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個動人的故事，串聯起人民領袖同扶貧事業的不解之緣。

從生産大隊黨支部書記，到泱泱大國最高領導人，40多年來，習近平同志無時無刻不牽掛著貧困群眾，始終把扶貧使命扛在肩上。

早在陜北梁家河插隊時，他就帶領鄉親們打井、修淤地壩、修梯田、建沼氣池，向著“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麵”的樸素目標而奮鬥。

在位於河北省正定縣新安鎮吳興村附近的一家農業科技公司，工人在管理水培蔬菜（2020年3月3日攝）。新華社記者 楊世堯 攝

在河北正定擔任縣委書記，他扛著自行車一步一步蹚過滹沱河，走遍全縣200多個村子，探索農村改革脫貧路。

在福建寧德擔任地委書記，他幾乎走遍所有的鄉鎮，不斷探索“弱鳥先飛”的路子。

在寧夏固原楊嶺村，村民馬克俊在茶館展示茶藝（2018年8月26日攝）。 新華社記者 王鵬 攝

　　這是寧夏固原楊嶺村（2018年8月26日攝，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王鵬 攝

到了省裏工作，他盯住對口幫扶，推動“閩寧協作”在寧夏大地結出豐碩成果。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減貧事業的歷史高度，精心謀劃中國精準脫貧工作，對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作出戰略指引並躬身踐行。

習近平總書記深入全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考察了20多個貧困村，連續4年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政治局會議聽取脫貧攻堅成效考核彙報，連續6年召開脫貧攻堅座談會，連續6年在全國扶貧日期間出席重要活動或作出重要指示，連續6年在新年賀詞中強調脫貧攻堅，連續7年在全國兩會同代表委員共商脫貧攻堅大計，還多次回信勉勵基層幹部群眾投身反貧困鬥爭的偉大事業……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自己所説：“40多年來，我先後在中國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始終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一）

看真貧的故事——“你們得讓我看到真正情況，不看那些不真實的”

2020年春天，中國正處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

在帶領全國人民奮力戰“疫”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心中始終還掛念著一件大事。

3月6日，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方面最大規模的會議。為了既保障防疫安全，又能把黨中央精神準確、快速傳遞到各地區各部門，座談會以電視電話會議形式舉行，所有省區市主要負責同志都參加，中西部22個省份一直開到縣級。

座談會一開始，習近平總書記開門見山：“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也考慮過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後再到地方去開，但又覺得今年滿打滿算還有不到10個月的時間，按日子算就是300天，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本來就有許多硬骨頭要啃，疫情又增加了難度，必須儘早再動員、再部署。”

向前看，300天！實現脫貧攻堅目標，邁向全面小康社會。中國人民千年宏願夢圓今朝，何其激越！

事非經過不知難。回望來路，又是何等艱辛！

在最近一個世紀的奮鬥征程上，中國共産黨人帶領人民創造出擺脫貧困的一個個奇跡，立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這是黨中央向歷史、向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

黨的十八大閉幕後，新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在同中外記者見面時擲地有聲地説：“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面對這一奮鬥目標，他深感責任重大——

“不能到時候，宣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可還有那麼多群眾生活在貧困線下。”

摸清貧困真實底數，做到心中有數，才能有針對性地推進扶貧工作。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伊始便提出這個要求。

一個多月後，總書記的身影出現在天寒地凍的太行山深處。

這是河北省阜平縣駱駝灣村（2019年8月7日攝，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趙鴻宇 攝

河北省阜平縣駱駝灣村，貧困戶唐榮斌此前見過最大的官不過是鄉長。那天，村支書顧潤金來到唐榮斌家，説上面要來人視察，但沒告訴他來人是誰。沒想到來的竟是總書記習近平。

拉著習近平總書記的手，唐榮斌緊張得把準備了一宿的話全忘了。

習近平總書記説這次考察目的是“看真貧”。他強調，不管路多遠、條件多艱苦，都要服從於此行的目的。

總書記對當地幹部説：“專程來這裡看望大家，就是為了解我國現在的貧困狀態和實際情況。你們得讓我看到真正情況，不看那些不真實的。所以走得遠一點，哪怕看得少一些，是真實的，才是值得的！”

