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014】40年的高考回憶

發佈時間: 2017-06-06 10:26:49 | 來源: 中國網 | 作者: | 責任編輯: 趙娜

    1977年10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宣佈恢復高考。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希望之火點燃了無數人的心頭渴望。
    不一樣的年代,不一樣的故事,高考在一代代人心裏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如今,40年過去了,高考見證著中國社會的變遷。

 

 

張金華,58歲,1981年參加高考。“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時隔30餘年,張金華再次捧起高中語文課本,這首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他還能流利地朗讀。在張金華家中,至今還珍藏著數十本高中課本,甚至還有當年的高考准考證,這些他都視為珍寶。“在恢復高考後政策後的幾年,學校的教學秩序逐漸步入正軌,當年的高考大學升學率為26:1,考大學是一件非常有挑戰的事,我當年高考考了430多分,雖然離大學分數線還差很遠,但聽老師説,我在7%的升學率裏,我還是挺自豪的。”張金華説。1977年高考政策恢復的消息,對於張金華這屆考生來説,張金華一點也不比“老三屆”考生差。他説,“我現在還留著當年的課本與准考證,就是有個念想,高考對於我而言是人生難忘的一個經歷。”高考後,張金華進入技校學習兩年,隨後參加工作,為了有更好的發展,提高生活品質,張金華邊工作邊參加自學考試,兩年後,他拿下了大專文憑,後來又繼續進修本科教育。張金華説,知識能改變生活與命運,對於他們這一代人而言,有更加深刻的意義。圖片來源:千龍圖像/視覺中國

王學甫,59歲,天津薊縣人,1977年、1978年參加高考。“學習永無止境,活到老學到老。”如今59歲的王學甫每天都沉浸在詩書畫印的世界裏,享受筆墨帶來的淡雅、沁香。那時,升學率只能達到3%,每個班有50個學生,只能考上1到2個人,有的甚至全軍覆沒。“那真是百里挑一,考上大學都是天之驕子。”為了能從農村走出去,王學甫沒日沒夜的看書學習,把全國各個省市的高考試題都研究了一遍,最低能答85分。“拿到錄取通知的時候,我的內心很平靜,因為我知道自己肯定能考上。”滿分400分,王學甫考了298分,超過大學錄取分數線53分。由於沒有走讀條件,王學甫只能選擇當時最好的中專學校天津鐵路工程學院,學習橋隧專業。1980年王學甫畢業後在北京鐵路局構建場工作了15年,成了單位中最年輕的股級幹部。2008年8月1日,由王學甫擔任總工程師的京津高鐵正式通車,這也是我國首條高速鐵路。王學甫説,“雖然那個時候不知道上了大學會有什麼樣的前途,但是從來沒有後悔自己的選擇。”王學甫表示,高考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同時希望國家可以培養出更多的技術型人才,讓社會的發展更加多元化。  圖片來源:千龍圖像/視覺中國

趙乃明,59歲,高考政策恢復後,在1977、1978、1979年參加了三次高考。 “我的高考對於我的人生而言,是一種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難忘經歷”。趙乃明在恢復高考政策後參加了三次高考,最終被山東師範學院(現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錄取。1975年,在山東德州一國企子弟高中畢業之後,趙乃明下鄉插隊,半年之後,在一家地質勘探隊做了一名地質鑽探工。“那個年代,鑽探設備很落後,我們用的是蘇聯生産的笨重鑽機,工作非常辛苦。當時還有幾句順口溜,‘遠看像要飯的,近看是鑽探的’”,趙乃明回憶到。19歲當上了一名工人,他骨子裏仍是一名文學青年,經常訂閱《詩刊》《人民文學》。喜歡寫詩看書的趙乃明在工友眼中反倒成了異類,還被單位領導看作不務正業,認為他思想有問題。這讓趙乃明十分苦悶,什麼時候能離開這裡去繼續讀書呢?1977年,恢復高考的政策傳來,當時在山西太行深山工地中得知這個消息的趙乃明激動難眠。“家裏人非常支援我繼續高考,還記得,當時報名需要兩張相同的照片,父親為了幫我報名就把我和高中同學的合影剪下來,另外的一張,是我父親跑到同學家,找到同樣的照片,剪下來的,這樣才勉強幫我報了名。”從聽説恢復高考到走上考場,半個月的時間裏,趙乃明憑藉自己高中時的學習基礎看書自學,但最終首戰憾別大學。“當時,非常絕望和苦悶,我經常躺在深山的大石壁上,望著天想,我一輩子就這樣過了嗎?”,趙乃明捫心自問,並最終堅定了繼續參加高考的信念。1978年,勘探隊在山東聊城黃河邊作業,趙乃明工作中負傷,從住院到參加高考的三個月,趙乃明又期盼又害怕,期盼高考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又害怕考不上。“考語文時,打開試卷,一看作文題目,當時就懵了,作文要求時把兩三千字的文章縮寫成五六百字的短文,我從沒見過此類題目,考得不好,成績比當年大學錄取分數線差9分。”趙乃明説到。為了改變了自己的命運,讓家人揚眉吐氣,讓家人自豪。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趙乃明在1979年拿出破釜沉舟的決心再戰高考。最終自己330分的成績考入大學。回憶起拿到錄取通知書那天的場景,趙乃明仍記憶深刻,“一天中午,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發呆,我的高中同學一路小跑來給我送通知書,‘考上了,考上了,乃明,你考上了!’”趙乃明回憶到。1983年,趙乃明畢業回母校教書,一教就是9年。後來,趙乃明進入企業單位做組織、宣傳、紀檢等工作,在這其間,他跟隨單位到新疆、西藏、廣西、深圳等地修建水庫、大壩、高速公路,還曾國外工作3年半,遊歷8個國家,豐富了閱歷,開闊了視野。“高考給了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機會。”趙乃明説。圖片來源:千龍圖像/視覺中國 

