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紹宋（1883—1949），字越園（樾園），浙江龍遊縣人。是活躍在20世紀上半葉的著名學者、書畫名家。他在方志學、書畫理論、目錄學、法學等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其在方志學、書畫理論方面的貢獻，尤其令世人矚目。
余紹宋16歲為諸生，博覽群書，尤喜研究史學。當他讀到章學誠《文史通義》一書，“始恍然方志為史之要冊”，更加增添了對方志學的興趣。他學習並接受了章學誠的方志學觀點並不斷超越。1925年，余紹宋纂修完畢《龍遊縣誌》42卷，梁啟超先生作序，將此志與乾隆年間進士、我國方志學的奠基人學誠修的志書相比較，褒揚此志“其長有十”，即余志有十個方面比章志高出一籌。1934年，余紹宋重修《龍遊高階余氏家譜》。1943年擔任浙江省通志館館長，歷時六年完成了《重修浙江省通志初稿》125冊。余紹宋在方志學方面的造詣和貢獻為現代方志學家所公認，他被認為是繼章學誠之後將中國方志學更推進一步的重要人物。
從來沒有想到，這樣一位“學與位俱顯，才與藝兼長”的著名方志學家，會和杜澤古鎮有什麼搭界。然而，不久前，我翻開1946年重修的《銅峰杜氏家乘》第一卷，一篇署名為“龍遊余紹宋”的《衢縣銅峰杜氏家譜序》的文章赫然在目。
由於史料匱乏，找不到另外版本予以印證，筆者不揣淺陋，試著將原文標點、分段，整理如下：
昔魯論述有子之言謂：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鮮。蘇明允族譜序則曰：“讀我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蓋孝弟，為吾人立身之基。欲申孝弟之義，可于家乘體例覘之。祖宗雖遠，于其生卒年月、祠墓處所以及婚嫁姓名、派別親疏，均須記載。其尤詳者，則文藝有錄，圖像有讚，家規有約。俾子孫于其先人，雖相隔千百世，而一覽之餘，藹然生慎終追遠之思，敦敬宗收族之誼。其關係豈淺鮮哉！
雖然，家譜體例，茍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為之審定，則往往攀附門第，強不親以為親。如《五代史》稱郭崇韜本山西飛狐人，乃強認陜西華陰郭子儀為其祖考，至於祭墓流涕，聞者笑之。亦有世系不相聯屬，枝蔓牽引，如宋歐陽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于王姓既雲出王子晉之後，又雲出漢王吉之後。曾國藩作《衡陽彭氏譜序》，亦譏其不善闕疑。是則修譜之難，等於修史。秉筆者可不慎歟！
余昔為本族家譜，發凡起例，力矯世俗修譜之非；又曾修《龍遊縣誌》，於氏族一門，亦具體裁，免無徵不信之病。具詳兩書敘例中，頗為世所讚許。
今銅峰杜氏，纂修家乘，乞為弁言。全書雖未見，而其大要，則誥敕有錄，藝文有記，圖像有讚，家規有約。至於生卒年月，祠墓處所，婚嫁姓氏，派別親疏等錄，均與修譜體例相符。而仕進、榮壽、節孝等編，則言之尤詳。是可嘉也。
吾願杜氏子孫，處此禮教淪胥之際，能以操行立品為先，勿墮其喬木故家之先德。而切戒攀附門第，枝蔓牽引，以樹子孫立身之基。則是譜之纂修，為遠于流俗而不虛矣。
是為序。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
國民大會代表浙江省臨時參議會副議長浙江省通志館館長
龍遊余紹宋敬撰
這篇家譜序言寫于1946年，此時余紹宋已經64歲，擔任浙江省通志館館長。在這篇短文中，余紹宋明確地表達了自司馬遷以來中國史家一以貫之的史志觀：育人，存史，資政護國。
育人。余紹宋首先引用有子和蘇洵的話，認為家譜可以“申孝弟之義”，能起到“以樹子孫立身之基”的作用。
家譜的育人功能，不僅體現在培養子孫的忠孝思想上，以使他們“雖相隔千百世，而一覽之餘，藹然生慎終追遠之思，敦敬宗收族之誼”；更重要的是，通過“家規有約”，起到在平時約束家族成員，使他們“能以操行立品為先”的作用。
存史。余紹宋認為作為“史之流”的方志譜牒，應該由“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為之審定”，才能做到“秉筆直書”、“無徵不信”，給後人留下可供借鑒的信史。他批評了兩種不良傾向。
其一是“攀附門第，強不親以為親”，歪曲歷史，徒留笑柄。他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五代史》稱郭崇韜本山西飛狐人，乃強認陜西華陰郭子儀為祖其祖考”，“至於祭墓流涕，聞者笑之”。
其二是“世系不相聯屬，枝蔓牽引”。他舉了歐陽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的例子。“于王姓既雲出王子晉之後，又雲出漢王吉之後”，因而被曾國藩譏為“不善闕疑”。
他又以自己所修《龍遊高階余氏家譜》和《龍遊縣誌》為正面例子，諄諄告誡修譜者“修譜之難，等於修史”。因此，秉筆者必須小心謹慎，“力矯世俗修譜之非”，才能“免無徵不信之病”。
接著，作為傑出的方志學家，余紹宋從體例的角度肯定讚揚了《銅峰杜氏家乘》，認為這是一部體例嚴謹、內容詳略得當的家譜，“是可嘉也”。這也可看作是對修譜具有“存史”價值的正面例子的補充。
資政、護國。“家是最小國，國是最大家”。為家族寫史、為人民立傳，無論是“育人”，還是“存史”，最終的目的都是資政護國。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續幾千年，華夏版圖之所以能夠鞏固，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我們的文化根基—國有國史，地方有志。炎黃子孫，無論身在何處，都有源可溯，有根可係，有文可證，有據可查，史志可謂功不可沒。
在這篇譜序的開篇，余紹宋就強調了養成普通人忠孝思想，“可于家乘體例覘之”。“祖宗雖遠，于其生卒年月、祠墓處所以及婚嫁姓名、派別親疏，均須記載。其尤詳者，則文藝有錄，圖像有讚，家規有約。俾子孫于其先人，雖相隔千百世，而一覽之餘，藹然生慎終追遠之思，敦敬宗收族之誼”，強調了家譜對於記載地域文化、鄉村歷史，對於培養人們熱愛故鄉、慎終追遠的重要意義—“其關係豈淺鮮哉！”
正因如此，在這篇譜序結尾—“吾願杜氏子孫，處此禮教淪胥之際，能以操行立品為先，勿墮其喬木故家之先德。而切戒攀附門第，枝蔓牽引，以樹子孫立身之基。則是譜之纂修，為遠于流俗而不虛矣”，余紹宋將家譜“育人、存史、資政護國”思想融為一體，殷殷叮囑杜氏子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作者係浙江省衢州第三中學 杜洪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