家裏幾口人，兄妹幾個，家裏有幾畝地，收成咋樣，農村合作醫療咋樣……看真貧、察實情，總書記一句一句問得十分仔細。

灶臺上的鐵鍋還冒著熱氣。總書記揭開鍋蓋察看，只見裏面蒸著饅頭、玉米餅子、紅薯、馬鈴薯和南瓜。

唐榮斌老伴從鍋裏拿出一塊蒸馬鈴薯遞給了總書記。總書記掰了一塊放在嘴裏：“味道不錯！”還讓同行的人都嘗嘗。

行程萬里，人民至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足跡遍及一個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農家院落、田間地頭，一張方桌、幾條板凳，體察百姓疾苦，細辨貧困癥結。像發生在駱駝灣村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

（二）

賬本的故事——“扶貧攻堅就是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

十八洞村，湘西一座普通的小村莊。

阜平之行一年後，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這裡首次提出“精準扶貧”重要論述。

湖南省花垣縣十八洞村地處武陵山脈腹地，是一個藏在偏僻幽靜山谷中的苗族聚居貧困村。總書記到十八洞村那年，全村貧困發生率高達57%。

村民石拔三清晰記得，習近平總書記到她家中看望，坐下來同一家人算收支賬，詢問有什麼困難、有什麼打算，察看了她家的穀倉、床舖、灶房、豬圈，勉勵一家人增強信心，用勤勞和智慧創造美好生活。

這是湖南省花垣縣十八洞村（2019年10月29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陳思汗 攝）

“他希望大家把種什麼、養什麼、從哪增收想明白，不要喊大口號，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騖遠的目標。扶貧攻堅就是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村民施成富回憶道。

2016年全國兩會湖南代表團審議現場：

習近平總書記同代表們一邊回憶當時的情景，一邊又算起增收賬。

“我正式提出‘精準扶貧’就是在十八洞村”，“現在每人平均收入有多少了？”習近平總書記問。

拼版照片：上圖為脫貧前的湖南省花垣縣十八洞村進村道路（2011年12月攝 新華社發）；下圖為2019年9月拍攝的湖南省花垣縣十八洞村及進村道路（新華社記者陳澤國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

“您當年來的時候是1680元，現在已經增加到3580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長郭建群告訴總書記，十八洞村百姓收入增加，村容村貌變化，已經成為全省文明村和旅遊定點村，村民笑容多了、求發展願望強了，連大齡男青年解決“脫單”問題也容易了。

在湖南省花垣縣十八洞村，新郎的迎親隊伍遇上新娘親友“攔門”（2018年2月4日攝）。 新華社記者 薛宇舸 攝

“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婦兒？”總書記問。

“7個，就是‘脫單’的大齡青年7個。”郭建群説。

習近平總書記高興地説：“最近一段時間有些系列報道我都在看，看後也很欣慰，本身也起到示範作用。要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打好脫貧攻堅戰，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

2016年，十八洞村實現整村脫貧。

“算賬”，成為精準扶貧最生動的詮釋。

在河北省張北縣德勝村，徐海成（左）和妻子裴秀平在家中佈置春節裝飾（2018年2月9日攝）。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

2017年春節前夕，在北京向北200多公里的河北省張家口市張北縣的貧困村德勝村，習近平總書記坐在村民徐海成家的客廳裏，一筆一筆給他算收入支出賬：“種植馬鈴薯原種3畝，畝産2000斤，一斤收入2元；一般的商品薯種了15畝，每斤是5毛錢。”

“這價格差得很多啊。”習近平總書記從貧困戶的小賬本上指出了增收的門路。

習近平總書記説，馬鈴薯是個大産業。他問當地幹部，馬鈴薯原種育種這一項有希望做大嗎？

“有希望，我們全縣馬鈴薯育種佔到全國五分之一。”縣委書記郝富國答道。

習近平總書記點點頭説：“你們下一步的路子都有了，就是怎麼把它市場化、規模化發展起來。”

