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推進分級診療、現代醫院管理、全民醫保、藥品供應保障、綜合監管等五項制度，把分級診療列為醫改五項制度建設之首，可見其重要性。“健康中國2030”戰略，未來15年將普及健康生活、優化健康服務、完善健康保障、建設健康環境、發展健康産業，這意味著“健康”的範圍不局限于醫療，而是全人群、全方位（從預防、診斷、治療到康復）、全生命週期（從出生到死亡）地維護人民的健康。而現在衛生資源主要集中在治療上，而且集中在三級醫院，亟需改變衛生資源配置與利用的“倒三角”格局。

構建合理的診療秩序、合理配置及利用衛生資源，可以控制衛生費用急劇上升、提升衛生資源使用效率、提高衛生服務總體品質、改善衛生服務分配的公平性與可及性。三級醫院的費用水準比基層高，如果能夠分流到下級機構，定能控制費用上漲；三級醫院應該看疑難雜症，常見病到三級醫院就診降低了資源的有效性，分級診療則可以提升資源利用效率。構建分級診療制度也是國際上通行的模式，雖然各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不一樣，但普遍都建立了以基層首診為基礎、有序轉診的分級診療制度。以美國為代表的保險契約制，參保人必須先到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就診，確有需要才能轉診；而可自由就診的保險類型，保費大大提高。以英國為代表的國民醫療保險制度，由行政制度規定首診必須要到家庭醫生那裏去，三級醫療機構除了急診外不接受門診。還有一種形式是經濟杠桿引導分級轉診，日本沒有強制轉診制度，但是在日本如果直接到三級醫院看病，將支付高額掛號費，反之逐級向上轉診則看病費用很低。

構成分級診療制度需要抓住三個核心要素。第一個要素要有分級診療服務體系（Hierarchical Care）。要具備與分級診療體系相適應的醫療服務體系，如果沒有這個體系，無從談起分級診療。各類醫療機構均應明確在分級診療體系中所處的層次、所發揮的作用及在連續型診療實踐中所承擔的具體任務。“層次”不僅指機構的縱向定級，更重要的是其在疾病處於急性期或恢復期、嚴重或一般等不同時段的診療職責，強調橫向的專業分工。第二個要素是首診制度（First-Contact, First Point of Services）。基層首診堅持群眾自願、政策引導，鼓勵常見病、多發病、診斷明確的疾病在基層首診；而超出定位和能力的疾病，則由基層提供轉診服務。建立家庭醫生首診制度，通過賦予家庭醫生更多可調配的衛生資源，充分發揮家庭醫生在初級診療、疾病甄別、合理轉診等方面的優勢。第三個要素是轉診系統（Referral System），建立“上下聯通”的轉診體系，急性期患者向上轉診，慢性期和恢復期患者向下轉診。不同醫療機構之間要建立分工協作機制，推動醫療資源合理配置，促進優質醫療資源下沉。

從近期的操作層面來講，實施分級診療要有四個重要抓手，即醫保杠桿、醫療聯合體、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和資訊化。首先，分級診療要做好醫保杠桿，到三級醫院看病和到一級醫院看病，個人支付比例、支付金額要有顯著差異，才能用經濟手段分流病人到社區去。其次，要建立醫聯體，通過聯合體內各個機構的分工合作，開展預防-診療-康復-長期護理的連續性整合型醫療服務，提高基層醫療機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服務能力，推動醫療聯合體成為服務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管理共同體。同時醫聯體的弊端要克服，如三級醫院“跑馬圈地”、醫療體“同床異夢”、“貌合神離”、“聯而不動”。再次，做實家庭醫生簽約制度。簽約後享有就醫綠色通道、延伸處方、慢病長處方等便利舉措，通過簽約獲得患者的信任，改善醫患矛盾。目前家庭醫生隊伍數量嚴重不足、水準差異很大，導致吸引力不足，要避免“簽而不約”、“為簽約而簽約”。同時，完善收付費、考核、激勵機制及醫保政策，為家庭醫生制度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最後，通過資訊化促進分級診療。加強資訊系統的建設，如建立區域性資訊平臺，二三級醫院可向基層提供遠端會診。

分級診療的要義不在於分，而在於合，分級診療體系下更需加強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的分工、協作和整合，要“放得下、接得住、接得好”。在分級診療模式下，基層機構的功能定位是“為診斷明確、病情穩定的慢性病患者、康復期患者、老年病患者、晚期腫瘤患者等提供治療、康復、護理服務”。如何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優化服務模式，如何與上級醫院協作引入資源、承擔起平臺作用，是亟需應對的問題。基層為老年人、慢性病服務為主，根據需求特徵，需進一步加強全科隊伍培養，同時對中醫醫師、社區護士、康復治療師、營養師等專業人員的培訓，建立以全科醫生為核心的多學科服務合作的整合性醫療服務；同時，基層作為多個機構協作的紐帶，通過設立長處方、優先轉診、開放部分三級醫院專家號源、上級醫院延續用藥等一系列優惠政策和服務，保證患者在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功能恢復與生活能力提高等方面上的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