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浙江省將打造“錢塘江唐詩之路”作為建設詩畫浙江大花園的重要舉措來抓。常山縣是錢塘江源頭縣，建縣于東漢建安二十三年(西元218年)，有著1800年的悠久歷史。在浙江常山的歷代文學作品中，唐詩是非常少的，據不完全統計最多也就二三十首詩，元明清的作品也不多。但令人意外而又驚奇的是，常山的宋代詩歌數量卻車載斗量、非常突出。如果説宋代是常山歷史上最輝煌的文化高峰期，那麼數量驚人的宋詩，則是宋代留給常山最重要的文化瑰寶。在普遍流行“宋詞”的宋代和以“唐詩之路”著稱的千里錢塘江上，百里常山江卻偏偏以“宋詩”聞名，可謂“離經叛道”、獨樹一幟，堪稱是非常獨特的“常山現象”。我們經過研究分析，發現這一“常山現象”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
首先，常山本地的文人學子在宋代科舉界異軍突起。科舉制度起于隋，興于唐，並一直貫穿整個封建社會，直到清朝滅亡，方才廢止。在隋唐及至五代十國時期，常山史料未見到有常山人考中進士的記載，但到了宋代，常山考中進士的人卻一下如過江之鯽。常山歷史上總共出過一百三十八名進士，僅宋代就佔了九十六名。另外元代有六名，明代有二十九名，清代有七名。其中，宋畈鄉汪韶“一門十八進士”；章舍賢良王氏“一門九進士”，被譽為“歷朝笏滿床”；何家鄉江氏歷代進士達到十九名，被譽為“一門三御史”“九子十登科”。像這樣多個家族扎堆考中進士現象，聚集于一個小縣，在全國歷史上也十分罕見。許多人包括學界一直以來都以為常山乃至浙西衢州，真正文化興盛是“宋室南渡”、北孔南遷到衢州以後，現在來看是有所偏頗的，只能説南宋是第二個高峰期，第一個高峰期應該在北宋就已經出現。而且從考中進士的人數這一標誌性數據來看，常山在南宋的人數不如北宋時期多，這也證明了常山在宋代的文化興起不是靠外來力量，而是內生的。
其次，常山在宋代名人輩出堪稱空前絕後。汪韶是常山歷史上第一個進士，官至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章舍人王偉，比汪韶晚六年中進士。王介，字中甫，仁宗慶曆六年登進士第，應試直言極諫科，名列賢良第一(蘇軾得第二名，蘇轍得第三名)。王介與當時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等人交往甚密，是仁宗至哲宗時期著名詩人。王介和王安石在南京府學讀書時是同學，有多首唱和詩存世。他去世後，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等均為他寫了輓詩。王介的兒子王渙之，與書法大家米芾志趣相投，交情很深。還有何家鄉源口村為減民負沉籍于江的江景房及其後代江少虞、江緯、江袤，以治家格言之作《袁氏世范》備受世人推崇的袁採等，都堪稱是宋代聞之如雷貫耳的名人。尤其是北宋滅亡、宋室南渡之後，大批來自北方的官員和名人“南漂”到了當時的常山寓居，使得常山更成為名人薈萃之地。
另外，經濟發達、寺廟眾多成為“南渡”名臣文士的宦遊寓居寶地。浙江西部歷史上本是“東夷之地”。但“五胡亂華”以後，來自北方常山郡人為了逃避戰亂，隨東晉“衣冠南渡”逃難到當時的定陽縣境內，在一個適宜發展農業生産的地方聚居下來，這個地方後來就被稱為“常山鄉”。由於這些人來自燕趙發達地區，帶來先進的生産力和生産技術，因此常山鄉很快興旺發達起來，到了唐鹹亨五年(674年)始設常山縣，將縣治也從原定陽縣治(今何家鄉錢塘村一帶)遷到了常山鄉(今招賢鎮古縣村和古縣畈村一帶)，屬婺州。因此到了宋代，常山縣在浙江一帶比較發達是完全可能的，也因此才能吸納和養活那麼多追隨“宋室南渡”從北方逃難來的人。同時，常山在唐、五代及宋年間佛教非常興盛，寺廟眾多，《珊瑚鉤詩話》卷二記載:“兩浙、福建諸州，寺院至千八百區。”現今保存完好、香火不斷的唐宋時期的常山古剎就有萬壽寺、石崆寺、福田寺等多座，並出現過無相大師、桂琛禪師、了空和尚等歷史上有名的高僧。那些從北方南渡過來的人到了南方無處藏身，由於江南多寺廟，宋高宗專門下旨，讓“南漂一族”到寺觀以居。宋人週密《癸辛雜識·後集·許佔寺院》記載:“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難者眾，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大夫許佔寺宇之命。”由於經濟富裕，寺廟眾多，常山於是成南渡士人的重要安身之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寄居黃崗山萬壽寺的“中興賢相”之首趙鼎、兩朝帝師範衝、魏徵之後魏矼等史上著名的“三賢”。《常山縣誌》卷十八《建置·寺觀》載:“永年寺，在縣北三十里，唐大中十年間建，宣宗賜額，曰容車，宋雍熙改元更萬壽羅漢寺，祥符六年改賜今額，趙鼎、魏矼、范衝避地南來嘗寓此寺。”
水陸轉運、舟車匯集的交通樞紐優勢和風景秀麗的風光，常常吸引大批詩人流連忘返。常山江古稱“金川”，自古以來就是水陸轉運、舟車匯集之地，宋室南渡以後，更是連接南方諸省的重要樞紐，繁華一時，古詩曾以“日望金川千張帆，夜見沿岸萬盞燈”來形容當時航運之繁華。常山江又是一條景觀之河，從石門佳氣到十里長風，從紫港浮橋到招賢古渡，秀麗風光令人流連忘返，至今依然如故。據不完全統計，歷史上游歷常山、在詩中描寫常山的詩人有一百多人，尤其以宋代為最多，曾幾、陸游、楊萬里、范成大、辛棄疾、朱熹等鼎鼎大名的詩壇巨匠均赫然在列。江西詩派的詩人曾幾，在遊歷常山三衢山時寫下了千古傳唱的《三衢道中》:“梅子黃時日日晴，小溪泛盡卻山行，綠陰不減來時路，添得黃鸝四五聲”，成為曾幾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更是至今古詩中描寫衢州的知名度最高、衢州人傳唱最廣的作品。在諸多詩人當中，“南宋四大家”之一楊萬里可以説是與常山情緣最深的大師級詩人。他是江西吉水人，又長期在杭州做官，因此多次來往途經常山，據考證寫過與常山相關的詩歌多達四十幾首，其中收入《誠齋集》流傳於世的就有二十五首之多，很多常山古地名可以在他的詩中找到。
“常山現象”還有一個非常獨特而值得關注的地方，那就是在普遍流行宋詞的宋代，常山的宋代文學作品中宋詞卻很少，而絕大多數是宋詩。這種現象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常言道“詩莊詞媚”，宋詞是文人書寫風花雪月、抒發浪漫情懷的産物，當時是由青樓歌女來唱的，在北宋繁華的都市非常流行。但靖康之變後，文人們隨“宋室南渡”逃難到南方，儘管常山經濟發展與生活環境比較好，但畢竟屬於鄉野，再也找不到唱詞的歌女，同時國破家亡、民族受難，他們也失去了填詞的心情。而寫詩最宜於言志，因此成為常山宋代詩人們抒發強烈愛國情懷、表達收復中原之志的最佳載體。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常山詩多詞少的原因，同時也彰顯了常山宋詩文化所承載、蘊藏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規範。（余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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