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

這是江西井岡山神山村新貌（2020年4月16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張浩波 攝

拼版照片：上圖為脫貧前的江西井岡山神山村一角（2016年1月攝）；下圖為2019年9月拍攝的江西井岡山神山村一角。新華社發

在江西井岡山神山村張成德家中，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班彥村呂有金家中，在安徽金寨汪能保家中、陳澤申家中，在寧夏固原楊嶺村馬科家中……習近平總書記翻開一本本扶貧手冊，“移民直補”“公益林補貼”“計生獎”“勞務收入”，他察看著一項項精準扶貧政策的落實情況，細緻詢問他們的收入和支出，同困難群眾一起盤算脫貧致富的門路。

不僅是貧困戶的收入支出賬。全國到底有多少貧困人口，能否精確到一家一戶，這本賬，更是精準扶貧的基礎。

“情況搞清楚了，才能把工作做到家、做到位。幫助困難鄉親脫貧致富要有針對性，要一家一戶摸情況，張家長、李家短都要做到心中有數。”在河北阜平縣看望慰問困難群眾時，習近平總書記這樣強調。2013年參加全國兩會人大代表團審議時，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扶貧不能“手榴彈炸跳蚤”，不能搞“大水漫灌”，對貧困人口要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

總書記所説的“心中有數”“精準識別”，直指扶貧工作的要害。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一項史無前例的貧困人口建檔立卡工作在全國展開。2014年，扶貧系統在全國範圍開展貧困識別。建檔立卡使我國貧困數據第一次實現了到村到戶到人。

有了這本“賬”，扶貧開發進入了“滴灌式”精準扶貧新階段。

小賬本，大情懷。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長期實踐基礎上，對扶貧工作進行科學總結和理論提升，形成精準扶貧方略，促進了中國扶貧工作大發展。

脫貧攻堅以來的7年間，中國貧困人口減少9000多萬，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總規模。

（三）

茶和果的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黨的恩’，這句話講得很好”

採茶工在浙江省安吉縣溪龍鄉黃杜村的茶山上採茶（2018年3月24日攝，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 攝

端起一杯清香的安吉白茶，這一片片致富的金葉子曾經只是偏僻山村的普通作物。

浙江省安吉縣溪龍鄉黃杜村時任白茶基地負責人梅喜英還清楚地記得：2003年4月9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沿著泥巴路走進茶園，詢問白茶推廣種植情況——白茶是怎麼引進的，怎麼扦插、採集、加工，銷售情況如何。

“沒想到作為省委書記，竟然對茶園裏的事這麼清楚。”梅喜英回憶，那次調研後不久，安吉縣的白茶産業得到了跨越式發展，政府註冊了“白茶之鄉”品牌，免費培訓茶農，拓展出茶文化、茶工藝、茶食品等白茶産業鏈。

如今，黃杜村白茶種植面積已從5000余畝擴大到1.2萬畝，年産值達1.5億元，昔日荒山變身“茶海”，村民收入也從“一天賺一塊錢”變為年每人平均超過3.6萬元。

採茶工在浙江省安吉縣溪龍鄉黃杜村的茶山上採茶（2018年3月24日攝）。 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 攝

致富不忘黨恩，先富不忘後富。

2018年4月,黃杜村20名黨員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彙報村裏種植白茶致富的情況，提出捐贈1500萬株茶苗幫助貧困地區群眾脫貧。

習近平總書記對這件事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黨的恩”，這句話講得很好。增強飲水思源、不忘黨恩的意識，弘揚為黨分憂、先富幫後富的精神，對於打贏脫貧攻堅戰很有意義。

2年過去了，1500萬株茶苗在湖南、四川和貴州3省4縣的34個建檔立卡貧困村紮下根來，帶動受捐地1862戶5839名貧困人口增收脫貧。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於，扶貧從來不是一個地方、一個單位、一個人的事。

陜西省延安市誌丹縣雙河鎮李家灣村村民在果園採摘蘋果（2019年10月22日攝，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陶明 攝

2015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回到梁家河。他特意坐上越野車沿著崎嶇的山路前往山梁高處的蘋果種植園察看。

得知坡地上種植的蘋果畝産4000斤，能夠收入2萬多元，習近平總書記很高興。回想起40多年前插隊時，鄉親們受苦受累種的農作物畝産只有幾十斤，他非常感慨。

“一定要堅定地把蘋果産業抓下去。”總書記的囑託，延安市委常委、寶塔區委書記劉景堂記憶猶新。“我們這幾年堅定不移地落實總書記指示，不斷發展壯大蘋果産業。這兩年豐産，畝産8000斤左右，農民收入大幅增加。”劉景堂説。

