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7日晚9點50左右,長沙市解放西路太平街口,喬裝成流浪漢的記者的記者蜷縮在街頭,接到報警後,警察趕到了現場將其接進警車,隨後送至長沙市救助站。圖片來源:童迪/CFP
新聞連結>> 9日某媒體原報道:《一個記者的“恐怖救助”之旅》
2012年12月下旬,在長沙雨花區一橋下,一名流浪者凍死;今年1月3日,長沙開福區一橋下,另一名流浪者凍死。短短數天,兩起人命,他們緣何拒絕溫暖不去救助站?
記者特地走近長沙流浪者,體會他們最真實的世界。不準拘禁或者變相拘禁受助人員;不準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或者唆使他人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
2003年,孫志剛事件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推行。
24年不入 流浪者為何不願去救助站
1月6日22時,長沙解放西路人流鼎沸,欒衛東也開始忙碌起來:他身穿軍大衣、棉鞋棉褲,手拎著一個大塑膠編織袋在垃圾筒裏仔細翻揀著。這種在長沙深夜拾荒的生活,欒衛東已經過了近三年,此前他已在全國流浪了21年,下過新疆的小煤窯、進過河南的黑磚廠……2009年,他來到長沙,“長沙要暖和一點。”
三年中,志願者、警察,甚至路邊的居民都曾勸他:去救助站吧。每次他都是笑笑婉拒。“救助站最終都把人送回家,如果我能在家生活,還出來流浪做什麼?”欒衛東説,他也曾在其他城市進過救助站,但因為感覺“像犯人一樣”,就再也沒去過。
記者連續一週在長沙調查了近20名流浪者發現,儘管他們都衣衫襤褸、食不果腹,但幾乎無人願去救助站,寧願在橋洞、地下通道、工地邊、火車站等地拾荒度日。
救助站到底怎樣?本報派出記者戴鵬,以流浪者身份全程體驗。
無法接通 連續十次未打通救助電話
1月7日21點,記者與欒衛東一同站在解放西路太平街口。此時的記者,身披一件欒衛東給的破棉衣。“完全認不出來。”一旁的欒衛東説。很快, 途經市民發現了記者,撥打了長沙市天心區救助管理站的電話。
21點38分,市民撥打第一個電話時,無人接聽。此後連撥四個電話,均是佔線。第六個電話,撥通卻無人接聽,接下來四個電話,又全是通話中。十個電話後,記者仍無法取得救助。
21點44分,市民撥打110求助。
21點49分,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打來電話問明情況。
21點55分,兩名民警到達現場,認真詢問情況後,和市民一起將記者攙扶上車,直接送往位於窯嶺的長沙市救助站。
三人圍毆 死縛雙手,死摁雙腳,膝蓋頂頭部
22點30分左右,證實記者未飲酒後,長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同意提供相應的救助。
約五分鐘後,民警離開,現場氣氛驟變。
“你叫什麼?住哪?”記者抬起頭,發現救助站工作人員已是滿面寒霜。
因為改扮的是聾啞流浪者,記者未作回答。幾度詢問後,因未獲答覆,工作人員音調漸高。
這時,一名工作人員突然衝上前來,繞到記者背後,將記者雙手死死束縛。緊接著,另外兩名工作人員衝上前來,死死地摁住記者。
眼見毆打可能升級,記者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救助站不能打人的……” 一工作人員一邊説:“不打你,不打你”,一邊卻突然將記者重重地絆倒在地板上。
隨後,兩名工作人員將趴在地上的記者雙腳死死摁住,瞬間,記者無法動彈,呼吸困難。
放棄救助 “現在想走?晚了!”
