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瑞金，還是個相當偏僻、閉塞、落後、保守的地方。然而，它卻成了中國共産黨創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赤色中國的首都。當時，黨的領袖們是怎樣選定瑞金為紅都的，似無歷史文獻可憑，但有歷史軌跡可循。首先是黨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方略，給瑞金成為紅都帶來了某種現實可能性。

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産黨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沉痛教訓後，選擇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從而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到了廣大農村。這條道路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武裝割據，建立、鞏固、擴大革命根據地（蘇區）。當時，有可能成為紅色割據區域的地方，必須具備適當的地理、經濟、政治、社會諸條件，其中尤以地形和人民兩條為要。諸如遠離敵對勢力強大的大城市，遠離交通線（尤其是鐵路），地形複雜，可進可退；有充足的農副産品（尤其是糧食）；有黨的組織與活動，勞苦大眾有強烈的翻身要求，支援革命，擁護共産黨等。贛南各地大致都具備這些條件，因而被難以在井岡山立足併發展的紅四軍確定為下山後的出擊方向。

地處贛南東邊、武夷山脈西側的瑞金，有利條件更多。這裡重巒疊嶂，四鄰亦盡山國，迴旋餘地大；自古以來就是內地通向閩粵的孔道，水路可接通贛江兩岸，卻又遠離大城市和交通線。農林産品很豐富，素有“綿江兩岸是塊洲，三年兩不收，還有餘糧下贛州”之説。居民多係客籍移民後裔，勤勞儉樸，堅韌執著而富有鬥爭精神。因受地主惡霸、軍閥土匪的殘酷壓迫與剝削，生活困苦不堪，有著強烈的翻身願望與革命要求。大革命時期，瑞金受到北伐軍的影響。南昌起義部隊向潮汕行動時，又曾過境短駐，並指導成立了該縣第一個共産黨的支部委員會，進行了土地革命的嘗試。地方上的反動武裝力量則比較薄弱，且內部矛盾重重。

瑞金的種種有利條件，很早就為當年的革命領袖所賞識。1927年8月下旬的壬田戰鬥，是南昌起義軍南下途中打的第一個勝仗。1929年2月上中旬之交打的大柏地一仗，又是“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瑞金人民熱情歡迎革命隊伍，和地主鬥爭非常勇敢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動了南昌起義軍和紅軍指戰員。所以，紅四軍前委在1929年4月初，就向中央提出了確立建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計劃的建議。毛澤東在這年5月更明確指出：“瑞金是個好地方，一定要把這塊革命根據地搞好”。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想法，無疑會對日後的紅都選址問題産生影響。其次，黨中央關於在蘇維埃中心區建立臨時中央政府的決策，使瑞金向紅都靠攏了一大步。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國革命出現了大革命失敗以來未曾有過的高漲形勢，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任務，被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上了。1930年5月20日，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大會作出了于當年10月革命紀念日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以及組建一蘇大中央準備委員會的重要決定。由於時任黨中央主要負責人的李立三堅持“城市中心論”，這項工作被拖延了。在一系列失敗面前，黨中央不得不把著眼點放到農村革命根據地。1930年9月12日，一蘇大中央準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的突出成果，是決定將中準會移到赤色區域去，公開號召廣大群眾起來，準備全國蘇大。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將全國蘇區劃為六大區域，其中“贛西南特區與湘鄂贛邊特區為蘇維埃中心區，中央臨時政府建立在此區”。由於接連不斷的“圍剿”與反“圍剿”戰爭，湘鄂贛邊特區與贛西南特區之間的大片白區始終未能聯結起來，成為蘇維埃中心區。足資建立中央臨時政府的蘇維埃中心區，即中央蘇區，實際上局限于贛西南。這樣就使瑞金向紅都靠攏了一大步。再次，“最有保障”的中央蘇區中心的地位，是瑞金成為紅都的根本所在。

1930年6月，以贛西南、閩西蘇維埃政府的相繼成立，及以這兩地為主要活動區域的紅一軍團的組建為標誌，中央蘇區初具規模，瑞金恰好是這兩地的連接點。1931年9月，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贛南、閩西連成一片，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基本形成。

1931年2月，剛剛取得全黨最高領導權的王明提出：“在蘇維埃區域第一等重要任務是：在最有保障的區域裏來建立起蘇維埃中央政府……”。這就把臨時中央政府建立在蘇維埃中心區的設想進一步具體化，即紅都當擇址于中央蘇區的“最有保障的區域”。其時所謂“最有保障的區域”，應當首先不受戰事襲擾，革命秩序穩定，社會治安良好，其次還有物質上的充裕。瑞金就是符合這些標準和條件的地方。

中央蘇區三次反“圍剿”戰爭雖然均採“誘敵深入”戰術，戰鬥卻始終在瑞金以外的地域（包括興國、寧都）進行。受敵軍蹂躪的贛西南蘇區各縣，一片破敗景象，瑞金卻“在二、三期戰爭當中未受絲毫的損失”。再則，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前，中央區的根據地還是很流動的。那時江西省蘇轄有吉安、吉水、瑞金、崇義等31個縣蘇，其中縣蘇維埃政府佔領著縣城的有永新、興國、寧都、樂安、南豐、廣昌、瑞金、遂川等縣。然而，佔領了縣城不等於赤化了全縣，況且有些縣城的佔領還是短暫的。只有瑞金全縣（含縣城）為蘇維埃有效統治著（1931年9月的《贛西南的（綜合）工作報告》及1932年5月的《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充分反映了這一事實）。與中心區域的幾個鄰縣比，瑞金從1931年3月再度解放後，局勢一直比較平穩，且發展較好。這除了無重大戰事外，還表現在全縣各級革命政權的恢復鞏固，地方武裝力量的建立、壯大，境內頑匪和地主武裝的肅清，工會等群眾組織的恢復健全，以及第二次分田鬥爭的勝利等。相對和平的環境，無疑使瑞金堪稱“最有保障的區域”。1931年7月，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從興國遷入瑞金葉坪；9月，在葉坪下陂塢建立中央印刷廠；9、10月間，少共中央局從永豐龍崗遷入瑞金葉坪等，就是極有力的説明。

六屆四中全會後，黨中央將召集一蘇大、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授權給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1931年9月下旬，毛澤東、朱德、項英、任弼時等領導人即率蘇區中央局及紅軍總部進駐葉坪（圖20），全面開展一蘇大和臨時中央政府成立的最後籌備。至此，瑞金便鐵定為紅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