遊客在陜西省延安市誌丹縣雙河鎮李家灣村果園拍照留影（2019年10月22日攝）。 新華社記者 陶明 攝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研究如何解決好因災減産、同果不同價、豐年難豐收等問題。特別是提出的對口幫扶，讓曾經被認為和貧困地區不沾邊的金融産品成為蘋果産業發展的穩定支撐。

在證監會統籌下，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在對口幫扶的陜西延長縣，創新推出蘋果“保險＋期貨”金融産品——由保險公司負責為果農提供價格保險，最終價格波動風險由期貨公司在期貨市場進行對衝平抑。

受益的第一批試點戶有安溝鎮阿青村果農肖金光。他2018年按一斤4元把家裏30噸蘋果上了保險，後來遇上市場行情波動，一斤跌了1.8元，“換做以前又要返貧了，如今保險公司真給賠了，有底氣就更有幹勁。”

“蘋果也能上保險！”肖金光的經歷帶動了村民參與。有了價格保險保“價”護航，貧困老區的蘋果成了“金蘋果”，走向迪拜等國際市場。

這是陜西省延安市延川縣梁家河村山地蘋果園（2018年5月24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邵瑞 攝

2019年5月延安各縣整體脫貧摘帽，蘋果真正成為“致富果”。

一杯清茶、一個蘋果、一塊火腿、一壺小酒……越來越多的貧困地區特色産品走向大城市的百姓餐桌。

2018年2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成都主持召開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時強調，堅持社會動員、凝聚各方力量，充分發揮政府和社會兩方面力量作用，形成全社會廣泛參與脫貧攻堅格局。

2019年1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5部門發出《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消費扶貧的倡議》。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互為補充的“大扶貧格局”逐步形成。

（四）

“弱鳥先飛”的故事——“加強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讓脫貧具有可持續的內生動力”

1988年，走完閩東九縣後，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習近平以“弱鳥如何先飛”為題寫下閩東九縣調查隨感。

他寫道，“安貧樂道”，“窮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這些觀念全應在掃蕩之列。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先富，但能否實現“先飛”、“先富”，首先要看我們頭腦裏有無這種意識。

當時，不少同志把脫貧的希望寄託在國家多撥資金、多一點關照上。習近平同志認為：“我們有必要擺正一個位置：把解決原材料、資金短缺的關鍵，放到我們自己身上來，這個位置的轉變，是‘先飛’意識的第一要義。我們要把事事求諸人轉為事事先求諸己。”“我們完全有能力在一些未受制約的領域，在貧困地區中具備獨特優勢的地方搞超常發展。”

要“先飛”，得拿出“敢飛”的精氣神來。

習近平同志發現，因為在福建9個地市中經濟排老九，寧德的同志到省裏開會，都坐在最後一排，不敢大聲説話。

習近平同志深感這一局面要改變。到寧德工作後，他到省裏開會，總是坐第一排，爭著第一個發言。他深信，扶貧扶志，貧困地區缺精氣神不行。不能因為定為貧困縣、貧困地區，就習慣於講我們縣如何如何貧困，久而久之，見人矮一截，提不起精神，由自卑感而産生“貧困縣意識”。

有了“先飛”的意識，還得有“能飛”的“翅膀”。

在西寧市回族中學高級教師拜秀花心裏，2016年那個玉蘭花盛放的日子永生難忘。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她帶著自己對幾個農牧區學校進行調研的成果來到北京，希望在全國人代會上為改善鄉村教師師資力量建言。

在青海代表團審議中，她直言不諱：“鄉村教師整體素質不高問題依然突出，特別是漢語和民族語言雙語教師力量薄弱。”

拼版照片：上圖為2016年11月拍攝的脫貧前的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班彥村村貌（新華社記者吳剛攝，無人機照片）；下圖為2019年9月拍攝的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班彥新村村貌（新華社記者張宏祥攝，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發

坦率的發言，引起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關注：“扶貧先扶智，要更加注重教育脫貧，著力解決教育資源均等化問題，不能讓貧困人口的子女輸在起跑線上，要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只有打破“窮”和“愚”的惡性迴圈，“弱鳥”才能展翅高飛。