“我不接受救助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被摁在地上,記者眼冒金星,感覺幾欲暈厥,無奈告饒。“現在想走?晚了!”用膝蓋頂著記者頭部的救助站工作人員出言不遜。
“按國家規定,受助者可以自願接受救助站的救助,也可以自願放棄救助站的救助,救助站不能限制接受救助的流浪者人身自由。”記者説出理由後,同樣遭拒。
最後,記者迫於無奈告訴工作人員遠在浙江老家的父親的電話,在父親與工作人員交涉要求放人後,工作人員才將記者鬆開。隨後,長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員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必須在這份表格上寫上“自願放棄救助”、簽上名字、按好手印才同意記者離開救助站。
當晚11點左右,記者離開了長沙市救助站,此時距記者走進救助站還不到40分鐘。
記者目擊 老漢手腳被捆 救助站內呼救
23點30分,本報另一路記者進入救助站接應戴鵬,卻意外發現,此時救助站大廳地上放著一副擔架,上面正躺著一名老年流浪男子。
他雙手被白色麻繩反捆在背後,繩子深深地勒進衣服裏;雙腳小腿處被膠帶綁在一起。他使勁地想坐起來,但根本無能為力,最終只能半仰著身子,向記者呼救:放開我,放開我!
途經老人身旁的記者趕緊蹲下身子,靠近他詢問為何被捆綁,老人只是拼命哀求:“你先把我放開,放開我的腳,讓我坐起來。”記者看到,他花白的頭髮、破爛的衣裳、下嘴唇處一圈血跡已經凝結成痂。當記者問他是否挨過打時,他點了點頭,眼角涌出淚水。
“我是記者,不是救助站的,沒有權力放開你!”一聽這話,老人家眼色頓時黯淡下來,再也沒有理睬記者。大約一個多小時後,這名老人不知所蹤。
記者手記 他們為什麼拒進救助站我們為什麼無法解答
一2003年3月,公民孫志剛在收容站遭暴打離世。十年後,下一場大雪來臨前,一個求助者,在長沙救助站遭遇圍毆。他是記者戴鵬。如今,“收容”早已更名“救助”。若改動的只是詞語,那蕓蕓眾生應當權衡:如果某天,我也流浪街頭……
去年歲尾,一名流浪男子凍死在雨花區橋下;1月3日,另一名流浪男子凍死在開福區橋下。“他們為什麼寧願露宿街頭,也不願去救助站?”這是最大的疑問。
如果我們是一名求助的流浪者,我們將會遇見什麼?這是採訪的起點。記者戴鵬,以一名流浪者的身份體驗救助站,在長沙下一場大雪來臨前。
我們本想替那些不願進救助站的流浪者們,體驗救助之路;我們本想看看那些溫暖的救助細節,感受溫暖之路;我們本想告訴那些迷失的人們,找到回家的路。
二 當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將戴鵬送進長沙市救助站。
沒有噓寒問暖,沒有熱飯熱茶,沒有禦寒衣被。起初是救助者皺眉品評:吸毒?醉漢?其後是冰冷拷問……或許,這只是他們的流程;或許,這只是他們的習慣;或許,還有太多的或許。
最終,在監控視頻裏,一個畫面將冰冷定格:兩名工作人員死死地摁住他的腳,一名工作人員狠狠地用膝蓋頂著他的頭部……
數分鐘後,他不堪忍受高喊:“我不要救助,我要出去!”事情由難變易,打人者收工,他離開了救助站。人民路上雪猶未融,天地依舊祥和。
這是這場體驗的黑色終點。
三
面對一身傷痕,此前的懸疑追問似乎已無需再解。流浪心酸,安睡不易。流浪,但常思家園之暖;落魄,卻有血有肉有尊嚴。不飲盜泉之水,不受嗟來之食。他們不是城市的傷疤,他們考驗城市的胸懷。
于之前湮沒無聞的被打流浪者而言,戴鵬所遭受的虐行,一拳一腳實際上都打在每個流浪者的生存權上。在他之前,誰能想像當另一名流浪者被送入此門,遇見了什麼?
孫志剛離開後,他的墓碑上刻有:“逝者已逝,眾惡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廟堂者與處江湖者,當以此為鑒,牢記生命之重,人權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無使天下善良百姓,徒為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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