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報告可以用15年‘磨一劍’形容。所有科學研究的成就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工作也不例外。”
這位對二里頭瞭如指掌的學者正是《二里頭（1999-2006）》的主持人、現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除了這兩個頭銜，許宏博士還被媒體譽為“公眾考古的踐行者”：他將自己的研究心得通過寫部落格、微網志等方式分享給社會公眾，解答網友有關考古的疑問，幫助考古學科走出象牙塔，也把神秘的田野考古帶入公眾的視野。
懂需求、會溝通、善分享。許宏是一位具有網際網路精神的學者，若要送一個“之最”給他的話，大概是“最具産品思維的考古人”。
田野考古本身艱巨，考古人花了大量的精力解讀無字地書。“我們開始意識到，無字地書解讀到《二里頭（1999-2006）》這種程度只能算是‘文言文’，一般公眾還是看不懂，還需要從‘文言文’進一步轉化才能成為公眾産品。”
於是，能讓公眾看懂的《最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國》問世了，後者還入選了“三聯書店2014年十大好書”。兩本小書都賣到了一萬多冊，這在考古學界還是很罕見的。
中國網：在大家的印象裏，好像考古學家尤其是田野考古學家都會刻意與媒體和公眾保持距離，撰寫的報告也仿佛僅僅用於考古圈內部交流，外人一般接觸不到，即使接觸到了也很難看懂。
許宏：是這樣的。這個是職業考古人以往的想法，有一部分原因是社會發展的局限性。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的契機就是因應大眾的渴求。從上個世紀初年開始，先是新文化運動、砸爛孔家店，千古一係的文獻記載受到質疑，“古史辨”派攪動了以“信古”為主流的中國學界的一潭死水。康有為所説的“上古茫昧無稽”，是從學界到公眾社會的共同感慨。在這種情況下，考古學應運而生。它要解答的，都是國人想要了解的大的本源問題，譬如中國人是怎麼來的，中國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國古代文明的特質是什麼，等等。傅斯年説“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可是當時熱門的大學問。近百年來，為了解決這些大問題，考古學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從田野做起，建構起了對中國上古史的框架性認識。由於專業的特點，考古學必須建立起一套自身的話語系統，來解讀這部無字天書。我們的前輩包括我們這些當代考古人花了大量的精力泡在田野上苦苦探索、推敲琢磨，尋找解譯天書的密碼，這就使得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考古學給人以漸漸與世隔絕的感覺。甚至與這個學科關係最為密切的文獻史學家也常抱怨讀不懂考古報告，説解讀無字天書的人又造出了新的天書。經過幾十年來學術成果的不斷累積，學科的不斷成熟，考古學已開始嘗試解答一些大眾關心的問題。考古人也開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會責任感在增強，開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饋于社會的“自覺”。我們開始意識到，無字地書解讀到《二里頭（1999-2006）》這種程度只能算是“文言文”，一般公眾還是看不懂，還需要從“文言文”進一步轉化才能成為公眾産品。按理説我們拿著納稅人的錢來做考古，讓考古學科走出象牙塔、把考古成果轉化成公眾産品回饋社會應該是我們的義務，以前的封閉和保守是不正常的，當然也有歷史的、學科發展階段性的原因。
中國網：我看完您寫的《最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國》後，和一位微網志網友産生了共鳴，他的微網志是這樣寫的：“如今真正有學問的人越來越少，會講故事的雖然有那麼一些，又都去寫小説了，又有學問又會講故事的可是鳳毛麟角......這位許宏先生也算是一個......”的確，據我所知不是所有的主流學者都願意寫這樣的書。
許宏：應該説是因緣際會吧，這是時代造就的。我覺得讓考古學科走出象牙塔應該是考古人的一種“文化自覺”。還有，時代的發展對於一個人的人生際遇也是很重要的。數千年以來個體在東亞傳統中不受重視。現在網際網路發達了，大家都可以發聲，這是亙古未有的。今天我們這種考古人全然不同於我們的老師、前輩考古人，他們把畢生精力都花在田野發掘、寫田野考古報告，發表在學術雜誌上，現在的考古報告印個一千多冊，供學術圈子裏的人用也就夠了。所以可以説公眾考古、網際網路的推動，都是一個時代的産物。