這是2019年8月26日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班彥新村拍攝的土族盤繡園。 新華社記者 張龍 攝

然而，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馬太效應”的案例並不鮮見——越窮的地方就越難辦教育，但越窮的地方越需要辦教育，越不辦教育就越窮。

這種狀況令習近平總書記深感痛心——

“我到一些貧困地方去看，有的孩子都七、八歲了，還在家裏待著，沒有上學。貧困地區教育一定要搞上去，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要讓他們有受教育的機會，有上大學的機會，再過十年八年能夠成為致富能手，起碼有本事掙到飯吃，不至於再過窮日子。”

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班彥新村的兒童在剛遷入的新居內展示新買的衣服（2017年1月攝）。 新華社記者 吳剛 攝

只有教育，能讓貧困地區插上騰飛的雙翅，實現“弱鳥先飛”的夢想！

為了“扶智”，他看實情——輾轉3個多小時來到重慶大山深處的中益鄉小學，仔細察看師生食堂的餐廳、後廚，了解孩子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

為了“扶智”，他想辦法——“對貧困山區，要鄉村教師進去，或者讓孩子們在外面寄宿。對實在太偏遠的，可以不搞集中住宿，為了到寄宿點，孩子要走幾個小時的路，很不安全。可以派教師進去，把待遇搞得好一點，搞輪換制，把這樣的經歷作為教師提級的一個重要依據。”

農民在貴州省普安縣地瓜鎮屯上村的“扶貧茶園”裏給茶苗除草（2019年7月7日攝）。當地的茶園栽種有浙江安吉黃杜村捐贈的白茶苗。 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 攝

為了“扶智”，他提期望——在給“國培計劃（2014）”北京師範大學貴州研修班參訓教師的回信中，諄諄叮囑年輕人要“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奮進者、教育扶貧的先行者、學生成長的引導者”。

“弱鳥可望先飛”的信念和志向讓變化悄然發生——

“現在黨的政策這麼好，不加油幹，我們就對不起總書記！”在河北阜平縣駱駝灣村，樸實的村民異口同聲。

“‘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總書記當年講的這句話真的靈驗了！”鄉親們笑著説。

小小的村莊，一年一個樣。蜘蛛網悄悄爬滿往日香火旺盛的小廟。“靠燒香是拔不了窮根的。”一位村民説，也不能等救濟，大家要一起想辦法、找門路、抓機遇，誰上了脫貧志氣榜、光榮榜誰就行。

這幾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很多場合講過這句話：“加強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讓脫貧具有可持續的內生動力。”擺脫貧困，不僅是物質條件的改善，更是人的全面發展。這是中國反貧困鬥爭的題中之義。

（五）

縣委書記“返崗”的故事——“貧困縣的縣委書記、縣長要穩在那兒，把責任擔到底，不脫貧‘不能走’”

不久前，一張“五位書記同框”的照片在網際網路上“刷屏”。

淅瀝春雨中，正在陜西秦巴山區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面帶微笑，向正在勞動的茶農們走來。在他身旁，是陜西省委書記、安康市委書記、平利縣委書記、蔣家坪村黨支部書記。

遠山如黛，茶園如畫。從黨的總書記到基層黨支部書記，人們看到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紮根泥土、一心為民的質樸情懷，也看到中國共産黨組織優勢和制度優勢所在。

時光回溯至5年前。

2015年11月，北京京西賓館。被外界稱為“史上最高規格”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這裡舉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

會上，22個中西部省（區、市）主要負責人，在脫貧攻堅責任書上鄭重簽下自己的名字。這些肩負脫貧攻堅重任的“一把手”們，向黨中央立下了“軍令狀”。

軍中無戲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軍令狀不是隨便立的，我們説到就要做到。”

省裏向中央立“軍令狀”，地市向省、縣向地市也要立下“軍令狀”，壓力層層傳導、責任層層壓實。

安徽金寨縣花石鄉大灣村的村民在茶産業扶貧基地裏採茶（2020年4月17日攝）。 新華社記者 劉軍喜 攝

這次會議召開後約半年，2016年6月3日，地處大別山區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縣召開了一次縣領導幹部會議，會上宣佈上級決定，潘東旭同志不再擔任縣委書記。此前，他已任六安市委副書記。

