珌在衢州等地看到，那裏的人們勤於“收蓄糞壤，家家山積，市井之間，掃拾無遺”，江景房的孫子江錡，考試不利，退而事農，“而産業家用日益以盛”，也可見當時從事農業也足可豐衣足食，致富小康。
二
宋代是中國社會少有的重商時代，雖然讀書做官還是時尚之趨，但也不是唯一的獨木橋，就像一位常山人袁採所説，除了讀書做官，“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也。”而一般的官員，因為俸祿有限，也大多置田産事商貿，過著半官半農或半官半商的日子。
與以前的歷朝相比，宋代社會正處在由古代自然經濟向近代商品經濟轉化的過程之中，其商品交易和市場影響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驟然增加。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區域與平民區域劃分嚴格的格局，徹底打碎了裏坊制，將平民的工商業的經營擴大到全城各個角落。正像李覯《富國策》所説：“今日之宜，莫如通商。”衢州地處通往福建、江西、湖南、兩廣物資的重要集散地，市鎮眾多，加之糧食生産和蠶桑等多種養殖業發達，紡織、採礦、制瓷、釀酒、造紙等各業開始興旺起來。比如衢州釀酒的歷史，目前已知最早是從宋代開始的。宋代酒屬於專賣品，由於衢州酒的産量大，因此專門設有“酒務”作為管理機構，並配備專門的官員“監衢州酒”。而據趙珣《熙寧酒課》記載，衢州設有酒務四處，每年徵收酒稅5萬貫以上，屬於北宋時期朝廷的重要酒稅來源地之一。另據《宋會要·食貨》記載：北宋熙寧十年(1077)，衢州州城(相當於市本級)商稅稅收列今浙江各州第二位，達39383.872貫。雖低於第一名杭州州城商稅額，與第三名湖州相接近，遠高於越州(今紹興)、婺州(今金華)、溫州、台州，是處州(今麗水)的四倍多，是睦州(今建德一帶)的五倍多。商稅的徵收直接反映了被徵收地貿易活動的規模和市場發展水準，商稅的多寡直接反映出一個城市的經濟水準，特別是城市的發達程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判斷一個城市的社會影響及其在城市體系中所居地位的一個重要標誌。當時整個衢州的商稅總額(包括州城、各縣及市鎮)為44763.388貫，而州城的商稅額佔總數的88%。可見衢州城在整個衢州地區的中心地位，同時也從側面體現了衢州當時的城市化的發達程度。
商業經濟的興起，需要大量的貨幣支撐。宋代因為銅供應量不足導致銅的價格上漲，而政府又限制銅錢的流通價格，使得銅錢與銅的價格脫節，其價已遠低於本身的含銅量及鑄造花費。故而銷毀原有的銅錢來鑄造銅制器皿或佛像，已經成為謀取暴利的手段了。“銷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而這就更加劇了市場中銅錢數量的減少，對於“錢荒”問題等於是雪上加霜。對這一行為，政府頒布了極為嚴厲的禁令，違法爐戶流配海外。與此同時，政府對於民間儲存銅錢或銅器的行為，也持堅決的禁止態度，如大中祥符間衢州知州宋為善，言所部民有銅像者，依法區斷，其銅像準犯銅例設官。慮傷崇奉之道，而陷刑者眾，故條約之。”“錢荒”問題，對於政府和平民的經濟生活都有著明顯的負面影響，在一個貨幣供應不足的社會上，商品交換必然産生困難。“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十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而由此便引起貨幣價格的上漲，出現以不足數之錢“當百”的情況。而在政府一方，則更是用發行大面值銅錢的方法，一方面掠奪財富，一方面緩解社會上銅錢不足的問題，“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銅資源的短缺要求中國採用其他種類的金屬作為代用品，但中國缺乏金銀等貴金屬礦産。因此，宋廷採用了鐵來代替銅。早在五代時期，用鐵鑄造的錢幣就已在部分地區通行。宋朝延續這一做法，在四川和陜西等地發行鐵錢，並明確規定其與銅錢的兌換比價。但是，鐵錢的鑄造方法較銅錢簡單，易於私鑄，如原福建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高易簡，就因為未經批准開鐵礦鑄錢，于慶曆間降為衢州知州。另外，宋時衢州上方曾出銅錫鉛礦，在銅中摻錫和鉛等制錢，也是當時的無奈之舉。“錢荒”問題在宋代貨幣秩序中一個最突出的影響，就是導致了紙幣的産生。出於銀、鐵都不能代替銅錢的緣故，政府被迫到其他方向去尋找出路，最終在原出現於民間的“交子”上找到了新辦法，宋仁宗在四川置益州交子務，紙幣作為一種新的貨幣形式就此走上了歷史舞臺。