其實這種轉變是有一個過程的。拿我自己來説，記得1996年《讀書》雜誌曾經約請幾位人文學科的知名學者來討論考古學與公眾的問題，幾位學者坦言對考古學話語系統的疑惑、慨嘆和望而生畏。其中我的同事陳星燦教授的文題是《公眾需要什麼樣的考古學》，讀了之後儘管頗以為是，但當時的想法仍然是：公眾需要什麼樣的考古學，並不是所有的考古學者都需要思考的問題。一方面不滿于充斥坊間的考古大發現類的“攢書”，一方面又不肯或捨不得拿出時間和精力參與到公眾考古的行列中來，這基本上道出了包括我在內的考古界相當一部分同仁的心態。而這十幾年我觀念的轉變大家都看到了，有點與時俱進的感覺吧。“穿越”于田野考古與公眾考古、主流學界與網路之間，保守與“任性”並重。有年輕朋友説我是“完成了一個學者前行路上的漂亮蟬蛻”，我個人也有種活出了個新我的感覺，哈哈。
中國網：您到目前已擔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15年了。數據顯示二里頭遺址一共300萬平方米，您是第三代隊長，您的團隊和前兩代考古隊共在二里頭髮掘了55年，但才發掘了4萬平方米，也就是總面積的1%多一點。您怎麼看這樣的進度？
許宏：這就是所謂的“愚公移山”，“子子孫孫無窮匱也”。這也就註定了考古是找回文化記憶、造福子孫的長遠工程，而不應該是短期的形象工程。
我們現在要做的這些工作，從宮城開始系統鑽探，全面勘查，這些都是從長計議的。而不是想撈一些什麼好看的、值錢的東西。文化遺産不可再生，不可複製，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應該控制發掘面積已經成為學界和公眾的共識，因為發掘本身也會造成一定的破壞，我們應該把遺産更多的留給子孫後代，相信他們會比我們更聰明，能從中提取更豐富的資訊。所以，考古人應該適當壓抑和束縛住好奇心。明代皇陵的發掘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所以我們現在堅決支援國家文物局關於嚴格控制帝王陵墓發掘的禁令。現在我們已經轉換思路了，不能在我們手裏竭澤而漁。
我在去年“紀念二里頭遺址發現55週年學術研討會”的專題報告中，提到我們的成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正因為前輩在二里頭遺址的發掘中保留下了重要遺跡，才使得我們在更新工作理念的前提下，又有了新的重要的突破，這是我們要深深感謝的。同時，我們的發掘也只是做到重要遺跡的表面，盡可能利用晚期遺跡的剖面來了解更早的重要遺存的情況。讓後人能在我們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
中國網：您在發佈會上提到有年輕朋友悲觀的形容考古工作是“田野上放牧青春”，但看您學考古從事考古工作已經三十餘年，做得很快樂。
許宏：我現在的確很享受探索求知的過程。民國時期的那些大學問家裏面，有非常睿智的人説做學問，首先是自娛，然後才是娛人。人生不應該為了一個輝煌的頂點而忍辱負重耗盡生命的燈油，那就沒意思了。就是説我喜歡這個東西，於是研究它的過程就是充滿樂趣的。“在田野上放牧青春”，是我在山東大學任教時帶學生實習，一位同學參加田野實習的感慨。那時我是助教，比他們大不了幾歲，很欣慰于他們把我當朋友坦露心跡。我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是以怎樣的心態看待這種放牧，悲觀的還是樂觀的。如果是後者，你會有放牧後對青春的收穫。回想起來，可以説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兒。
中國網：您在書中説，二里頭宮城是通過學術設計“想”出來並且驗證到的。您是如何産生了這樣的理念的？
許宏：正如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所言：你只有想到了什麼，才能挖到什麼。我一直調侃説我是考古學科中做“不動産”的，是做“井字型道路”啊、“宮殿建築”啊、“四合院”這些東西的。二里頭哪些地方有能出土青銅器和玉器的墓葬，我們很清楚，但是我是城市考古出身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這個，我最關注的是settlement patterns（聚落形態）。我接手二里頭時，二里頭已經挖了40年，但我們只知道一號宮殿二號宮殿、鑄銅作坊，還有一些出土銅禮器和玉器的墓，等等。我評價前輩們在二里頭遺址40年的工作有兩大方面的重要收穫。一是建立起了以陶器中心的文化分期框架，為學界所普遍認可；二是宮殿建築、貴族墓和鑄銅作坊等重要發現，奠定了二里頭作為早期都邑的重要歷史地位。這些都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重要前提。接手二里頭的考古工作時就感覺整個都邑遺址缺乏規劃性，而規劃性是政治性都邑最本質的東西。以往對二里頭遺址是否屬於城市、都城的疑問，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長期以來從這處遺址的考古材料中看不出王都所應有的規劃性。那麼我們就從這一點出發，專門解決這個問題。於是才有了前面説的那些重要的發現。你應該能注意到主要的發現是與都邑的佈局和空間結構有關的。