讓大家沒想到的是，12天后，潘東旭同志又回來了——職務還是六安市委副書記、金寨縣委書記。

原來，就在一個多月前，習近平總書記到金寨縣考察，明確提出：“打好扶貧攻堅戰，要採取穩定脫貧措施，建立長效扶貧機制，把扶貧工作鍥而不捨抓下去。”潘東旭同志“離任”又“返崗”，正是總書記親自作出的指示。

“得來點兒真的，貧困縣的縣委書記、縣長要穩在那兒，把責任擔到底，不脫貧‘不能走’，一個蘿蔔一個坑，出水才見兩腿泥。”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沒有這一條，誰都能拍拍屁股就走，那就變成流水宴、流水席了。”

這是河北省張北縣德勝村光伏電站（2020年1月3日攝，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

2017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冒著嚴寒，來到河北省張北縣德勝村看望慰問困難群眾。在村民徐海成家，縣委書記郝富國指著德勝村第一書記蘇會彬向總書記彙報：“這是省裏派來的第一書記，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引進光伏扶貧項目、打井修路、聯繫科研院校開展農技培訓、加強基層黨建。”

“我們的目標是‘不脫貧、不脫鉤’。”蘇會彬接著向總書記彙報，他2016年2月份到村裏擔任第一書記，每個月都要在村裏幹上20多天。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習近平總書記説，脫貧攻堅的火車頭就是黨支部。派扶貧工作隊、第一書記，這些舉措都有了，關鍵是要夯實，發揮實效。第一書記要真扶貧，撲下身子在這裡幹。

蘇會彬記下了這些話。

“深度貧困是堅中之堅，打這樣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這是總書記始終堅持的觀點。

他多次指出，要把夯實農村基層黨組織同脫貧攻堅有機結合起來，注重選派一批思想好、作風正、能力強的優秀年輕幹部和高校畢業生到貧困村工作。

對於第一書記如何開展工作，習近平總書記也常常給他們支招：要真正沉下去，撲下身子到村裏幹，同群眾一起幹，不能蜻蜓點水，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不能神龍見首不見尾。

貧困地區幹部工作辛苦，總書記看在眼裏、記在心上。

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他暖心地問候第一書記。在人民日報社，他視頻連線人民日報派駐河北省灤平縣于營村第一書記，了解工作情況，並向全國所有扶貧駐村第一書記致意。

“要關心、關愛、關注他們，努力為他們的工作生活排憂解難，各方面素質好、條件具備的要提拔使用，激勵他們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努力工作。”習近平總書記説。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提出：“脫貧攻堅期內貧困縣縣級領導班子要保持穩定，對表現優秀、符合條件的可以就地提級。”

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關懷指導下，自2015年以來，全國累計選派第一書記45.9萬人，現在崗23萬人，實現了建檔立卡貧困村和黨組織軟弱渙散村全覆蓋，被群眾譽為“黨派來的好幹部”“脫貧致富的領路人”。

（六）

路的故事——“那真是披荊斬棘、跋山涉水”

“中國減貧之路的特別之處何在？”

2019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聯合國駐華系統協調員羅世禮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探尋答案，只有回溯走過的路。

50年前，陜西梁家河的黃土地上溝壑縱橫，習近平同志親眼目睹百姓艱難、體會群眾疾苦。

“知青剛去時，還有些糧食供應，後來要靠自己勞動，跟老百姓一樣，就挺緊張的了。”多年後習近平同志仍記得，當地老百姓常説：“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春耕時，家家戶戶都把僅有的糧食留給種地的壯勞力，婆姨帶著孩子出去討飯。

“剛開始，知青腦子裏都是概念化的東西，覺得要飯的都是不好的……後來，我們自己落到快去要飯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就主動幫著出去要飯的人開路條、開介紹信。那會兒，這些現象讓我們心裏大為觸動，感覺農民怎麼這麼苦啊。”

幾十年後，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主席訪問美國，在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對全世界坦陳了自己當年質樸的心願：“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讓鄉親們飽餐一頓肉，並且經常吃上肉。”

正是走過這樣艱難的路，向貧困開戰的決心才會如此堅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自己所説：“回顧中國幾十年來減貧事業的歷程，我有著深刻的切身體會。”