魏琦,北京人,高考政策恢復後,參加1977年、1978年兩屆高考。“我還記得當時的考卷是豎版的,長長的一大卷,卷頭答題,卷尾還在桌子裏。當年的作文題是《我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當時並不理解題目,現在回想才明白題目的意義。”魏琦回憶到。魏琦,北京人,高考政策恢復後,參加了1977年、1978年兩屆高考,目前在北京聯合大學任教。經過兩年的努力,最終他以300多分的成績,考取了北京大學第一分校(現北京聯合大學),畢業後留校任職。“我是應屆生,恢復高考那年,剛好我高三,就這樣我‘碰巧’參加了第一年高考”魏琦説。回想起當年高考政策恢復前後校園的狀態,魏琦説:“77年高考制度恢復消息一齣,原來空蕩的校園一下子多了好些人,校辦工廠的員工(曾經學校的老師),他們穿著工作服站在講臺上為我們講課,補習班的教室擠得滿滿噹噹,連過道都是人,現在回想起那個場景還是滿懷激動”。圖片來源:千龍圖像/視覺中國

夏燕西,68歲,北京人,1977年參加高考。對於“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夏燕西深有體會。1967年,正在上高二的夏燕西收到了去陜西咸陽下鄉插隊的通知。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丟掉書本,拿起鋤頭,收麥子、種水稻、種白薯、起圈……五花八門的農活讓一個十幾歲的白面書生練就了一身好把式。夏燕西回憶,在農村的時候,即使沒有時間讀書,但仍有機會把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勞動中去。記得插隊幹拔棉柴的農活,棉柴不能砍也不能用手拔,而是利用一種叫做抬桿的工具去拔,“這個抬桿簡單來説就是利用物理知識中的杠桿原理,我知道其中的道理,用巧勁去操作,一天下來,工作量經常翻倍。”夏燕西笑著回憶到。1977年,夏燕西聽聞高考恢復的政策十分激動,但夏燕西十年沒碰過課本了,況且時間緊,任務重,荒廢了十餘年的課業還能重新拾起來嗎?夏燕西決定試一試。“那年代,注重生産,沒有空余時間復習,我就利用自己的倒休時間把中學課本又重新翻了一遍,十幾年不讀書了,再翻開書讀起來,真是腦袋空空,什麼都不記得了。” 夏燕西説。從早上看到後半夜兩三點,實在不行了就睡兩三個鐘頭的覺,第二天早晨起來繼續看。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奮戰,最後夏燕西高考成績考了290多分,但最終還是與大學失之交臂。雖然沒能上大學,但有知識,有文化的夏燕西在工廠裏成了重點發展對象,有了更多的空間發揮自己的知識才幹,從普通員工,到後來的穩步提幹。高考改變了夏燕西的命運,使他在工作、生活上發生了重大轉折。隨著時代的發展,夏燕西深深感到不能沒有文化,後來他又通過自己的努力參加自學考試,不斷提升自己。當年,和夏燕西一起下鄉的同班同學,後來也都陸續回城,通過高考、自考等途徑繼續上學。現在説到學生學習知識的重要性時,快到古稀之年的夏燕西有自己的理解:“我覺得高中生要根據自身體驗掌握知識,知識一定要學活,現在知識豐富很多,但道理是一樣的,學習知識一定要轉變到實踐中,要學靈活。”夏燕西説圖片來源:千龍圖像/視覺中國

 

佟廣平,58歲,北京人,1978年參加高考。佟廣平1978年參加高考,被鎮江船舶學校大學班(現改名為江蘇科技大學)錄取,學習電氣自動化專業。“1977年我作為應屆生參加了第一批高考,語文考試的那天正好是我18歲生日。”佟廣平説。雖然佟廣平高考分數線超過本科分數線20分,但還是落榜了。佟廣平堅持通過高考改變命運。1978年,佟廣平成了班中唯一一名考上大學的學生,全家人都非常高興。“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其實我並沒有很開心,因為當時沒有選擇,如果不服從分配,將意味著近幾年都很難參加高考”,佟廣平説。現在佟廣平是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的一員,主要負責船舶製造檢驗和管理。佟廣平表示,“很懷念那個富有激情和希望的年代。剛剛改革開放,人們渴望通過自己的勞動改變生活品質,社會給我們提供了擺脫貧困的機會。”談及現在的高等教育,佟廣平説:“我覺得不要讓孩子在枯燥的環境下死讀書,因為越是缺失的東西,補起來越瘋狂”,佟廣平認為健康的學習環境和勞逸結合的學習方式對於現代的學生來説是非常重要的。圖片來源:千龍圖像/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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