從對經商及“錢荒”，併發行紙幣，都可看出當時衢州及南方地區商品經濟的發達。
三
北宋時期衢州的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加上朝廷吸取前代教訓，削弱軍權，重視文治，大規模擴大錄取進士人數。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而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宋太祖于開寶六年(973)親自主持殿試，自此以後，正式確立了州試(即取解試，獲得參加省試的資格，當時一州的解額是相對固定的)、禮部省試和殿試三級科舉考試製度。殿試後分三甲放榜，一等稱進士及等，二等稱進士出身，三等賜同進士出身。宋代衢州的教育事業也蒸蒸日上，如宗澤任龍遊令時，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龍遊擢科的人逐漸多起來。再如開化縣學原在縣城西邊，場地狹小，屋宇簡陋，佔地不足五畝，缺乏擴展的空間。縣令李光選擇了縣南江邊的一塊土地，向上爭取了四十萬的撥款，利用舊縣學可用之料，在鄉民的全力支援下，建成新縣學。新縣學依山傍水，建築宏闊，四週以圍墻包圍，給學子們以安靜的學習環境。內部既有傳道授業的學堂，也有學師的宿舍，建築面積比原有縣學成倍增加。在外為官的開化人程俱親寫《建學記》一文，記述了新縣學的修建過程，並稱讚李光“好古強志”、“奉法愛人”，其重建縣學的功德必將被縣人所懷念。宋代衢州最早的私人書院為龍遊人呂防于城南山麓創立的南山書院，始建於嘉祐末年(1063)。當時稱為義塾，讓困難學子免費上學，“從學者甚眾”。據説，有一日呂防聽到山中荊棘叢中有雞鳴聲，聞聲去找居然發現了一堆白銀。他將銀子全部交給了官府。後來人們便將此山稱為雞鳴山，將學校稱為“雞鳴書院”，山下的村落也稱為雞鳴村。大觀年間(1107-1110)毛友、鄭可簡等在爛柯山右梅岩築室讀書，隱居不仕，取名梅岩精舍。
經濟的發達加上對教育的重視，使宋代衢州的科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根據有關學者的相關研究，北宋衢州文科進士252人，在現浙江省範圍內是首屈一指的，高於杭州、紹興等地區，是溫州的3倍，台州的6倍多。從地域上來看，北宋時期西安縣一枝獨秀，其進士人數超過整個地區的三分之一，達95人，這與當時衢州州城經濟水準的一枝獨秀是分不開的。常山、開化作為第二梯隊，兩者之和接近總人數的一半，計117人。最後是江山和龍遊。從姓氏上看，毛氏、江氏、徐氏世家大族佔盡優勢，北宋時期開化縣中進士53人，其中江氏就有進士40人，佔75.5%，這個比重高得驚人。衢州歸屬北宋王朝七年以後，雍熙二年(985)梁灝榜，徐泌高中進士，成為宋代衢州文科進士第一人，就當時整個浙江來説，這也是較早的。端拱元年(988)，開化人程宿(971-1000)高中狀元，年僅18歲。他是宋代浙江區域內歷史上第一位狀元，此時距離衢州歸宋僅僅過了十年。常山王氏家族也以一門七進士而聞名衢州，從1019至1082年，在短短63年裏，王氏祖孫三代共計出了7個進士：包括王介的父親王言、王介和其弟王悆，兒子王漢之、王渙之、王沇之三兄弟以及侄兒王溈之。一門七進士的科舉成就，對當時社會影響是相當大的。時人稱譽衢州“甚至一時中第者獨多於二浙”。
大批進士遞次走向全國，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衢州文人群體。如宋初詩人趙湘，他在開風氣、豎傳統、立詩法諸方面都給鄉人以深遠的影響。到了其孫子趙抃(1008—1084)時，衢州文壇一改偶露崢嶸的冷清，衢州文人彼此唱和，互為犄角，一時蔚然成風。核心人物趙抃，“東南之士多從之遊”，他們和當時全國文壇宗主四川“三蘇”來往密切，如嘉祐年間趙抃薦舉蘇洵，元豐年間毛維瞻在筠州庇護謫臣蘇轍，而蘇軾也屢屢眷顧衢州詩人毛國華、毛滂等。另外，劉牧(1011——1064)，長于易學，有《易數鉤隱圖》三卷收入《四庫全書》經部傳世，《四庫全書提要》認為“宋人易數當以此書為首”。劉絢(1045——1087)精《春秋》，著有《春秋解》十二卷。徐申和江漢躋身當時朝廷主管詞樂的大晟府。一時間衢州人才輩出，流馨四方。
（作者係常山縣宋詩之河文化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陳定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