説到這裡，想起2003年在二里頭遺址發現宮城城墻，我當即給一位在二里頭長期工作過的老先生去電話“報喜”。老先生很驚訝，説我們那時為了找城墻，把二里頭遺址都打成“馬蜂窩”了（指用洛陽鏟密集鑽探），你們究竟是怎麼找到的呢？我説是“想出來”的：我在研究實踐中得出這樣的認識，即都城中的宮殿區作為王室禁地不該是開放的，其周圍應該有城墻、壕溝等防禦設施。而它的週邊已發現道路，道路和宮殿建築之間已不可能再有城、壕。那宮殿的外墻會不會就是宮城城墻的一部分呢？那就按這種推想鑽探發掘看看嘛，結果果然如此，推想被驗證了，宮城重見天日了。就是這麼簡單。所以我走的路徑和我的學術背景是相關聯的。我在意什麼、我想解決什麼問題，也就才能有這樣一個理念。只有專心做“不動産”的人才會有“不動産”方面的大收穫哈。這些理念和構想都要溯源於在徐蘋芳先生指導下完成博士學術論文時的思考與收穫。
中國網：我發現您從2009年開始一直堅持寫部落格，還從2010年使用微網志。到今天微網志已經積累了15萬粉絲，轉發、評論、點讚量都很高。看來您很願意和微網志網友互動交流，和年輕人交流。
許宏：“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考古人許宏也成了“半透明”的人了。我把自己的論文、發言、心得，還有大量自己蒐集的文獻什麼的貼到網上，這是一個新型教師的形象。有朋友歸納得好：自媒體就是免費贈閱，但不保證按期出刊。是這樣。我每天從事學術研究就是在自娛，同時跟年輕人互動。玩學問的同時如果還能娛人，那就是件很快樂的事兒了。微網志、部落格上的交流已經超出了師生關係，因為學生如果跟我面談，一見面會很謙恭地喊我“老師”，學生一問我問題，我一説什麼，他們都會附和“是是是”。但是在網上，沒有身份地位之別，沒有長幼大小之分，沒有圈內圈外的歧見。大家在“潛水”，沒必要恭維，盡可以批判，這種平等的交流可以讓大家共同受益。我回帖只看你的問題是不是具有典型性，是不是好多人都想問的問題，只要我有時間就願意回復。而且這種公開的交流，很有可能一句話影響了好多人，這就是一種遠端教學交流啊。我有朋友是大學教授，他説起課後被學生提問，就回復道：回去看看許宏先生的部落格吧（哈哈）。還有同學説，聽老師講課，好像和許宏老師説的不一樣，課下得看看許老師怎麼説。刷了我的部落格、微網志：噢，原來這問題還可以這麼看！我這個網路公眾考古踐行者的價值就體現出來啦。
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坦率地講，當目前學界主流意見與他們的看法相左時，我更看重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代表著學科和社會的未來。我也以我的視角、方法論和觀點得到他們的認可為榮。
中國網：近日有看到新聞説，將在二里頭遺址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方案裏説“正在發掘的遺址現場根據考古工作開展情況設置可移動的臨時保護展示棚，並設置遊客參觀平臺；未發掘的宮殿遺址將得到大面積綠化，種植酸漿草或大花馬齒莧。”對此您有什麼評價？
許宏：還是挺好的。我接受不了的一種做法是，在遺址上原址復建一些假的東西，打個也許不太恰當的比方就是像影視城。首先，它把遺址本體徹底壓在下面，難以重見天日。就上古建築而言，沒有多少復原依據，學術爭議大。如果你拿這個來申請世界文化遺産，符合其最起碼的要求——原真性嗎？同時，上古的宮室建築本來就是“茅茨土階”，茅草屋嘛，你已經做了不少出於當代想像、符合當代人審美觀的美化工作了，但公眾還是不買賬。為什麼？對於那些具有東方特色的、不具有視覺衝擊力的土木建築等遺存，我們是否應該給公眾一定的想像的空間，把復原當時場景的任務交給遺址陳列展示中心和各種高科技手段？總之，作為考古人，我們最大的期冀就是把原真的遺址留下來，可以再考古。其實公眾也應該是衝著“真”東西和如何發掘出這些真東西來的吧。
這樣看來，所謂考古遺址公園，首先一定必須可以再考古，否則還叫什麼“考古”遺址公園呢？如果遺存不是被徹底破壞，任何考古工作都應當具有“可逆性”，即可以再發掘，再發掘的現場本身就是一道風景，可以用來參觀，然後又可以按照發掘的結果進行展示，展示遺跡本身。這樣，草皮、觀賞植物、卵石、砂礫加上説明牌就不視為一種適宜的方式，歐美和日本等國都有很好的實例。這就引申出考古遺址公園的第二個特質，那就是它一定要是“遺址”公園。正像我們反對圓明園復建一樣，遺址公園展示的不是遺址還能叫“遺址”公園嗎？
中國網：《二里頭（1999-2006）》的書可謂是15年磨一劍，您在發佈會上介紹説，發掘了七年，整理編寫了八年，二里頭考古隊下面的方向是什麼？
許宏：我們已開始著手編寫《二里頭（2010-2011）》發掘報告洛陽地區區域系統調查報告，希望儘早公之於世。今年由於是暖冬，我們的隊員現在仍在二里頭遺址上進行鑽探。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今後的工作也將是以無損或微損的勘探工作為主，通過系統勘探搞清二里頭遺址的地下遺存的面貌，對這一重量級“國保”單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國寶”心中有數。同時，配合國家大遺址保護工程和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還要在都邑的關鍵部位做重點發掘，提取科學資料，提供翔實的復原依據。文物保護，考古先行。沒有紮實的考古工作，文物保護和展示利用就無從談起。這方面我們也有很強的責任感。期待在不遠的將來，一個貼近公眾的二里頭遺址考古公園和博物館就能夠和大家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