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富人階層不斷壯大 應提高財産稅比重[組圖]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發表題為《財稅體制改革基本思路和要點》的演講  中國網 劉穎穎 攝影

    中國網10月25日訊（記者 劉穎穎）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央廣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第十場《博弈談——中央和地方，事誰幹？錢誰出？》今天舉行。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報告會上對未來中國財稅體制的改革路徑展開深入探討。

    有關醫療、養老、教育體制改革等事關民生領域的討論成為近期社會熱點話題，但所有這些討論背後，都有一個繞不過去的核心議題，就是配套的財稅體制改革。民生話題背後，一個關鍵是中央財政如何撥款，地方財政如何配套補貼，而在這個過程中就存在博弈。

    在今天的報告會上，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發表了題為《我國現階段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的現狀》的演講，針對目前中央和地方財政的博弈情況，劉偉認為更為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經濟目前存在嚴重的結構問題，比如政府、企業、居民這三者關係中，長期以來政府財政增長速度快於GDP，GDP增長收入快於居民收入。

    劉偉説，儘管我國連續多年採取了一系列的減稅政策，但是企業的賦稅壓力並未減輕，稅收佔GDP的比重也在不斷上升，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場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的增長，而這也是我國長期以來主要依靠投資需求擴張拉動經濟的重要原因。

    對於未來改革方向，劉偉認為，應該合理控制財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而改革途徑在於，政府職能的轉變和伴隨市場化進程實施的公共財政建設，如果市場化不深入，政府職能轉變滯後，政府仍然承擔著投資主體、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民生服務等大量的社會經濟責任和職能，市場機制難以有效發揮作用，那財政收入佔GDP比重不斷上升的勢頭就不可能扭轉。與此同時，劉偉還建議，財政體制要切實轉向公共財政，以提供公共産品為主要功能，而財政決策也要從過度集權的行政決策轉向納稅人公共選擇的民主、法治決策。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發表了題為《財稅體制改革基本思路和要點》的演講。賈康介紹，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994年的10.8%逐步上升到2012年的22%，應該説仍然屬於恢復性增長。即便是按照全口徑方法統計，目前中國所有政府收入佔GDP的比重大概為30%左右，相比發達國家財政收入佔GDP約40%的標準而言並不算高，目前我國總體稅負水準仍處於合理區間。

    但賈康認為，當下我國稅制結構存在改進的空間。我國主要徵收流轉稅，即在商品的生産、流通環節進行徵稅，作為價格構成的一部分，包含在商品售價中。因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絕大多數人沒有房屋等財産，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工資，工資水準不高，人們的收入差距也不大，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非常少。所以，當時主要在生産和流通環節，向企業徵稅。但這就意味著我國商品含稅高，這會造成中低收入階層消費大眾的稅收痛苦指數高。

    賈康表示，隨著經濟的發展，富人階層不斷壯大，人們擁有的財産也在不斷積累，當初的稅制結構需要進行調整。中國需要逐漸提高財産稅等直接稅的比重，降低總體稅痛水準。以美國為例，其個稅在總稅收中佔比達80%，而中國的個稅佔比一直都沒有超過7%。要提高直接稅的比重，過程非常複雜，也會很漫長，但是需要認清方向，“十二五”期間在直接稅方面真正可以做的，是建立不動産保有環節的直接稅改革。

    對於財稅體制改革的設想，賈康認為，要構建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這需要合理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中國地方財政合理的分稅分級體制是形成中央、省級和市縣這三個層級，一條可行的路徑是，推行財政級別的扁平化，推行“省直管縣”、“鄉財縣管”，在此基礎上實現省以下實質性的分稅制度，在三級構架下，各級政府職能需進行調整，即每級政權都要有合理的事權。

    賈康強調，與事權相呼應的是財權，財權配置最關鍵的是配置稅基，即哪些稅種給中央，哪些稅種給省級，哪些給地方。賈康建議，對於工商業不發達、但資源富集的西部地區，通過啟動資源稅改革，使資源稅成為西部地區的地方支柱稅種。而東部地區，則可以通過房産稅的試點改革，探索將不動産稅打造成其支柱性的地方財源。而當省以下的分稅制度得到貫徹後，每級政府都可以構建現代意義上的預算，這個預算應該公開透明，能充分反映公眾意願。編制的預算文本，經過各級人大審批之後，成為有法律效力的執行文件，並得到嚴格執行。之後，還可以對預算執行進行績效考評，接受公眾監督，對失職官員進行問責。通過這樣的財稅體制調整，才能在1994年改革所建立的基本制度上，更合理地處理中央與地方、政府和企業這兩大基本經濟關係，使生産要素得到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