在中國共産黨人“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的錚錚誓言中，千千萬萬個“梁家河”舊貌換新顏——“修起了柏油路，鄉親們住上了磚瓦房，用上了網際網路，老人們享有基本養老，村民們有醫療保險，孩子們可以接受良好教育，當然吃肉已經不成問題”。

習近平的扶貧故事 這是福建省壽寧縣下黨鄉新貌（2017年9月26日攝）。 新華社記者 魏培全 攝

福建壽寧縣下黨鄉的山路，見證了一段動人的往事。

30年前，下黨的山路蜿蜒崎嶇，習近平同志著手探索帶領群眾擺脫貧困的道路。

“那個地方，由於過於偏僻難行，上面的幹部很少去。地委書記我是第一個去的。”習近平同志時常回憶起當年的場景，“那真是披荊斬棘、跋山涉水。鄉黨委書記拿著柴刀在前面砍，我們每個人拿個竹竿，沿著河邊走，他説這樣走近一點。”

當地百姓自發來到路上，每隔上兩三里就擺上一桶一桶用土藥材做的清涼湯，讓習近平同志一行消暑。

合作社社員在福建省壽寧縣下黨鄉下黨村採茶（2020年4月9日攝）。 新華社記者 林善傳 攝

“雖然很累，但我很感動。”習近平同志深情地説，“那樣一個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記你幾代。現在他們還會説，當年習書記到過下黨鄉。馮夢龍在壽寧當過知縣，上任時路上走了半年。我們要學習這種精神，為官都想當舒服官，那還不如封建時代的士大夫呢。”

今天，千千萬萬名第一書記、駐村幹部正堅守在最貧困的地方，進村入戶、一人一策，找準“病根”，拔掉“窮根”。

“懸崖村”搬新家的村民在山下公路邊合影留念（5月12日攝）。 新華社記者 江宏景 攝

兩年前，四川大涼山的山路崎嶇險峻，習近平總書記不遠千里去到那裏，給那裏的彝族群眾帶去關懷和希望。

開門是懸崖，背後為絕壁——大涼山深處，阿土列爾村人祖祖輩輩對“路”的形象認知，是從一道道絕壁、一道道天塹開始的。

西元前130年，漢朝使節唐蒙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意欲修建西南夷道而“不成”。夷道艱險，難於登天。這裡的村民們用木棒和藤條在最險要的地方編成藤梯，這些“天梯”就是他們抗爭命運的唯一齣路和希望。

“看著村民們的出行狀態，感到很揪心。”2017年全國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談到有關涼山州“懸崖村”的電視新聞報道時，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在了解到當地建了新的鐵梯後，總書記的心裏“稍稍松了一些”。藏在雲端的“懸崖村”辦起旅遊，招攬客人；憂心忡忡的父母，從此不再為兒女的上學路擔驚受怕。

“懸崖村”村民沿著鋼梯下山，準備搬進新家（5月13日攝）。 新華社記者 江宏景 攝

廣袤的中華大地上，脫貧攻堅為億萬人民打通奮鬥之路——

“我們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貧困地區呈現出新的發展局面。特色産業不斷壯大，産業扶貧、電商扶貧、光伏扶貧、旅遊扶貧等較快發展，貧困地區經濟活力和發展後勁明顯增強。”

此刻，脫貧攻堅決戰決勝，奮力衝刺時不我待。

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果耶鎮勒阿村駐村第一書記張金利（右）和村民一起修建入村道路的護坡（2020年4月22日攝）。 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我多次講，脫貧攻堅戰不是輕輕鬆鬆一衝鋒就能打贏的，從決定性成就到全面勝利，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依然艱巨，決不能鬆勁懈怠。”面對剩餘脫貧攻堅任務艱巨、新冠肺炎疫情帶來新的挑戰、鞏固脫貧成果難度很大等現實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清醒冷靜、沉著應對。

從初到梁家河的知識青年，到為國為民夙夜在公的人民領袖，習近平同志走過坡急溝深的盤山路、走過覆滿冰雪的鄉村路、走過滾滾麥浪間的田野小道……風雨兼程、一往無前。

今天，他正帶領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上闊步前行。（記者趙承、霍小光、張曉松、侯雪靜、林暉、施雨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